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卡尔曼》到声嘶力竭
	作者：李敬泽 　　1张承志新作：解不开卡尔曼情结 　　在《收获》第４期，张承志带着《卡尔曼》走进安达卢西亚，当年他在内蒙古草原上"捂着大羊皮袍子烤着牛粪火"读过这本书，根据他的自我诊断，《卡尔曼》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小说。（《近处的卡尔曼》） 　　而在《山花》第８期上，红柯写道："早年的阅读生活中，我总是把梅里美放在巴尔扎克之上。"前者"用蛮荒之地的血性和个性来反衬巴黎的苍白和无聊"。（《真正的民间精神》） 　　《卡尔曼》是梅里美的小说，异译《卡门》。它先后被两个中国作家阅读，通过他们，吉普赛女郎和巴斯克强盗与中国的草原、高原、沙漠、群山发生了联系，而且血一般确凿。于是，红柯写了长篇《西去的骑手》（《收获》第４期）和中篇《哈纳斯湖》（《钟山》第４期），我认为这是七、八月间最好的两部小说。 　　哈纳斯湖可以在地图上找到，马仲英却在我们的视野之外。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１７岁的少年横扫中国西北，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与这场风暴劈头相遇，他写了一本《马仲英逃亡记》（异译《大马的逃亡》），这是我迄今所见的关于"尕司令"的惟一翔实记录，而中国人似乎已经忘了马仲英，这位少年是"历史"之外的野孩子，他纵马狂奔，放浪莽撞，我们无法看出他的"方向"，"历史"无法说出他的"意义"，他成了无关紧要的细节，被删去、被忘记。 　　但在另外的地方，红柯为马仲英确定了一个辉煌的位置：他是耶律大石、成吉思汗、瘸子帖木儿等中亚草原英雄的最后传人，他背靠战马和马刀的时代对抗飞机和坦克的时代。《西去的骑手》如"诸神纪"，其中的人像神一样高拔、多血、自由，同时它也是"反诸神纪"，人失去神性、失去大地和天空，变得矮小、孱弱，变成卑微的奴仆。 　　所以，《西去的骑手》是"史诗"，《哈纳斯湖》则是关于迁徙和安居的"史诗"。我知道一提"史诗"就会有人掩口窃笑，在目前的文学语境中这是一个不名誉的词，但是我认为《三国》、《杨家将》是"名誉"的，《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传》是"名誉"的，而这些才是"史诗"，它们在文学的等级秩序中从未得到真诚的尊崇，它们的"史"与正史无关，那是流传于人心的秘密知识，是关于世界与生命的本质性言说。 　　----《西去的骑手》生于这偏僻之地，奔马般的语速，断然鲜明的意象，回还咏唱的结构，古风犹存的仪式性战斗，强悍、天真的人，对生命无限珍爱而又视如草木，这一切构成独特的审美世界和伦理世界，它不属于西方现代主义的小说传统，也不属于"历史"，它属于"民间"。 　　2诗人又闹不团结了 　　"民间"，这是个词语陷阱，不小心掉进去得费很大的功夫才能爬出来。第８期《山花》上，正好还有于坚的文章《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一看我就知道诗人们又闹"不团结"了，所以前边的滔滔辩驳只是满足了我的"看客"心理；到后来，于坚才撇开假想的论敌，直接说出他的"民间"："民间坚持的是常识和经验，是恒常的基本的东西。……民间并不准备改造世界，它只是一个基础。民间坚信的是世界的常态，而不是它的变态。而文学的基础也是如此。" 　　我想我大致赞同于坚的说法，虽然这种纵向划分与他在前边对诗人们的横向划分实际上不尽重合，这大概是诗学的地质学与诗坛地理学的矛盾。 　　民间的"常识和经验"迭遭践踏、扭曲。在《上海文学》第８期，王晓渔的《诗歌公社的生产美学》对１９５８年民歌运动作了简明、精当的分析，它从反面证明"民间"存于人心，是一种古老的法度、古老的记忆，当然我们也可能间歇性甚至永久性地失忆。 　　为了保存记忆，费振钟写了《失踪的民间手艺人》和《六子徐正基》，这两篇散文被列于《人民文学》第８期的《民间史》栏目。各式各样的手艺人曾在中国的乡间游荡，在不经意间，他们就永久地消失了；消失或是无可避免，但"手艺"所存续的那种劳作的自尊是否也同时消失了？而《六子徐正基》中，那位"右派"也在乡村地理图景中不断流浪，由远方的京城到乡村，再到村边的窝棚，再到连接村庄与村庄的路，绕树三匝，何枝可依？"民间"有一种"天地无情"的坚硬冷漠，它并不是精致的"历史"和"知识"的安身之处。 　　但对文学、对小说来说，"民间"打开了新的可能性。实际上，我们的小说已经受到了现代主义以降的西方文学"知识"的深度麻醉，在《西去的骑手》之前，有莫言的《檀香刑》，小说家们反出围城，奔向田野，我认为这是２００１年一个重要的文化事件。 　　3骗子和乐观主义者 　　但什么事都难一语道断，"常识"尤其如此，比如我们知道人应该"诚信"，但我们也发现骗人和被骗是生活的基本格局；今年的高考作文题就是"诚信"，我觉得这表现了出题者对"诚信"的常识性怀有疑虑，没有把握，所以要考考你。而在叶弥的短篇小说《父亲和骗子》（《收获》第４期）里，诚信和欺骗是人性中游移的、有时重叠的区域，那位老爷子热衷于抓骗子，一边抓一边痛心疾首，叹如今的骗子嚣张浮躁不如过去。骗的前提是"信"，过去的骗子肯花功夫让你信他，而现在呢，你爱信不信，反正骗定了。老爷子多么怀念那种"信"啊，那如同荒野上两只动物凭着气味结识，男人间这种兄弟般的投契让老爷子的太太大受打击。 　　叶弥是机敏的人性观察者，她在最基本的地方看出丰富的纹理，然后准确、朴素地表现。相比之下，晓航的中篇《秋天里的一帧照片》（《钟山》第４期）就因为不准确、不朴素受到了损害---最终我也没能看出那帧照片是什么意思，我觉得预想中的华丽、繁复的结构把作者自己也给搅糊涂了。 　　但这篇小说有某种令人警觉的危险气息。小说的第三部分《春》弥漫着"无耻"的多愁善感：每个人都是软弱的、善良的，但每个人都陷入了道德"休克"状态，他们无力向自己的生活提出问题，只能用情调化的审美体验暗自取代道德体验，说白了，他们给自己开了一张流行的小布尔乔亚药方，以为对着世界撒娇就能从刀锋上滑过而毫发无伤。 　　对此晓航也许还没想清楚，但他警觉着。同样警觉着的还有羊羽，《上海文学》第８期的《城市地图》一栏发表了他的《此岸·彼岸》，栏目的名字散文化，实际上却是小说。羊羽是有着最透彻的"都市感"的中国小说家之一，巨大的都市在他的小说中呈现着变化多端、如诗如梦（包括噩梦）的 　　形象。他写得太少，也许正因为少，写出来的总是精悍、充实。 　　《此岸·彼岸》中，两个男人在上海从过去漫游到现在，"城市地图"包含着引人迷失的危险，他们中的一个成为忧心忡忡的家伙，盯着前边的路，同时不断地自我审视，另一个则是冒险家、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他兴冲冲地消费此时，既不看看自己也不瞻前顾后，他决心冒险到死、"乐观"到死。 　　---我怀疑《父亲和骗子》里那些被抓住的骗子都是"乐观主义者"，我相信在不同程度上我们都是诸如此类的乐观主义者，而小说家们是忧心忡忡的家伙。 　　4杭州美女地图，被"女权"批得一塌糊涂 　　仅仅忧心忡忡是无趣的，我们热爱文学显然不是因为它无趣。小说如此，散文、随笔也如此。看了两三本专发随笔的杂志，发现这种文体似乎成了老人们发泄肝火的去处，也许他们说的都是真理、合乎正义，但干燥郁结的"真理"和"正义"很容易转化为对生活的敌意，一想到万一有幸生活于他们的"真理"世界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有一篇随笔有趣，鲍鹏山的《劳碌人生》，发表于《随笔》第４期，开宗明义就说："我们的历史就一直是睡眠不足的历史，并且睡眠不足成了道德的象征"，然后引用《诗经》，引用"头悬梁，锥刺骨"、"三更灯火五更鸡"，顺着刁钻的小角度作了一番不太认真的文化史分析。 　　"不太认真"就有趣，认真就成了写论文。鲍鹏山有时忍不住要认真一下，他说："黄河流域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们文化的辛苦特色，或为马克思朦胧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建立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的，我们不得不日夜自苦不息"，----这就弄得我也不得不认真，我认为这话说得轻率了，与工作伦理相联系的对睡眠的抑制绝非"中国特色"，其他文明比咱们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有些事也的确应该认真一下，比如《作家》发表了一篇散文《杭州美女地图》，艾晓明率学生奋起抗争：《你的凝视击伤了我的脸》（《作家》第８期），女士们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把这张"图"批得一塌糊涂。对此，我只能说"活该"，狎弄、轻薄、自命风流的"才子气"是中国文人最令人齿冷的传统，这既涉及到男性权力，也暴露着书生们可笑的"性自大"，所以诸如此类的"图"还是藏着为好。 　　话说回来，纸上文章只是冰山一角，在每日每时的电视广告里，女性形象就径直等同于物的形象。《杭州美女地图》其实是说了真话：我们的消费社会就是建立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之上。女士们的战斗正未有穷期。 　　但我也反对女性主义的"泛政治化"。韩石山在《人民文学》第８期写了一篇《朱自清和他眼里的女人》，原来骨头最硬的朱先生看见漂亮女人心里也柔软、也欢喜，这确实使"朱先生这样的忠厚长者，人格上，生活上，更丰富些，或者说更丰满些"。这种时候我就不愿意听人分辨怎么"看"才是"正确"的。 　　5走来走去的散文 　　好的散文甚少。仅看散文，你会觉得中国作家人人都"在路上"，他们全都风尘仆仆走来走去，去西部、去冰岛、去柏林，等等等等，他们在大地上写满"到此一游"。 　　游记最好写，所以也最难写好。《近处的卡尔曼》写得好，安达卢西亚在梅里美的小说中保存了上百年，在傅雷的译本中保存了几十年，然后又保存于张承志的心里，它不仅是一个地理实体，它在反复的书写、阅读、遥想、眺望中变成了多重的梦，"走近"不是从地点走向地点，而是重重的梦降临于"现场"。 　　贩卖"现场感"是游记作者的特权，他们经常误用这种权力：此时我在此地，你没来过吧？那么太好了……然后他们就打开手里或心里的那本"导游手册"，大惊小怪地告诉你：这儿的风真大、市中心那幢楼有多美多高…… 　　这是帮着人家"伪造现场"，巴黎由此就只剩下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或蓬皮杜中心，这正好是巴黎希望我们看到的，而我们的作家通常表现得像刚出道的三流警探。 　　所以我喜欢方方的《赛珍珠住过的老屋》（《作家》第８期），她去了庐山，在那里她寻找一幢破旧的老屋，她还看见赛珍珠的父亲、一位死于庐山的传教士的墓碑，就嵌在一条人们走来走去的石板道上。 　　当然，方方在写庐山别墅，这很可能是那本书中的一章，所以她的态度像游客，她所写的也不算"游记"。但是我认为，对"现场"的偏僻之处具有充分兴趣的游记才是好的，因为真正的秘密藏在那里。 　　《青年文学》第８期上，一篇散文藏在几篇散文之后，这是马叙的《冬日经历：居室和城镇》，它是这样开始的：文联办公室位于市府门口，剧院旁边。办公室门口已成停车场。十二月二十日。上午：桑塔纳、桑塔纳、奥拓、昌河。下午：桑塔纳、奥拓、昌河、昌河、哈飞。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奥迪、奥拓、桑塔纳、本田、长城皮卡。下午：长城皮卡、吉利、桑塔纳２０００。…… 　　----显而易见，有一双眼睛注视着、辨认着，它像账本一样精确、谨慎、枯燥、耐心，它就这样注视着一个人的办公室、居室、打电话、走路。事情的吊诡之处在于，我们的生活竟经不起这样的注视，表象在目光下融化，某种坚硬的本质痛楚地袒露出来。 　　这是以"流水账"清点生活的"现场"，可惜"流水账"的原则未能贯彻始终，有时作者跳出来，大叫"可耻啊！""冷啊！"我觉得马叙应该把这个惊惊乍乍的声音关掉。 　　6余华的声音与杂音 　　在《莽原》第４期上，余华回答张英的访谈时说：写《活着》时，人物不再像我以前的作品只是作为符号存在，作者代替人物发出声音。……人物有了他们自己的声音，作为作者，我只是尽量去倾听他们的声音。 　　"声音"，这个词划出了两种写作、两种小说。年轻的小说家开始时倾向于直接发出自己的声音，写作的最初冲动源于让嘈杂的世界静下来，请听"我"说。但是，至少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小说中就到处是"我"，该人称因为模棱两可而被蓄意利用："我"既是文本也是生活，既是角色也是作者自身，有时写小说的"我"甚至懒得为"我"虚构另一个身份。这里的隐秘策略是：个人生活和小说相互引证，生活小说化而小说自传化，双方弃守各自的边界和法度，而双重的"我"由此获得双倍的利益，这就相当于我们买了一盒牛奶，你却设法让我们相信我们带回家的还有那只挤奶的牛。 　　所以，我对开口就"我"的小说怀有本能的警觉，现在正好就有一篇：袁远的中篇《深呼吸》（《青年文学》第８期）。这是光滑的、欢快的小说，当然，它写的是生活中时时袭来的"呼吸不畅"，但相对于这种"痛苦"，"我"更在意的是保持"声音"的魅力，而这个声音确实有魅力，它高度自我关注，毫不掩饰对自己的喜爱，它一门心思把自己的"呼吸不畅"扩张为这个世界的"真理"。这种声音是覆盖性的，他人的话只是"我"的微弱回声，直到小说的最后，"我"才惊愕地听到了真正的杂音，发现这个世界上居然有人对"我"不肯娇惯…… 　　正是这种"杂音"拯救了这篇小说，虽然拯救得不彻底。世界的真相其实不在"我"的声音中，而在"我"的声音和他人的"声音"对话的时刻。而这个世界需要小说家，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小说家的"我"很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能够让我们倾听世界的声音，倾听众声嘈杂。 　　当然，很多小说家已经失去了倾听他人声音的能力，他只能"挺住"，艰苦卓绝地继续"我"，已到中年，再到老年，直到声嘶力竭。(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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