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作者：伊姆雷·塞曼著，罗跃军编写 　　美国《马克思主义反思》杂志２０００年夏季号（总第１２卷第２期）上发表伊姆雷·塞曼对当代最著名的解构主义者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等著作中的幽灵论的评论文章---《关于幽灵问题：论德里达的幽灵观》，对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阐述作了较为全面的评论，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马克思主义面临的三种历史状况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深切关怀历史的话语，但就德里达的幽灵而言，似乎很少提及历史，他对马克思的幽灵的考察有把马克思主义降到马思主义一直在力求避免的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中间地带之危险。为了现在和将来，德里达正在尽力"拯救"马克思主义。然而，或许出于疏忽，他所描述的马克思的幽灵--德里达使它们从阴影中有效地显示出来，由于遗忘了历史的重要性，减弱了马克思主义批判锋芒的一个重要方面。 　　与德里达近来的许多著作一样，《马克思的幽灵》是对现存状况的一个反应。德里达关于幽灵力量的沉思出现在这样一个时代，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幽灵的出现是适时的，它几乎就是在最需要它的时候到来了。《马克思的幽灵》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为时已晚的整合"（中译本第１２４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而是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特殊精神，一种独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力量，这种力量由马克思主义首创，但现在它有被遗忘的危险。但是像现在这样的时代尤其需要这样一种遗产，尽管它不独属于现在。德里达将其命名为幽灵，它使我们即使处于最黑暗的时代也能够想象与现在相对应的乌托邦的存在；因此它与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一种无力的弥赛亚式的力量相似。它也复活了过早死亡的马克思，以保存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批判能力的方式来恢复马克思在现在的意义。虽然马克思死了，但他的幽灵却始终活着。 　　德里达的著作至少在三个方面对现存的历史状况做出了反应。第一种状况是政治世界从１９世纪的关注政党和国家的政治模式向以大众传播文化（德里达称其为电信传播技术设备）为条件的政治模式的根本性转变。一直关心政党的马克思主义（即过去的马克思主义）是"从根本上无法适应新的公共空间、政治生活、民主以及它们所要求的代议制（包括有议会和没有议会两种）的新条件--电信、技术、传媒（或电信传播技术）"（同上，第１４５页）。在这个世界上，充斥的是电视上的政治论争、卫星通讯、远程金融投机和互联网、航空旅行等等。为了表达自己政治上的不满而与别的同志们在公共领域集会似乎犯了一个政治上的时代错误（当然，除非采用电视播放或网上联播的方式）。所以，德里达认为需要革命性的、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征。一门新的政治学对应于一个新的政治空间：如果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继续关注当代政治学（也包括未来的政治学），它一定能够应付由电信传播技术设备所导致的政治生活的新形势。 　　第二种不利状况很明显是苏联集团解体必然结果，这一事件普遍被认为是资本主义霸权的完成和马克思主义死亡的标志。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是一个不祥预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诸多不忠实的实践失败后，马克思主义本身可能被认为遭受到了一个无法恢复的打击：现在它"只"作为一个模糊的和幽灵似的观念而存在。旧欧洲的终结和所谓"新世界秩序"的开始，对许多保守的思想家而言（如福山），预示了意识形态的终结以及对现在被完全合法化的（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秩序的重新肯定。然而，德里达指出，在这种明显的胜利中，占主导地位的话语"实际上正在努力否认从而隐瞒一个事实，即历史上从来没有、也决不会存在这样的事实：正在被庆祝幸免于难的事物（即资本主义与自由世界所有旧模式）不被视作黑暗、威胁与被威胁"（同上，第７６页）。所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振作起来：苏联集团的终结在西方招出了新的幽灵--一种"所有霸权所固有的（幽灵的）徘徊"（同上，第５３页），西方的诸多力量必须尽力驱逐这个幽灵。 　　事实上，德里达认为，令人惊奇的是，在所谓"历史的终结"时刻有创建新国际的可能性。对德里达而言，这种国际建立在幽灵瓦解所有霸权的力量的基础之上，它是一种同盟，"在对国际法的现状、国家和民族概念等进行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批判时采取一种非密谋的形式"，但不是复活一种新的政党形式（同上，第１２１页），马克思所说的徘徊在１８４７年欧洲的幽灵并没有消失；相反，德里达认为，它正在对种种新霸权主张挑战，它提出了许多不受欢迎的问题和种种令人烦恼的幻形。 　　最后，与这种明显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霸权相关的第三点是，德里达想支持的是批判性地阅读马克思原著的必要性。在《马克思的幽灵》中，他结合布朗肖特的《马克思的三种声音》和他自己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的解读说明，这种解读的可能性受到了威胁，因为１９８９年后的马克思被并入到已经建立的安全的哲学或政治经典之中。随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终结，马克思将成为西方伟大哲学家中的一员，像其他所有思想家一样，自己拥有一套特殊的和独有的命题、观念和预设。如德里达所说，"那可能发生的危险就是，有人想在对归于一类的著作不费力的评注中利用马克思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以便能使政治律令中立化，或者说至少是要抑制政治律令"（同上，第４５页）。把马克思只留给学者们去研究意味着将有忽视马克思的幽灵之危险。因为德里达指出："从来就没有一个学者真正地像学者那样认真地对待过鬼魂的问题。传统的学者不愿相信鬼魂的存在，也不愿相信可被称作幽灵性的虚幻空间的所有一切。从来就没有一个学者不相信真实的与不真实的，现实的与不现实的，有生命的与无生命的，存在与非存在（在习惯读法中就是'生存还是毁灭'）的东西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同上，第１９页，有所改动。）这些是马克思面临的第三种历史状况。 　　二、德里达的幽灵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幽灵》一书显示了一种新的"学术"形式，它相信鬼怪，注意到"幽灵性的实存空间"，允许幽灵们说话。 　　但是德里达所谈的幽灵究竟是什么？答案是它属于德里达在解构"正统"的形而上学过程中所创造的诸形象群，幽灵或许是最高的解构性形象，尽管它不是最后的形象。如同这些别的形象，幽灵以某种方式"外在于"本体论，是一种不可能之可能性，动摇所有本体论所追求的终结性（ｃｌｏｓｕｒｅ）。幽灵形象，它既缺席（不能被看见），又总是在那里（盘桓在本体的上方，不可见之可见）。 　　幽灵在马克思的文本和德里达的书中以多种外观显现，但是似乎幽灵有被遗忘之可能。我们没有真正继承马克思的遗产，而是将幽灵过度本体化，而且由此出发造出了极权主义的威胁。如果说德里达的著作有任何目的的话，那就是促使我们记住幽灵，把它们视作某种要接近的东西；不是要驱逐它们，而是思考它们的各种表现。只有当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这个最困难时代的马克思精神的继承人。 　　《马克思的幽灵》接着提到了新政治建设的必要性，提出新国际和新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这当然受到人们的欢迎，尤其是当马克思主义的未来显得非常不祥之时。 　　关于我们将做什么的问题，德里达做了回答。首先就是必须进行持续不断的批判活动，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活动。例如，我们需要以一种"深刻而且批判的方式重新阐述关于国家的种种概念"，而"如果不小心和不系统地参照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即如果不参照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种种结论，重新阐述将是不可能的"（同上，第１３２页）。马克思主义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诸多独特的关切、问题意识、洞见以及发现，但它有一个例外：现在它更关注一种马克思主义精神，"即随时准备进行自我批判"（同上，第１２４页），不做任何隐藏幽灵的事情。换言之，它是一种解构活动，不是试图消除幽灵，而是与它们保持亲近的关系。这种方式的幽灵政治学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我开始提到的三种状况中的后两种状况的救治，而且我认为就是后两种状况促使德里达做出了反应：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明显的霸权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需要一种新的、非"学者型"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保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幽灵的关心。 　　德里达的书中还提出了第三种方式的幽灵政治学；这与我上面阐述的第一种状况--电信技术设备所导致的新政治形势有关。德里达反复描述当代电信技术设备对政治的影响，并把这一影响的特征视为一种幽灵化（这是在另一意义上使用"幽灵"，接近"虚无"之意。--编者注）。世界的根本性转变正在发生：公共领域已经被幽灵化。在德里达看来，现在需要求助于马克思，因为马克思似乎是唯一能够救助我们的人，尤其在"这个世界越变越糟"的时候（同上，第１２１页）。如德里达所说，传统文本似乎没有一个讲清楚了技术和传媒对于世界政治的作用。德里达说当马克思正在书写火车和报纸对政治的影响时，他就提出，政治世界确实正在被幽灵化被虚无化，只有通过对政治幽灵在虚无化的超越性思考，才能理解当代政治。马克思写道："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犤自己犦只是用犤别的犦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版第３卷第２２页） 　　政治的幽灵化虚无化可能导致激进思维形式或者终结或者新生。但是，德里达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才是真实的可能性，即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只有现在当政治被幽灵化被虚无化时，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才开始能够发挥作用，而且一个新国际可以被创立。在所谓马克思时代结束之时，马克思才第一次正逢其时。长期以来，法兰克福学派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样把社会危险部分归因于媒体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统治。德里达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不可避免的政治的非本体化和虚无化孕育着未来，而不是摧毁未来。我们时代的弥赛亚力量仍然恰好"存活"于电信技术科学的"实际"空间中。 　　三、以马克思主义美学超越德里达的幽灵化的马克思主义 　　就德里达的幽灵们提出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它们似乎耗尽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量。德里达认为，政治已幽灵化，因而为了对这种政治变化做出反应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转变为德里达在其中所发现的幽灵。然而对我来说，为应付新政治局面，似乎并非要如此反应。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一种关于幽灵的话语，一种比较古老的话语--美学。与德里达对马克思的沉思相反，我想指出的是，我们只有通过恢复美学的"古老"话语，才能获得德里达赋予幽灵们的力量，而同时又不使一切都幽灵化，也不使批判的历史性思考受到损害。 　　当代各种艺术形式多半令人心灰意冷，它们不能充分地表现现在，不能找到让我们走出当前困境而奔向未来的道路。然而对艺术来说，谈论一些关于现在的重要事情而不是仅仅继续重申我们所处境况的困难（后者是令卢卡奇痛惜的现代主义文学所独具的特征），这已经十分困难。在我看来，美学值得保存，尤其是在一个日益被"事实"所支配的时代。重要的是要记住在一定意义上除了幽灵外，艺术决不是任何别的东西。当所有的其他反抗似乎已无法挽回地被同化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例如卢卡奇、阿多尔诺，尤其是赫伯特·马尔库塞等，的的确确反复地把能够对资本主义霸权进行最终的、本体论的挑战的希望寄于艺术之中，马尔库塞的《审美之维》在这方面是最极端的，有时它显示出想把艺术作品与任何社会历史决定割裂开来，使它们成为完全自律的倾向。他说要"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这种理性和感性不系缚于那些统治性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理性和感性"。（《审美之维》）如同幽灵一样，美学也被认为能有助于打破一个潜在的封闭霸权体系，它通过它的概念形式开辟了种种新的可能性。因此，为未来创造多种可能性的方式将是继续思考美学以及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有创造性的张力，而不是放弃美学去握住向我们召唤的德里达的幽灵之手。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美学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美学，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美学，它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努力重新思考康德所主张的美学的主体性自由。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上卷写道："只有人不顾及享受地行动着，在完全的自由里不管大自然会消极地给予他什么，这才赋予他作为一个人格的生存的存在以一绝对的价值。" 　　这不是说美学没有它自己的难题和限制。就美学而言，尤其是就审美评价"本身"的权利而言，它已经成为一个特殊阶级--资产阶级的特权，美学通过"区隔"这一形式（布尔迪厄）已经成为划分阶级的工具。 　　这已经导致一些思想家（尤其是布尔迪厄）完全放弃了美学话语。无论如何，重要的是强调没有必要使美处于超验的位置上或处于阶级权力的象征的位置上。如迈克尔·斯普林克尔所写，"在作为一种超越的认识力量的美学和作为一种历史与意识形态的社会实践的美学之间保持一种张力，直至现在的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设性的创造性的特征。"对马克思主义而言，保持这样一种辩证的张力是重要的。这种张力不仅处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位置（解放的超越性对历史的内在决定性），而且处于艺术本身的中心位置，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著作的必然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似乎德里达驱逐了这种张力。 　　幽灵保持着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缺口，是这一缺口的卫士，决不允许这一缺口闭合，因为它们知道这一闭合所带来的危险。不过，尽管德里达已经在为了现在而按照现在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并且在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所共有的激进批判之间引入一种和谐，然而对幽灵的政治潜力过于乐观将是危险的。德里达似乎认为马克思毫无疑问只沉湎于幽灵，但是这是要以牺牲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和经验的维度为代价的。然而，如果没有这一维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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