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误读
	作者：阎晶明 　　早在1925年，一位叫张定璜的人就曾这样描述过鲁迅："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笑的哭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张定璜《鲁迅先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超常冷静的人，从他在文坛上开始立足以来，就被反复地误读着，从这个角度讲，鲁迅终其一生似乎都在同各种各样的误读进行着较量，对无恶意的，他解释，对有恶意的，他驳诘。对鲁迅的为人，误读者历来太多，钱玄同是鲁迅留日时期的同窗，他也为鲁迅找到了三个特色："多疑"、"轻信"和"迁怒"。以咒骂鲁迅为已任的苏雪林，认为鲁迅是"一个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人格卑污又无耻的小人"。自称与鲁迅在北大同事多年的教授刘文典认为，"鲁迅是具有迫害狂心理的人"，"认为世界上人物都在迫害他"。多少年来，鲁迅一直被奉为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旗手，然而就在鲁迅还身处五四文坛时，他并没有完全享有这样的荣誉，对鲁迅作品，对鲁迅的言论，在当时的中国读者中已经是歧义丛生。1925年1月，鲁迅应《京华副刊》之约作答"青年必读书"，他在"附注"栏内的回答引来一场风波，"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哗然，"瞎嘴先生"要鲁迅"搬到国外去住"，柯柏森、熊以谦斥责鲁迅为"浅薄无知"的"卖国贼"。到了1928年，"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不满于"革命文学"的急功近利，引来了一阵围攻式的批判，郭沫若是这样看待鲁迅的，"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鲁迅的形象就这样被描绘得面目不清，他到底是革命者，还是守旧者？ 　　对鲁迅作品的误读更是鲁迅研究史上纠缠不清的问题。陈西滢、刘文典认为鲁迅小说的价值只在于浙东民情风俗的描写上，更多的鲁迅专家则把鲁迅小说看成是对现代中国社会与国民性、阶级和阶级斗争最有力的文学批判。有人视鲁迅杂文为杀向旧中国的匕首投枪，有人又把鲁迅的杂文写作看作是出于阴冷性格的骂人工具。这之间的评价差距岂是天壤之别可以形容。 　　在所有这些误读中，有一种误读恐怕是最致命的，它仿佛已经达到对鲁迅和鲁迅作品的集体认同，空前和高度的认识一致，然而这种认识中却充满了鲁迅最为痛恨的瞒和骗的出发点，对鲁迅形象和鲁迅作品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歪曲。这种致命误读来自于一种强大无比的意识形态力量--我指的是文革时期全国上下对鲁迅作品最为肆意的阐释。在文革十年中，和鲁迅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特别是和鲁迅有过笔墨官司的作家，早已被封杀得没有踪影，甚至被当作政治敌人进行猛烈批判和彻底否定，于是，鲁迅被神化--这种造神运动简直是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鲁迅语录"是第二种需要全民学习的"红宝书"，全国各地的大学、工厂、部队和农村，到处成立自己的"鲁迅学习小组"，这些小组的主要任务并不是认真研讨鲁迅作品，而是按照一种早已设定的条文对鲁迅作品进行任意的断章取义，低层次的作品阐释。在我搜罗到的各种"鲁迅语录"中，有"小红本"式的，也有常规样式的，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对鲁迅作品进行了政治化的"编选"，"论阶级和阶级斗争"、"论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都可以成为一个专辑。鲁迅作品真正成了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鲁迅反对尊孔复古言论选辑》可以选出十多万字的鲁迅"批孔"言论，这其中的歪曲岂止是"误读"二字可以解释。 　　我们不妨立足于"误读"的层面，来看鲁迅言论如何成为教条。一册1967年由北京石油学院"红代会"编选的鲁迅语录中，把1923年鲁迅致孙伏园一封信中的片言只语收录进来。鲁迅这几句话只是针对当时一个叫钟孟公的人而发，此人对《晨报》开展的"爱情定则"的讨论不满，呼吁停发。鲁迅却认为钟的言论太旧，劝孙伏园将讨论继续下去。编选者完全不顾这一具体的背景，把鲁迅的话当成是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来使用。这几句话是："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这里的被"揭"对象一下子变成了知识分子，成了对知识分子进行揭批的鼓动性语录。所谓"活学活用"，在鲁迅言论这里表现得再充分不过了。 　　鲁迅"言论"解释中的时代烙印，在很多情形下是故意为之，这是鲁迅研究史上一个令人悲哀的现象。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鲁迅的一篇题为《三月的租界》的杂文一时受人瞩目，这篇在已往的鲁迅研究中并不特别受关注的杂文，针对30年代批评萧军《八月的乡村》的一篇文章而写。在1976年强调这篇文章的分量，是因为鲁迅批评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化名为"狄克"的张春桥。仿佛鲁迅早已预见，张春桥在30年代就已被剥开画皮。翻开文革时期的鲁迅语录，各种杂文选本都不见收入这篇文章。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狄克"是谁，长期以来人们讳莫如深。1956年版的《鲁迅全集》中，《三月的租界》一文的注释有四条，人名注释中有"田军"、"吉须"（捷克作家），却对要害人物"狄克"只字不提。到了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狄克"与张春桥之间的关系已被注释清楚。文学史写作也同样如此，1956年版的刘绶松著《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论及了《八月的乡村》，却未谈到这个插曲，80年代初唐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这一事件已经成了评述《八月的乡村》时的内容之一。毫无疑问，狄克是张春桥，绝不是随着"四人帮"的粉碎而被发现，因为"四人帮"垮台还不到一个月的10月22日，《人民日报》就发表了署名任平的《一个地地道道的老投降派》的批判文章，紧接着又在10月31日以"鲁迅研究室大批判组"的名义，发表了题为《鲁迅痛打落水狗张春桥》的文章，中华书局还即时出版了《鲁迅批判"狄克"》的专书，上海等地的报纸也反应迅速，批判文章时有刊载。在30年代的中国文坛，在鲁迅当时的眼中，"狄克"是个不值一提的"空壳"（鲁迅语），而这个名字在1976年突然变得如此醒目，恐怕是鲁迅自己想不到的。 　　各种各样的误读构成了一部丰富繁杂的鲁迅研究史。 　　今天的文坛和学界，鲁迅仍然是一个重要话题，对鲁迅的种种描述数不胜数，对鲁迅作品的解释也时有歧见。直到昨天，我还读到严家炎先生正同袁良骏先生就《铸剑》是否武侠小说而争论不已。致命的误读也许不复出现，但在开放的风气里，更多的误读还将出现。这是鲁迅研究成为显学的原因，也是鲁迅作品魅力所在。让我们在对误读的追随和廓清中接近一个真实的鲁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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