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羞怯
	作者：郭小聪 　　前苏联作家格罗斯曼所著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曾被誉为《战争与和平》式的作品，在众多人物形象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未出场的人物。她是一位女医生，因为犹太血统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只给儿子留下了一封诀别信。 　　二战期间，犹太民族的苦难史就像一幅悲惨的长卷。"那么长的行列，我以前从不相信，死亡会使这么多人失去生命"，但丁在地狱中的惊呼，变成了地面上的可怕现实。人竟像牲畜一样成批被驱赶，有计划地被屠杀。特别是女医生笔下那些待屠的孩子们，他们虽然也像别的孩子一样打闹，大声笑，按大人要求完成作业，可看得出来他们的内心并不快活。大家都心如明镜，他们已不可能成为未来的音乐家、教师或制鞋匠了，这个由大人、小孩构成的热气腾腾的世界，行将消失于地下。 　　二十世纪这一邪恶之极的现实，突如其来，极其恐怖，既出乎人的生活常情，也在任何一种文化成长的理性氛围之外。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在危机面前还可以认真选择"生存还是毁灭"，体验一下自我的存在。而现在，人的遭遇似乎没有任何意义了，关起来不是作为"罪犯"，被杀掉也不能算做"命运"。死亡工厂的流水线不带感情日夜开动，老人、少女、儿童的眼泪或微笑，都没有用了；无论是学者、农夫还是艺术家，都像等死的牲畜。在这种非人而巨大的暴力面前，人类以往的精神文化既无力扼止罪恶，又不能忍受罪恶，于是，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越是面临深渊。你想反抗吗？你太无足轻重。你想试图"理解"眼前的现实吗？你只会发疯。那么真得像动物一样凭本能抱头哀嚎吗？那就等于杀死自己两次。 　　毫无疑问，人已经不能用文艺复兴时的调子来谈论人的尊严了，但人又必须维护自己的尊严到死。尤其困难的是，人毕竟是渺小易毁的，而且毁灭的结局越是明显，要求于人的就越偏重于美感本身。这时真正需要的不是热血，而是内在文化精神的默默自持。因为，只有人的思想和人的精神的美，才不因手脚被捆绑而一定丧失。女医生的这封诀别信，正是隐秘而优雅地表明了这一点。 　　从行动的意义上看，女医生什么都没做，她和同胞一样引颈就戮，既没有反抗，也没有诅咒。但与众不同的，是她信中那种平静到死的注视，始终不乱方寸的评判和温情如水的悲悯，这远比临死前选择哪种姿态要难。当德军到来，女医生周围许多友善的人突然翻脸，领导把她赶出诊所，邻居来霸占她的房屋，过去总是见面问好的人，如今杀气腾腾。但是看似柔弱的女医生，却没有被这"可怖的厄运"吓倒，她在信中只是惊愕地，有些像自然科学家那样好奇地注视着人性在动乱中的种种表现。她甚至苦笑，生活中的美好和残酷有时挨得多么近。邻居家六岁的蓝眼睛小姑娘，白天还在大人唆使下把她赶出家门，晚上又跑到小屋来听她讲故事，不肯走。两个女邻居当着她的面争夺家具，最后和她告别时又泣不成声。而平时一个看上去绝非善良之辈的人，现在却冒险来帮助她。女医生叹息道，"要真正了解人是很难的"。但感人的是，对人性的洞察从来没有引向轻蔑或怨毒，她始终以平静的口吻来谈论最残酷的事。当整个世界看起来都对她不公平的时候，她却还能善待别人。在苦难中，她为人性的每一种缺陷而叹息，也更为流露出的每一点善心而感动。 　　这种深沉如海的胸怀，在她转向因将受难而似乎无可指责的犹太同胞时，表现得更让人敬畏。女医生对本民族的"温柔的母爱之情"，不是婆婆妈妈，而是反观自己，思考人性，冷静而悲悯地评判身边形形色色的难友--有"脸上带着傲岸而平静的表情"，什么东西都不带，只拿着本打开的书的年轻人；也有像鼹鼠一样偷藏食物、心存侥幸而又惊慌失措的人。被宠坏了的小姑娘照样蛮横，有身份地位的人反而容易短视。而且人的外表和内心的反差也叫人吃惊。一个男子，魁伟清秀，连西服上那颗大卫星也引人注目，却是个奸细。女医生总结道，"人抱的希望越大，就越斤斤计较，就越看重蝇头小利。……而一个人悲戚越重，生之欲望越小，那他就越豁达、善良、清高。"她觉得在普通人中蕴藏着美好的人性。出诊时老人颤抖的问候，穷人塞过来的一点食物，都使她大为感动，她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特有的口吻说，"不是我去看病人，而是相反，人民这个善良的医生在医治我的灵魂。" 　　在这最后时刻，女医生无比温柔地回顾自己的一生，向儿子诉说自己的软弱和孤独："维佳，每到夜晚，我就怕得要命，我的心紧缩起来。死亡在等待着我。我想呼唤你的救援。"可是，她明知道一两个星期后就要被处决，却仍旧每天出诊，叮嘱病人坚持用药，说"再过两三个星期就会痊愈"。她照样和孩子一起读喜欢的文学作品，上法语课，孩子的发音不正确，让她着急。她的冷静自持，越到后来就越变成了一种姿态，散发着美感。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软弱的呢！是呀，就连这些忏悔和软弱的表示本身也让人感到有某种坚强的东西在，因为它来自人的丰富而健全的内心世界。当法西斯暴力疯狂地压倒一切时，女医生的柔韧沉思的形象却静静地立起来。她感受，她思索，她表达爱，她照样以自己的内心评判一切，悲哀、沉默而不失尊严。在日常生活中，这是一种真正有教养的风度。而在无可挽回的毁灭面前，人的平静的注视，就有可能成为人世间最后的和最高贵的蔑视。法西斯杀害这样的人，真是罪恶，但它还是不能征服人心，扭曲美感。 　　在信中，女医生每每惊叹于人的"屈从于暴力，与此同时又高踞于暴力之上的灵魂"，而这"灵魂"的美感性质，似乎已在俄国诗人丘特切夫的一首诗《秋暮》中预言过。诗里说当风暴到来，毁灭注定，诗人却感到疲惫的万物中有一种"柔顺的微笑笼罩着一切"，他进一步解释说：在理性生物身上，这称作面对苦难时的崇高的羞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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