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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武善增 ----对20世纪90年代文化热点的反思 纵观当代文化史,每一个时代都书写着自己的文化英雄。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革命的无产阶级战士被书写为时代的文化英雄,王成、江竹筠、杨子荣和李玉和等等,在政治挂帅的大语境下,这些形象是负载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阶级斗争观念的文化符号。到了80年代,科技知识分子又被书写为这一时代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英雄。数学家陈景润,历经政治运动的冲击和迫害仍对科学事业矢志不移;眼科大夫陆文婷,肩挑事业、家庭两副重担,生命在超负荷中运转,但她依然为社会无怨无悔地奉献着。实现四化是响彻整个80年代的时代主题,而科技知识分子作为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正好能体现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化想象中的自我定位、自我期许与自我诉求。科技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英雄的书写,洋溢着这一时代特有的精英知识分子参与构建中国现代化方案的灼人热情。 当历史进入90年代,与过去较为单一的社会文化景观相比,这一时期的现实面貌、文化境遇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80年代终结处急剧的社会动荡之后,跌入了失语状态的中国知识界又处于1993年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仓皇与茫然之中;作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绝大部分地区尚处于前现代水平的中国现实土壤上进行了横向的移植。这种文化超前与现实滞后的"时空错位"使人们在多重遮蔽中处于精神判断的迷乱之中。历史重轭之下的这一未死方生的转型时代引发的各种价值取向上大相径庭的文化热点,在社会上总对应着一个庞大群体对其产生强烈的关注和共鸣:曾经不入流的金庸小说越来越炙手可热直至被奉为经典;埋没几十年的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顾准突然成了耀眼的文化明星;电视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并由此引发了保尔和盖茨谁是当代英雄的大讨论……面对这种你未唱罢我登场的热闹非凡的文化表演,我们不禁要问:谁是被我们这个时代书写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英雄? 这种很难找到一个确定答案的多方面的提问,本身就表征了90年代特有的文化症候之所在。金庸热经历了一个由80年代的匿名到90年代的具名再走向经典化这样一个过程。1994年,金庸被有的学者列入"20世纪文学大师"之列,也在这一年,他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1999年,他又被浙江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金庸热的急剧升温昭示了中国大陆大众文化的崛起并开始居于主流文化地位。但作为消费文化的典型代表,金庸小说中俊男靓女凄迷的爱情故事,出人意外的诡秘奇突的情节,稀奇古怪的武功,性格分明的好人、坏人、怪人,都是为应合和逗引读者好奇探秘的心理而特意设置的。而这种设置在对现实的遮蔽中,用一个江湖乌托邦完成了对读者的快感愉悦和精神抚慰。王朔叫阵于金庸,主要是发乎本土大众文化败于香港流行文化的隐痛,就本质而言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并不具有异质文化碰撞的意义。事实上,王朔作为90年代初另一个层面上的文化英雄,与金庸一起,都对80年代的精英启蒙话语等进行了无情的解构和放逐。这种解构和放逐,正是支撑大众文化的后现代理论的价值取向。精英启蒙话语经过了80年代终结处的重创,又经过了90年代初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再经过后现代理论和大众文化的消解,其岌岌可危的边缘处境,决定了必须寻找一种方式,来完成自身的救赎。陈寅恪、王国维、吴宓、顾准们被重新挖掘出来,正是精英知识分子企图祭起独立精神、孤傲人格的法宝,来为自己的定位寻找历史的依据。因此,同被书写为文化英雄的陈寅恪、顾准和金庸在90年代联袂登场,这两种异质文化现象既互相对立,又各行其是,都同时受到强烈的关注,这等怪诞的文化反差,正是这个转型的时代特有的文化景观。 耐人寻味的是,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90年代最后一年的播出,在出人意料地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还引发了一场保尔·柯察金与比尔·盖茨谁是当代英雄的大讨论。这种比较与争论本身就显示了这个时代特有的复杂的文化症候。虽然电视剧中保尔的形象比原著有很大的改写,以适应90年代读者的观赏口味,乃至于有人质问是"炼钢铁还是炼爱情",但作为冷战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书写的文化英雄,他所表现的基本的政治倾向性却是不会变的。按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观念,尊崇保尔为英雄,那就应彻底否定盖茨,因为盖茨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首富,他所拥有的金元帝国--微软公司--是罪恶世界的渊薮,是应该进行诅咒和毁灭的;而如果尊崇盖茨为英雄,那就意识着将保尔视为英雄的历史已经终结。将这本应属于不同历史时空的两位人物放在同一时空进行比较和取舍,这本身就说明了90年代的中国在现实与文化上的错位对接与复杂纠结。而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盖茨的尊崇,其背后隐含的是对中国的成功人士或曰中产阶级的想象性呼唤。与这种现象性的呼唤相对应的,还有90年代末由记者安顿写的《绝对隐私》一书引发的中国文化市场的"隐私热"浪潮,那种对个人情感、私人生活和私人空间的品位、情调的自赏性沉湎与勾描,完成的是对中产阶级的隐形书写。 90年代多种文化英雄的出现,说明80年代以来一度在社会共识与自我指认的层面上获得整合的知识界开始出现深刻的裂隙和分化。历史重轭下的剧烈的时代转型,必然导致这种多元的文化景观。在90年代力图寻找一位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英雄,已成徒劳。(中国文化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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