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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视创作为生命 |
作者：张曰凯
上周末我给刘恒打电话，先是刘夫人接电话，说刘恒出去写作刚回来，接着就听到那个苍劲熟悉的声音：“老张啊，听说你住上大房子了，什么时候到府上看看呀”我说：“欢迎，我住的小区紧挨旧货市场，这是个民俗大展览，你来看看吧，或许能给你提供些创作素材。”随后，我说要去采访他。他笑道：“咱俩有十五六年的交情了，你还不熟悉我……”放下电话，脑际便浮现出刘恒的身影，瘦高的个子，从来不讲究穿着，到了２０世纪末还不习惯穿西服，年过不惑就给人以沧桑之感，下巴上也常常是层层胡茬子，大概不会招来当今小姐们的青睐。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刘恒住朝外金台路，我住东外新源里，同在一个区，相距不算远。说不定哪个晚上，他骑一辆除了铃不响各处都叮当响的自行车就来了。忘了几门几号，就在楼下大喊我的名字。进门后，掏出自带的香烟，坐下就一支接一支地吸。那时，他在《北京文学》当编辑，我在《小说选刊》“给人做嫁衣”，同行，共同语言就多。他把《伏羲伏羲》交给我，我边读边拍案叫绝。我把我写的两篇小说给他看，他逐字逐句推敲，还时有赞叹声。临了，他说：“老张，你的小说照这个路子写下去，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我当时听了这话大受感动，心想遇到了知音。
其实一发而不可收拾的不是我而是他。刘恒井喷式的创作状态，常常令我们当编辑的惊叹不已，短、中、长篇，电影、电视剧齐上阵，而且佳作迭出。电影《菊豆》的影响遍及国内外，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唱响全中国。刘恒的挚友，也是我的好友——哈尔滨的阿成说过：“刘恒简直是一把剑，他将人与外部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得非常嚣张，也颇为悲怆。说实话，现在像刘恒那样用骨头蘸着鲜血写作的人不多了。”刘恒的创作像长江水滚滚东流，究其原因就是他视创作为自己的生命。
我问过他：“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他说：“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作。”大概十几年前与文友们到郊区钓过鱼，但玩一阵也撂杆不干了。甚至文学界的活动也极少见到他的身影。我提到这些，他说：“这不是很好吗没人打扰，专心写作。”他创作《苍河白日梦》时，写到伤心处，竟然放声大哭，连夫人也陪着掉泪。作家赵大年说得好，刘恒原名刘冠军，他是“玩性不长，写劲十足”，“持之以恒，恒当冠军”。
作为一个作家，刘恒还有一双锐敏的眼睛，一个睿智的大脑。有朋友说，大雪天在大街上骑自行车，车轱辘把白雪轧成了黑泥，他灵敏地抓住生活中这个反差极大的现象，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名之曰：《黑的雪》。有一年，他妻子在中医研究院进修，拿回厚厚一本论文册，他顺手牵羊将论文册里的人员状况与他脑子里原有的素材联系起来，派定了人物的用场和活动范围，写出了反映知识分子生活的中篇小说《白涡》。他到门头沟山区采访，目睹山区农民改造荒山的事迹，就迫不及待地写出了报告文学《老卫种树》。说来说去，对于刘恒来说，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心里装的全是咱老百姓。从红水峪的农民到北京市的市民，他们的歌哭，他们的恩爱，他们的哀怨，统统装在刘恒的肚子里了。
张大民的日子过得虽然拮据，甚至常常弄到十分尴尬的地步，但名之曰“幸福生活”。刘恒的日子虽然过得俭朴，但确实有个幸福的家庭。他创作丰收结硕果，夫人张玉民是他的坚强后盾，得力的后勤部长。洗衣做饭养育儿子全部家务一人承揽，可以说撑起刘家整个天。我每次登门，刘夫人先开门，然后沏茶倒水，再然后就坐一旁听我们聊天，有时手里还干着活。虽然这个三口之家至今还住在不太宽敞的两居室里，这位名作家也还没有自己独立的书房，有一年，我领一位意大利留学生拜访刘恒，就在他那间餐厅兼客厅的餐桌旁接待外宾。但这个家庭和和美美，大概刘恒极少和夫人红脸。每次刘恒外出采访、写作，夫人总是站在阳台上挥手送别，还要叮嘱一句：“到了地儿来个电话呀！”刘恒也是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说到刘恒的俭朴，粗茶淡饭、朴素依着不必说，就说他二十多年如一日，使用蘸水钢笔爬格子，在当今大概绝无仅有。他写出这么多作品，不知捏碎了多少蘸水笔杆，不知用掉了多少蘸水笔尖，连他的手指肚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今后还要继续磨。这就是当今名作家刘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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