傲慢的，和谦卑的经济学家
	站在诺贝尔奖金的领奖台前的经济学家，无疑是他们同行中最出类拔萃的人。在这里，他们通常要发表所谓"领奖演说"，回顾和概述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并且阐述他们赖以做出贡献的方法和信念，以至对人生、对整个宇宙的看法。经济学的流派很多，从领奖台前发出的声音也很不相同。但从不同的声音中，我们大致可以辨别出两种不同的声音。依据声音的区别，我将经济学家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傲慢的经济学家，一种叫做谦卑的经济学家。 　　所谓傲慢的经济学家，就是那种神气十足，宣称发现了颠扑不破的真理，并对精确描述经济过程充满信心的人。他们多喜欢将经济学与那些精密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相类比，并认为自己对经济理论的贡献在严格性方面与自然科学相差不多。从他们那里，经济学的后辈学子们很难不幻想，终有一天，经济学教科书中充满了像物理定律一样严密精确的经济学定律，人类会像控制人造卫星发射那样控制社会经济过程。 　　这样的志向可谓豪迈，但另一类经济学家却不以为然。这一类我称之为谦卑的经济学家们强调，人类社会有着与自然界完全不同的性质和高得多的复杂度，人类的理性在理论上不可能完全把握人类行为和经济过程的具体细节。基于这种对人类理性有限性的认识，经济学家必须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的自然演变保持敬意。在这方面说得最清楚的和最为尖刻的莫过于哈耶克了。他曾说过，"当自然科学家急于尝试将其专业思维习惯应用于考虑社会问题时，却常常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性后果。"（《个人主义和经济秩序》，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５５页）就是站在诺贝尔领奖台上，他也没有放松对他所谓的"理性万能主义"和"社会工程学"的抨击。他指出，"经济学家们未能成功地指导政策，与他们倾向于尽可能地模仿得到光辉成功的物理科学的方法有密切关系－－－在我们领域中可能导致直接的错误的一种尝试。它是一种被称为'科学的'态度的方法－－－像我在三十年前定义的那样，'这种态度按词语的真正意义而言，肯定是不科学的，因为它涉及将一种机械的和不加批判的习惯思想，应用于不同于它们在其中形成的领域的方面。'"（"似乎有知识"，《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２１９页）他警告说，"表面看来像是科学的方法，常常是最不科学的"（２２５页），并且宣称，"我宁愿要真实的但不完全的知识，即使它丢掉了许多不确定的和不能预测的事情，也不愿要貌似精确的知识，因为它可能是错误的。"（２２５页） 　　十八、九世纪以来，科学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人类在征服自然界方面的成功，使人们越来越相信理性的力量，以至产生对人类自身理性的夸张理解和盲目崇拜，将人类理性作为判别一切事物是否合理的唯一标准。从而，不少人养成了这样的思维习惯，即：凡是未经人们思考过的事物都不能认为是天然合理的，只有经理性精心设计的东西才值得信赖。在他们看来，"自然的"一词和"盲目的"、"混乱的"是一个意思。自然科学获得的巨大成功也很自然使人们考虑将其方法推而广之，应用于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多少年来，甚至到今天，许多经济学家一直隐隐怀抱着对那些"成熟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的嫉妒心，尤其当他们看到一串串数学公式时，就更为自卑。因而毫不奇怪，必然会出现将经济学"提高"到经典科学的努力。自现代经济学问世以来的二百多年，尤其是在马歇尔和洛桑学派以后，这种努力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翻一翻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可以看到，里面已经有不少数学公式、几何图形以及若干被称为定理的文字。也许诺贝尔基金自１９６８年开始设立经济学奖就是一件最有说服力的事情。它表明经济学已经被科学界接纳为其中的一员。瑞典皇家科学院称，首先获得这一荣誉的弗里希教授和丁伯根教授，是"把经济学发展为数学的和定量的科学的先行者"（第３页）。 　　这样的努力当然功不可没。但经济学在实现其科学梦的同时，也付出了过多的代价。为了建立严格的函数关系，它作了太多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假定，从而越来越失去现实感。同时也把经典科学的弊端引入了经济学，使得一些经济学家用自然科学家对待非生命的物质和非人类的生物那样的傲慢态度，对待他们的同类、以及由这些同类组成的社会。经济学用自己的理论重新审视现存的所有经济制度和现象，并对它认为"不合理"的制度和现象加以指责，用它认为更为"合理"的制度和现象加以替代。这种倾向影响了两种看来非常不同的经济学体系。一个是目前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一个是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是力图向经典科学看齐的经济学理论。为了追求简单优美的理论表达，它排除了经济生活中的一些较复杂的形态，只选择了一种纯粹的形态－－－充分竞争的市场，作为它的研究的基本制度前提；并且假定所有经济当事人、连同经济学家自己都是具有完善理性、掌握完全信息的人。结果是，它无法解释，既然市场制度如同它自己宣称的那样是如此之好，为什么还会存在诸如企业、政府和家庭等制度形式，也无法研究在这些制度框架下的人的经济行为。这导致它的一种政策倾向。它谴责那些违背市场竞争规则的经济组织，如工会和销售卡特尔等，认为它们的存在阻碍了资源的最佳配置，但又无力消除它们的存在。进而它求助于政府。例如对于垄断问题和一些外部性问题（如环境污染），新古典经济学的答案是政府管制。对于自然垄断行业，政府或者是管制其价格，或者是管制利润率；对于污染制造者，政府要课以罚金或者征税。就这样，新古典经济学似乎走到了它的反面。它一向强调市场，但在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面前，它就把目光转向政府。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有所不同。它假定人类能够完全把握经济活动的"铁的规律"，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认为所有的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善理性。在实际上，它假定有两类人，一类具有近乎完善的理性，而另一类人在理性上则等而下之。由前一类人组成中央计划当局，安排全社会的资源配置，而后一类人则执行这样的安排。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把实现人类理性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经济中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吗，请找政府。这样，社会主义传统经济理论就从理性万能主义走向政府万能主义。在强调理性的同时，它引进了合法暴力。就是说，为了实行理性，采用暴力也在所不惜。这一理论没有解释，平等的人之间何以存在理性上的差异；组成中央计划当局的人，不知是因为他们理性上的卓越才得以进入这一机关，还是因为他们身处中央计划当局，才有条件具备超出他人的理性。无论如何，这一理论将理性赋予了政府，而剥夺了其他人的理性。 　　可以看出，傲慢的经济学家和谦卑的经济学家的区别，是认识论基础的区别。前者认为人类（或其中的一些人）理性是完善的，后者强调人类理性是有限的。到底二者孰是孰非呢？不用说，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人类理性的有限性也是明显的。这表现为科学技术的每一项进步都是以大量失败为代价的，并且进步本身也是耗费时日的。西蒙的研究表明，就是记忆和思考这些基本的理性活动本身，起码是耗费时间的。直到今天，自然科学有关整个宇宙的知识也只是凤毛麟角。不过自然科学已经取得的成功使人们坚信，只要人类这样世世代代地探索下去，就一定会越来越接近有关宇宙的完善知识。然而，从自然领域转向社会领域，情况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一变化的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对象的变化。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对象是非生命的物质（如物理学）和非人类的生物（如生物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研究对象则是人类及其组成的社会。这一变化使得有限理性的概念具有更为不可愈越的含义。由于研究对象是人，所以与研究者本人具有同样的理性。不同于非生命的物质和非人类的生物，人与人之间的博弈是旗鼓相当的。当一个人面对自然界时，他所面临的变量是自然界的各种状态；而当他面对另一个人时，他所面临的变量是这个人有理性的决策。这意味着，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任何一个人的成本或收益，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行为，也取决于与之打交道的其他人的行为。因而，即使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无限发展，那么在研究者的理性能力增长的同时，研究对象的理性能力也在增长。这使得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还没有达到均衡时，不确定性大大增加。既然经济学的研究者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博弈关系，前者的理论的价值与后者的对策就有着重要关系。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对比。当一个天文学家预测出日食的时间，人们的反应是在日食的当天出来观看；当一个经济学家预测出股市的低谷时，如果人们都相信他的话，他们就会在谷底抛出股票，但这样一来，股票价格就会上升，谷底就不成其为谷底了。另一个问题是，假定两个对弈者都具有完善理性，即他们都知道对方的策略和如何战胜对方的策略，他们两人谁能赢？ 　　当然，人与人的博弈也有规则可循。无论是在市场中的交易双方，科层组织内部的上级与下级，还是经济学家与经济当事人，他们之间都可以通过多次重复的博弈达到某种均衡。这一均衡有这样一种性质，即任何一方改变策略都不会在不损害对方的利益的前提下增加自己的福利，由于对方会报复，最终会伤及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一均衡反映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因而也是一种稳定的均衡。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来，这种策略均衡就是制度。经济学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也会形成类似的均衡。但这同时意味着，掌握经济学理论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像经典科学支配自然界那样去支配其他人以至整个社会，因为若如此的话，也就不存在均衡了。 　　形成策略均衡的基础，是每个经济当事人都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是自愿的。这意味着，一个双方同意的交易，一个双方都不愿改变的策略均衡，是双方都认为自己不吃亏的交易。所谓不吃亏，就是收益起码不小于成本。而成本－收益的计算是以每个人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由于情境总在发生变化，这些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也总在变化。一个外部观察者无法"客观地"知道这些存在于他人内心和体内的函数，也无法从上一次经济活动的结果来推断下一次经济活动。只有当这些经济当事人直接参预经济活动时，这些函数才会显示出来。例如，只有在讨价还价时，一个外部观察者才会发现一个人心目中对某种特定物品的偏好；当他同意以某一价格购买某物时，我们就可以做出"这一价格起码不高于他对这一物品的效用评价"的判断；而当他不同意成交时，我们就会做出相反的判断。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具体交易活动本身带来的，如果没有这些交易活动，就不会有这些信息。布坎南说过，"潜在的参予者们只有当他们进入过程时才知道他们选择的是什么。因此，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者要知道这些选择，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当然，除非我们排除个人意志自由。"（《自由、市场与国家》，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１０６页）不仅如此，离开具体交易过程的"客观规则"，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低效率的。如果这种"客观规则"与平等的个人之间的自愿交易的结果相同，那么它就是多余的；如果不同，它必定比后者效率低。所以一旦理性需要政府强制性的推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必定带来灾难。因为我们知道，达成最佳交易的基础－－－平等和自愿本身已经被破坏了。 　　强调具体的交易，就是强调具体的时空。任何交易的达成都是以具体时空为约束条件的。而我们知道，空间不可能加总为一个点，时间也不可能加总为一瞬间。如果把交易加总，就等于抹掉了具体情境和时空特质。因此，当研究者对经济活动进行总体把握时，他已经失去了大量的信息，因为起码特定时间和特定空间本身就是信息。信息的这种局部特质性，使得哈耶克断言，某一单一头脑或科学的观察者不可能把握社会经济的全部信息，因为任何一个单个个人不可能同时处于两个以上的特定"现场"。反过来说，所谓加总的信息，并不等于所有局部信息的总和。若进一步再用这一加总的信息制定政策，用来替代各个局部的选择，必然会带来全社会的效用损失。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１９５６年以后我国大量合并和撤消零售商业和服务网点，使得每一零售点的服务人数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３７人增加到１９５７年的３３１人，到１９７８年更增加到９１４人，每人服务点的服务人数则从１９５２年的１２７７人，增加到了１９５７年的２３０９人，到１９７８年更增加到１０６４５人。文革后期以至改革初年，老百姓买东西难，吃早点难，理发难，洗澡难和入托难等等曾是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种撤、并网点的荒唐行为曾有着颇为理性的招牌：商业和服务业是不创造价值的。这种理论只管报表上产量的增长，而不管将特定的产品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送到特定的顾客手中。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起源于对经济过程的结果的观察，但它的目的是用它所总结的经济规则来替代和消灭具体的自发产生的经济过程，并且将这种作法视为人类理性的胜利。它制订价格却要取消市场交易，它安排生产却无视需求，它甚至认为人们的需求结构要由中央计划当局决定，自然形成的商业网点则被认为"不合理"。它认为只要以"理性"和"科学"的名义，就可以不计较实施的手段；它甚至认为它发现的"客观价值"比每个人心中的效用判断更为真实，它为其他人构画的蓝图比他们本人的选择更好。但是，就在它将"铁的规律"施加给社会时，它却蔑视了其他所有经济当事人的理性。尤其是，它所借以实现其抱负的载体－－－政府是以强制性为特征的，因而在许多人不赞成的情况下，"铁的规律"对他们来说就是强加的法则。在这时，"客观的"、"科学的"理性已经不那么可爱了，它已经成了让人无条件服从的"旗帜"，其结果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侵犯，理性被压抑。当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理性资源被浪费掉的时候，这个社会一定不会因此而繁荣昌盛。抛开交易过程而制定的计划价格必然是一个扭曲的体系，它给资源配置活动带来错误的信息，从而使社会承受效率低下的损失；把绝大多数经济当事人当作经济傀儡的生产和投资安排，不可能真正激发每个人的生产动力。所以，传统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一个中央计划当局把握全社会的经济信息、从而以此为依据有效安排全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设想，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那种认为如果有一个"好"的计划当局，采用更先进的计算设备，制定"科学的"计划，就能挽救传统计划经济的想法，从认识论基础上，从根上就错了。 　　人类应该有伟大的抱负，但决不能因此认为人类无所不能。对人类自己的理性抱有比较谦卑的态度，决不意味着缺乏进取精神。恰恰相反。滥用人类的聪明，将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于人类理性注定不能企及的领域，是不那么聪明的表现。这种自作聪明的作法之所以会失败，又恰恰因为，它以理性名义否定了大多数人的理性，妨碍了这些人理性的发挥。只要我们承认所有人的理性没有高下之分，人与人之间就可以通过多次重复的交往，逐渐化解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对各方都有利的稳定的行为规范，或称制度。这种规范或制度，从没有人设计这个意义上说，是自然形成的。尽管每个人通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对这个制度的形成做出了贡献，但形成什么样的制度、以及它所带来的社会结果是人们事先预见不到的，因此这些制度或规范可被视为是超乎个人理性的。谁也没有"发明"市场制度，但其将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努力转化为整个社会福利的增长的绝妙功效，使每一代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对自然形成的规范和制度保持谦卑的态度，简单借用历史造就的制度这种"社会资本"，可以在投入较少的情况下，获得可观的收益，从而是真正聪明的作法。保持谦卑的态度，也不意味着经济学家无所作为。对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均衡－－－制度以及制度变迁的把握，能够帮助人们保持对制度的明智态度，能够促使经济学家在尊重他人理性的前提下参预制度创新，也能够使一个社会更平稳地渡过制度变迁的艰难道路。 　　我无意在本文中褒贬经济学的各个流派，我相信所有那些被经济学界授予荣誉的人都是当之无愧的。令人欣慰的是，经济学中的那些致命缺陷正在被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并在进一步的理论变革中加以克服。在今天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著中，我们可以越来越多地看到诸如"有限理性"，"信息费用"和"交易费用"等字眼。其实，关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的认识，也不局限于经济学界。我想，用一个非经济学家的话来结束本文也许更少流派色彩，这个人就是生物学家库安。行为主义的创始人，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获得者洛伦兹曾为这句话激动不已，并在他的《攻击与人性》一书中加以引用："那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想到自己已经对能探究的加以探究了，然后平静地崇敬不可探究的部分。"（转引自康罗．洛伦兹：《攻击与人性》，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２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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