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中国之行记述
	作者：逢之 　　一哈贝马斯的迟到 　　邀请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访华，最初可以追溯到1980年。这一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一个学术代表团应邀访问德国，重点访问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并专程前往慕尼黑，拜访了时任马普学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的哈贝马斯。据哈贝马斯本人和他的弟子杜比尔（Helmut Dubiel）教授的回忆，中国的这个代表团给了他们很深的印象，并正式向哈贝马斯发出了访华的邀请。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邀请一直都停留在书面上。哈贝马斯第一次与汉语世界建立起直接的文化间性关系，是若干年以后的事情了。1996年6月，哈贝马斯应邀访问香港。可能是当时的知识准备还很不足，或是访问的调子太低，哈贝马斯的香港之行没有留下专门的演讲材料，在学术界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除了《明报月刊》曾有专文记述外，似乎再没有见到相关的报导。哈贝马斯与汉语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显然是磨合得不够理想。 　　时间很快到了二十世纪末。这中间，有许多学者代表不同的学术机构，以不同的方式不断地向哈贝马斯发出访华邀请。大概是盛情难却吧，哈贝马斯终于决定1999年4月正式访问中国。据安排，在访问中国大陆之余，还将赴台湾讲学。然而，好事多磨，哈贝马斯的访问因故被迫推迟。当时声明的理由是生病，但也有别的解释，比如，中国国内就有人认为跟他支持科索沃战争不无关系，而德国本土则有人推测是由于哈贝马斯对中国信心不足所致。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哈贝马斯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大地。尽管姗姗来迟，但终归把他和中国之间的文化间性付诸了实践。在哈贝马斯到来前夕，北京有媒体大造舆论，把他的这次中国之行与上个世纪罗素（Bertrand Russell）、杜威（John Dewey）、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中国之行相提并论，认为必将大大推动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媒体舆论虽有造势的意思，但只要想想哈贝马斯在上海和北京激起的学术热潮，也就会发现媒体舆论倒也不虚。 　　二哈贝马斯的演讲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哈贝马斯此次访华共有七场演讲，演讲地点分别为京沪两地的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演讲的题目大都是哈贝马斯从近年来出版的相关著作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有《论人权的文化间性》、《论实践理性的语用学意义、伦理意义以及道德意义》、《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以及《再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把哈贝马斯此次的演讲题目和1999年拟订的访华演讲计划两相对比，我们会发现有了一些微妙的改变，比如，去掉了有关交往行为理论的基本介绍，加强了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内容。 　　（1）首场演讲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报告厅举行，题目为"论人权的文化间性--假想的问题与现实的问题"（Der interkulturelle Diskurs ueber Menschenrechte－Vermeintliche und tatsaechliche probleme），由曹卫东翻译。《论人权的文化间性》原题为《论人权与合法化》（"Zur Legitimation durch Menschenrechte"），选自《后民族结构》（Die postnationale Konstellation）一书，本是用于志贺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毛斯（Ingeborg Maus）女士六十寿辰的。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涉及到对民主法治国家的程序性论证、西方对人权观念的自我批判、他者的人权话语（主要是所谓的"亚洲价值"问题）以及原教旨主义的挑战等。哈贝马斯的演讲选取的是后面两个部分。在哈贝马斯看来，"人权思想主要不是源于西方文明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而是源于这样一种尝试：即对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社会现代化所提出的一系列特殊挑战作出响应"。可见，哈贝马斯否定的是人权的文化语境主义，提倡的是人权的话语实践论，强调人权的普遍性在于它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由此，哈贝马斯对所谓的"亚洲价值"以及原教旨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前者是肢解了现代化的总体性，把个体主义的法律制度与社会经济现代化隔离了开来；后者则导致了共同体缺乏包容性。最后，哈贝马斯认为，东西方之间关于人权的争论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因为，通过争论，可以揭示出人权概念隐藏着的规范内涵；也就是说，通过争论，可以有助于我们寻找到人权概念的普遍性之所在。 　　需要交代一下的是，哈贝马斯在演讲中是把"中国"和"台湾"并用的，这反映了他对于中国统一问题的个人立场；此外，哈贝马斯在演讲前夕，临时还把文稿中类似于"中国正在走向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说法全部改成了"中国正在走向经济现代化"。他是到了中国后改变了自己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看法，还是别有顾虑，我们不得而知。 　　（2）"论实践理性的语用学意义、伦理意义以及道德意义"（Vom prag-matischen, ethischen und moralischen Gebrauch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是哈贝马斯在清华大学演讲的题目，由甘绍平担任翻译。该文选自《话语伦理学》（Erlaeuterungen zur Diskursethik）一书。比较起来，该文是所有演讲中最为抽象、也应当最有意义的，因而也是最难翻译的。 　　哈贝马斯认为，实践哲学主要有三个来源，即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功利主义以及康德（Immanuel Kant）的道德理论。黑格尔（G. W. F. Hegel）用他的"客观精神理论"以及"扬弃"学说，把这三个来源综合了起来。到了当代，在黑格尔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学说。一个是社群主义伦理学，它坚持了亚里士多德的善的伦理学，放弃了理性法的普遍主义；另一个就是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它从黑格尔的"承认学说"出发，从主体间性的角度重新解释了绝对命令。因而，在哈贝马斯看来，话语伦理学应当同时研究道德问题、伦理问题以及语用学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落入历史主义的误区，即避免用伦理消解道德。 　　哈贝马斯自觉他的话语伦理学是一种后黑格尔主义的综合学说，是在向康德实践哲学回归过程中对实践哲学的一次革命。遗憾的是，哈贝马斯的话语伦理学在汉语世界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按照哈贝马斯自己的思路，话语伦理学应当是他后期政治哲学的一个起点或基点，所谓"为承认而斗争"的政治，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构成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3）哈贝马斯以"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Drei normative Modelle der Demokratie）为题，分别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作了演讲，由靳希平等负责翻译。《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选自《包容他者》（Die Einbeziehung des Anderen）一书，最初收入为纪念德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费切尔（Iring Fetscher）而出版的文集《自由的机遇》（Die Chancen der Freiheit）。 　　在这篇演讲中，哈贝马斯根据公民概念、道德概念以及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对作为理想型的自由主义政治观和共和主义政治观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并提出了一种同样作为理想型的程序主义政治概念。 　　在哈贝马斯看来，自由主义也好，共和主义也好，其出发点是一致的，都是以整体与其部分的关系为基础的国家概念和社会概念，其哲学基础说到底还是主体性概念。相反，"话语民主理论提出了一种非中心化的社会概念，这种社会是和政治公共领域一起分化出来的，成为一个感知、识别和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场所"。政治系统既不是社会的顶端，也不是社会的核心，而是众多行为系统中的一个。同时，在话语民主当中，主体性哲学失去了其意义，取而代之的是主体间性概念。由此可见，哈贝马斯所谓的话语政治是一种非中心化的政治模式，它的运作核心已不再是经济系统，而是生活世界。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民主的三种规范模式》可以看作是哈贝马斯政治哲学的一篇纲领，是其话语政治的导论。目前，他所提出的话语政治（deliberative Politik）范畴在西方与自由主义以及共和主义的政治概念形成鼎足的态势，并没有广泛应用于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不同的研究领域。值得一提的还有，早在几年前，这篇文章就已经被介绍到了中国，其英译文曾刊登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上，记得主编者还曾特地撰写了篇幅不大但颇精到的引介。可惜，文章未能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兴趣，一直默默无闻。 　　（4）"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Der europaeische Nationalstaat unter dem Druck der Globalisierung）则是哈贝马斯在中央党校和复旦大学两次演讲的题目，分别由张慎和张庆熊负责翻译。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哲学范畴，与其说是哈贝马斯的论述对象，不如说是哈贝马斯的批判对象。从对欧洲民族国家历史的追述（《欧洲的民族国家》），到对民族国家与民主制度之间内在联系的发掘（《论法治国家与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哈贝马斯孜孜以求的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推动民族国家向跨民族国家的转型，如何推动现代世界进入后民族格局当中（《后民族结构》）。 　　不难看出，"全球化压力下的欧洲民族国家"讨论的重点已经不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际问题，具体就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欧洲民族国家出现了控制能力下降、决策合法性匮乏、调控和组织不力等严重问题。为了克服这些问题，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欧洲各派政治力量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政策：即新自由主义的全盘肯定政策；欧洲怀疑主义者的全盘否定政策；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为代表的左派政党所采取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以及以哈贝马斯本人为首的一批左派知识分子所主张的"世界大同主义"。 　　哈贝马斯在分析了这四种政治对策之后，着重讨论了欧盟的现状和未来。他认为，欧盟虽然已经建立起了紧密的市场网络，在经济一体化方向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尚缺少与之相配的政治调节制度以及广泛的民族团结基础。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欧盟的当务之急，或者说，欧盟最终能否取得成功，关键取决于能否创立一种全体公民都能积极参与的政治文化，形成同一的欧洲政治公共领域。而欧盟的成功与否，又直接关系到哈贝马斯等人所说的世界公民社会的前景。 　　哈贝马斯对欧洲民族国家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他的现实关怀和政治理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在思想上是一个后黑格尔主义者，在政治上则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我们不敢说他的有关主张在德国乃至欧盟的政治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但从他有关民族国家的论述与德国政府最近提出的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当中，我们是可以发现一些微妙的联系的。还要指出一点的是，哈贝马斯在论述民族国家的时候曾提到过中国，他认为，严格来讲，中国到目前为止还不是一个成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因为它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的民族认同向现代民族认同的转变，也没有解决公民资格的民主认定问题，更面临着多民族文化认同的建构问题。 　　（5）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题目为"再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Noch einmal: Zum Verhaeltnis von Theorie und Praxis），选自哈贝马斯70岁寿辰的纪念文集《真理与论证》（Wahrheit und Rechtfertigung）。 　　我们都知道，哈贝马斯早期曾有著作专论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现在再论理论与实践，既是旧话重提，更是对自身思想的一次总结。在哈贝马斯看来，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古典哲学有两种看法，一个是柏拉图的，认为理论本身最具有实践性，因为理论的教化过程集"认知"和"救赎"于一体。另一个是亚里士多德的，认为理论要想获得实践意义，就必须以实践哲学的形态出现。到了现代哲学（以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为代表），自然法理论和历史哲学对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理解又有了不同，它们用道德政治问题取代了存在的问题，用主观能力取代了客观精神，进而在自然法和大革命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断裂或错位的情况下，哈贝马斯又一次提出"哲学何为"的问题。这是对他导师阿道尔诺（Theodor W. Adorno）的一次继承，也是一次挑战。面对哲学的社会功能，阿道尔诺自己是悲观的，而哈贝马斯则充满乐观的情绪，认为哲学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布卢门贝格（Hans Blumenberg）以及阿佩尔（Karl-Otto Apel）的批判下和在后现代主义者的解构下，依然可以大有作为。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哲学的活动场域应当在于生活世界，因为生活世界构成了交往行为主体共同解决日常问题的视界。现代生活世界的分化（文化、社会和个性），向哲学提出了更高的功能要求，哲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解决生活世界某个领域的问题，而应当与生活世界建立起总体性的关系。 　　最后，哈贝马斯还讨论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地位问题。现代社会功能的分化，使得知识分子本身也出现了分化：从事专门知识研究的科学专家和专事治疗的意义传达者。哈贝马斯认为，无论是科学专家还是意义传达者，都没有很好地履行哲学的社会职责，前者关注的主要是技术问题，缺少政治和道德的关怀；后者忽视了在世界观多元化的背景下建立普遍承认的规范的重要性，因而他们都失去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资格。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那些积极投身到现代社会自我理解的公共过程中去的行为者，也就是积极投身到文化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以及民族公共领域中去的行为者。这些人不是选派出来的，而是主动表达意见，关注普遍话题，在各种不同的利益之间做到不偏不倚。换言之，"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就在于为建立国家层面和国际层面上的民主制度而努力。 　　哈贝马斯在华演讲，从人权概念讲到民主范畴，再到民族国家，最后落实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知识分子的地位），层层推进，其中贯穿着的一条主线，就是文化间性背景下的话语政治概念问题。必须承认，哈贝马斯的每一次演讲都是十分精彩的，严谨而不失幽默。尽管由于翻译水平比较悬殊，机构特征各不相同，各地演讲的效果有所差别，但总体而言，演讲都取得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由于听众太多，许多人不惜在狭长的空地上席地而坐，据说是社科院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次学术活动；在清华大学，莘莘学子们不顾劳累，东奔西走，为的只是能在变换后的报告厅里争取到一席之地，哪怕是站席也行；在北大、在中国人民大学，场面或许都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在复旦大学，相辉堂几乎爆棚。面对滚滚人流，校方无奈之下，只有动用武警维持秩序，把报告厅变成了进不得出不得的"围城"。这样的场面，这样的效应，无疑会使得哈贝马斯的来访在中国当代学术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三哈贝马斯的座谈 　　哈贝马斯访华期间，应不同机构和个人的邀请，参加了多场座谈会。我们这里选择两次座谈会着重加以介绍。一次是在北京的《读书》杂志社，另一次则是在上海的世纪出版集团。 　　《读书》杂志社的座谈会安排在2001年4月17日下午，由《读书》主编黄平主持，与会者包括：魏松、黄平、信春鹰、万俊人、秦晖、刘北成、孙歌、张博树、陈燕谷、赵汀阳、李银河、赵彬、曹卫东等。 　　在去《读书》杂志的路上，哈贝马斯曾表示，对于中国，他主要关心的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法律制度问题，也就是说，中国当代的法律制度与西方法律制度以及中国传统法律范畴之间的关系问题；再一个是中国目前的宗教问题，比如说，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少宗教信徒，他们主要信奉的是那些宗教，宗教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起到甚么样的作用；另外，他也想从学术角度了解一下法轮功的情况，因为在德国也有类似于法轮功的教派，如何对待这样的教派，在德国也是一个比较棘手的社会问题。最后就是中国知识界所谓自由派和新左派的论争情况。 　　但由于种种原因，座谈未能紧紧围绕上述问题具体展开，而是集中讨论了哈贝马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几个问题，比如，哈贝马斯与福柯（Michel Foucault）之间的争论，与罗尔斯（John Rawls）之间的争论，以及所谓的"历史学家之争"等。对于与会学者提出的这些问题，哈贝马斯分别作了细致的回答。最后，哈贝马斯还是没有忘记他所关注的问题，提出想要了解一下中国的法律制度问题以及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论情况。信春鹰和黄平分别向哈贝马斯作了介绍。有关座谈会的详细内容，已经翻译整理出来，即将发表，有兴趣者可以参阅。 　　很显然，座谈会上自由的气氛和活跃的思考，让哈贝马斯觉得有些惊讶。特别是赵汀阳给他们夫妇作的抽象素描，更是让哈贝马斯激动不已。座谈会散后，哈贝马斯在回宾馆的途中表示，座谈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如有可能，他一定会写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当然，哈贝马斯也对座谈会未能形成主题性的讨论表示出淡淡的遗憾。另外，哈贝马斯也觉得，黄平的回答有些顾虑和保守，未能把自由派和新左派的争论阐述清楚，让他觉得有些不理解。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近年来一直着力出版哈贝马斯的著作，多卷本的《哈贝马斯文集》正在陆续推出，多卷本的《哈贝马斯政论文集》也在编译之中。2001年4月25日晚，应陈昕社长的邀请，哈贝马斯到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与有关译者见面，并同在沪的一些中青年学者进行了座谈，主题为"话语政治与民族认同"。座谈由陈昕主持，参与座谈的主要有薛华、张汝伦、张庆熊、许纪霖、洪涛、孙向晨、丁云、施宏俊、曹卫东等。 　　座谈会首先由哈贝马斯作关于话语政治的主题发言。哈贝马斯指出，所谓话语政治，概括起来，就是要在自由主义政治和共和主义政治之间开创出第三条道路，即程序主义的民主模式，因为，在他看来，自由主义过于现实，而共和主义又过于理想，两者在对时代的诊断上都出现了偏失。不难看出，哈贝马斯的程序主义是一种带有综合或调和色彩的范畴，因而受到了与会学者的一些批评。由于时间关系，哈贝马斯向中国学者提出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接受现象。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和张庆熊教授分别从经验和规范的角度进行了回答。 　　事后，哈贝马斯说他觉得抱歉的是，他不该在晚餐时饮酒，因为他只有在就寝前才用酒。酒精可以让他兴奋的大脑停顿下来，帮助他进入休息状态。晚餐时的不慎，一度使他觉得非常疲惫，但中国学者认真的态度和严肃的问题，很快就把他从疲惫中解脱了出来，使他越发觉得精神，甚至有些兴奋。京沪两地学者尽管学术风格有所不同，兴趣点也不太一样，但在座谈当中显然都是"有备而来"，"所有的问题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点给了他很深的印象。 　　四哈贝马斯走了 　　2001年4月29日，哈贝马斯离华回国。哈贝马斯的到来，让二十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的学术火爆场面在中国又一次"回光返照"。但综观哈贝马斯在华的短短数日，难免让人觉得我们是热情大于理解，被动接受大于积极挑战，盲目追问多于合理商谈。 　　哈贝马斯离开后，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意味十足的花絮。比如，4月15日那天，接待方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缜密的准备，本想到首都机场举行一个较为隆重的欢迎仪式。可是，哈贝马斯大概是"来华心切"吧，或者是老天爷开玩笑，他乘坐的班机竟然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北京，让所有准备到机场迎接他的人都措手不及。最后，欢迎仪式只好临时改在北京国际饭店大厅举行，虽然粗率了一些，但还算体面，没有留下太多的尴尬和遗憾。 　　再比如，我们有许多学者可能都拿到了哈贝马斯的名片。但大家未必知道，这是哈贝马斯生平第一次有自己的名片，而且是为来华访问专门准备的。据他解释，他是汲取了到日本访问的教训。在日本访问的时候，他发现几乎所有日本学者都有自己的名片，而他不得不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给别人留地址。在准备名片的时候，哈贝马斯才发现，自己的社会声誉虽然盖世，然而社会兼职却几乎没有，可他又觉得总该给自己冠上一些头衔，左思右虑，最后他决定在自己的教授职务前面加上一个"Multi"，大有多功能的意思，倒是蛮符合他的跨学科身份的。 　　还比如，哈贝马斯在演讲时充分展示了他对德国文化历史的独特理解。記得在清華大學演講的時候，有學生問他如何評價德国浪漫派詩人荷爾德林（FriedrichH?lderlin），哈貝馬斯的回答是："荷尔德林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应当和歌德、席勒处于同样的地位。而且，荷尔德林成长的时代，正是德国民族意识形成的时期。荷尔德林的精神遗产在于，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应当从世界大同的角度，来理解和培树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 　　但是，哈贝马斯离开后，给我们留下的不应仅仅只有花絮，更应当有激发起我们讨论欲望的深层次的问题。我们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对哈贝马斯的研究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哈贝马斯与中国的文化间性关系也会因此而得以继续和深化，或走向紧张，或走向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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