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聚后的回味：中日女作家哪里不一样？
	9月似乎是与日本作家相聚的时节。去年此时，北京曾隆重地迎来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今年，又有八位日本女作家---她们身后跟随着壮观的批评家、媒体记者队伍---来到北京与中国的女作家和批评家见面。9月12、13日，她们在中国社科院的学术报告厅，以话语的方式"对峙"了两天。其间发生的碰撞、交流、歧义与质疑，信息丰富，意味深长。当余音沉落之后再次梳理，发现歧义的背后其实是"文化的差异与冲突"。"文化差异"是个危险的概念，它一经使用，便会把真正的"差距"也掩盖在内，而这恰恰会使文化交流丧失真诚的意义。毕竟，"交流"最终并非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的"高明"，而是为了找寻沟通的通道，发现自身的盲区，使我们自己的文学变得相对更"高明"一些。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更愿意在中日女作家的"文化差异与冲突"中发现对方给予我们的启示，而非我们给对方的启示，我认为思考后面这个问题是日本人自己的事情。 　　1、不同的想象源泉："病理现象"与"现实焦虑" 　　翻翻新出版的"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的厚厚20卷丛书，有一个感觉：日本女作家的作品偏重"幻想性"（日本批评家原善就"日本现代女作家的幻想性"写有专著），想像力似乎更高地翱翔于现实之上；中国女作家的作品重"现实性"与"日常性"，想像力更贴近现实和日常生活本身。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日本女批评家近藤裕子指出，日本近代化完成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人"富国富民"的集体幻想彻底消解，共同体的功能彻底衰退，日本人日渐丧失生活的方向感。由于个人的几乎无禁忌的解放与独立，以及"性"的多样化，人们对旧有的道德伦理观念开始发生怀疑。随着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对地球背面的事情了如指掌，在网络中确立各种遥远的关系，而自身的现实感却越来越淡漠。由于人类越来越可以随意地延长或缩短自己的生命，于是"我"越来越虚拟化，一些年轻人出现了"自爱肥大症"，对"我是谁？我是否应当生存？"产生了根本的困惑。由于现实"缺少难度"，异性之间的情感也越来越淡化，年轻人把恋爱关系看作电脑式的可以随时"重启动"的关系。人们习惯于以直觉掌握变化，思考力严重衰退，对文学日渐淡漠。因此，发达的社会保障和高度的个人解放带来的自由无方向感，以及高科技信息社会带来的沟通的隔绝，成为日本作家所要面对的最大的精神难题。其难度不是欠发达社会缺少安全感的"物质生存"难度，而是高度的"精神存在"难度，这是日本女作家具有强烈幻想性的想像力的起点。她们在看似只写"性关系"（同性、异性）的作品里，从各个角度试图揭示日本的社会和人性问题。有人认为，日本社会的现在有可能是我们的未来，因此日本女作家的精神探索对我们有借鉴的意义。 　　相对于日本女作家想像力的幻想性，以及她们现实境遇的"个人性"与"精神性"，中国女作家作品则显现出强烈的"现实性"与"日常性"。我们既可以说中国女作家的想像力太"局限于"物质的层面，也可以说她们更"勇于承担"欠发达社会的真实现实--人们在谋求生存的道路上的争斗、苦辛，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态，他们的快乐、痛苦与渴望，都在她们的作品里有所反映。作家张抗抗认为，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中国女性经历着和日本以及西方女性路向相反的性别境遇：当日本女性为自己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作着艰苦斗争时，中国女性被强制性纳入"男女都一样"的抹平性别差异的"非性化"轨道；当日本女性为反抗男权社会赋予自己的固定形象而寻求"非性化"时，中国女性则在七八十年代为"回归女性身份"做着艰苦的努力，性活动以及女性自我赋权的"身体写作"，被视为女性价值的实现以及女性解放的重要途径。现在，中国有鲜明女性主义色彩的女作家作品终于已蔚为大观，尤其是生于"70年后"的"美女作家"已将女性身份转变为有利的写作与市场条件，另一种担忧便也随之出现：为追求"女性主义"立场而写作，为了表现自己的"女性气质"和"女性身体"而写作，会不会产生另一种"性别屏蔽意识"，而使这种女性写作与广阔的世界相隔离？基于此，张抗抗和方方都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女性应以自己深切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与人类关怀，创造出有利于自己和整个世界的文学。 　　正是因此，在这套"中日女作家大系"丛书的"中国方阵"中，除了林白和陈染是纯粹以"女性自我与女性身体"为表现对象之外，其他如残雪、王安忆、方方、张抗抗、池莉等的写作都表现出多变的社会视角和超越性别的精神立场。但其中残雪却是特例，这位以"梦呓作家"著称中外的女性，其创作境界已完全脱离日常生活的物质层面与逻辑层面，创造了一个属于她自己的独立精神王国，为了表现她所看到的黑暗地带，她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精神语法"。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女作家的作品虽然比日本女作家有更广阔的社会视野，却也多"就事论事"的"具体属性"，想像力也更多地囿于生活的物质逻辑与浅显的故事逻辑，尚未到达一种自由透明的精神境界与人性境界。探讨个中原因，张抗抗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有一种扼杀想像力的东西，中国人也被太多的现实焦虑所捆绑，社会也有太丰富的问题和现象吸引作家的目光，另外，中国的读者也喜欢看实实在在讲述生活的作品，于是从文化传统到市场都鼓励和决定了作家们写较"实"的东西。而日本传统本身有幽灵文化，社会对人的捆绑相对松弛，个人空间更大，日本女作家也多赋闲在家，能够更安静和彻底地面对自己，因此她们的想像力更自由奔放一些。 　　2、不同的文化视野："世界性"与"本土性" 　　两天的交流还有这样的印象：同是谈论对文学的理解和自己的文学道路，日本女作家更立足于历史性的纵向视野和世界性的横向视野，其思考感受的起点和认识世界的框架建立在间接的文本经验之上，阅读经验直接化作人格的底色，以后的亲历经验会不断地深化这种底色和基础。并且，她们一律采取将自我"客体化"的方法，将自我和她所关照的一切都作为同等研究和审视的对象。这与日本女作家都是在平稳的历史环境中长大，从小接受全面的文化熏陶，且受过正规高等教育有关。而中国女作家则在文化汲取和文学关怀上立足于当下和本土，其思考感受的起点以及认识世界的框架多建立在直接的亲历经验之上，并且这亲历经验已化作感受人格的底色，以后的一切阅读都只是自身亲历经验的某种补充和延伸而已。（这里只是一个大概的轮廓，个别作家的情况还有具体的区别。）并且，中国女作家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自我意识，把自我和世界分得很清楚。这是因为与会的女作家多是从大动荡的历史时期走过，童年的文化熏陶过于贫瘠单一而经历过于复杂沉重的缘故。 　　日本女作家的"世界性视野"和她们的生存条件直接相关。其中的多和田叶子、茅野裕城子和中上纪，异国的面貌不是作为偶尔的背景出现在作品中，而是多个国家的多种文明已成为她们的生活，也成为了她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源泉和思考自己本土文明的参照，成为促使她们写作的触动力。中上纪谈到每年她都要到缅甸和泰国去，"在今天这个如果手机和电脑出了故障便会陷入混乱的世界里，每当快要迷失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那个人们按照自然本来的面貌生活着的地方……在好像是和自然一起安逸地生活着的人们头上，吹着贫穷这股沉重的风。对于仅仅是作为一个旅行者的我来说，只能是一边感觉着风，一边经过那个地方而已。我没有力量，可是含着爱。"对于一个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任意来去的国家公民来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世界性的多种文明中相互比较，反思自身，这种空间的自由性会为他们的文化输入更多的活力。而对于客观上必须在本土并且直面本土的中国女作家而言，深入本土现实有助于她们写出更扎实深切的作品，但同时，如果"出去看看"只能作为极其珍稀的观光机会而存在，那么我们文化传统的自我反思和更新的可能就要小得多。 　　3、"讲格式"与"不讲格式" 　　日本歌人道浦母都子说：日本文化讲究格式，比如茶道，比如和歌，等等。的确，日本人的一切都讲究"格式"，包括衣着的格式，礼节的格式，讨论的格式，等等。因此，日本女作家可以在写好发言提纲之后发现自己又被调整了论题，就会重写一篇。她们还会从始至终一个也不少地坐在会场里，认真听中国作家的发言，认真地提问和争论。当然，也会有人睁着大眼睛问写了《伪满洲国》的迟子建：你写这部小说经过调查了吗？--一定是太讲"格式"的日本文化把那段历史知识给"格式化"了。而中国号称是文化最自由的，不讲格式的。因此，有的女作家会不管自己被分在哪个论题组，不管自己写好的发言稿是否和论题沾边，总归还是它。有的女作家也会富于个性地表现对于交流的"尴尬"，富于个性地把尽人皆知的人生常理当作哲学发现发布给大家，然后再富于个性地提前离去。在开会的第二天，上午不见了陈染，下午不见了池莉。也许我们不能指责她们不具备尊重他人的"格式"，我们只能检讨自己的文化一直太没有"格式"，检讨完之后说：唉，传统文化真是害死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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