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诗意
	作者：程鸿彬 　　关于诗人，海德格尔曾说："诗人自己站在神和民众之间"，"诗人的话语就是倾耳听得神的暗示，再把它们传给自己的民众"。在海德格尔看来，诗人就是神的信使，他通过对存在的词语命名，不断追寻超现实的梦幻世界，洞穿凡俗尘埃的遮蔽，向着神性的光辉无限敞开，从而使人类得以"诗意地栖居于这片大地。"对程光炜先生来说，从诗人到学者的独特经历，决不仅仅意味着社会角色的转变，其中更蕴含着对内心世界和现实人生的独到发现和深沉思考。对此，程先生在他的近著《雨中听枫--文坛回忆与批评》（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简称《雨》）一书中有这样一番夫子自道："在我看来，所谓诗意的事物并不是仅仅体现在语言、节奏、韵律上的，它与我们生活中的一切都无不发生某种深刻的关联。真正的诗其实不是以文字为最后形成的标志，它远比文字沉郁缠绵，也远比一般所说的写作本身能给我们长久的感动。"《雨》记录了程先生80年代中期以来十多年文学批评生涯的心路历程和研究所得，也许人们会惊讶它文类的多样性风格--严肃的学术论文与灵动的散文随笔交糅杂陈，以至很难用某种学术规范来对它进行框定。或许我们不必把概念、范畴、体系等学术规范视为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人文科学特殊的研究对象和内在品格决定了它往往与学人的生命感悟和心灵探索水乳交融，难分彼此。因此不拘一格、尽情挥洒也许更符合它的本体特性。然而，形式的随意并不等于内容的散乱。实际上，《雨》中的所有篇什均贯穿着一个中心意象，那就是：对诗意的追寻与提炼。 　　在日益迫近的全球化背景下，传统文化的迅速崩溃与对它的追怀凭吊几乎同时展开，二者构成的巨大张力，也许是世纪之交中国本土文化最令人瞩目的一道风景。鲁迅、周作人、朱光潜、郑振铎等新文化巨匠对传统文化近乎悖论式的态度，使作者陷入了沉思。在他们反传统的激烈姿态背后，更令人感其魅力的莫过于对传统文化深深的眷恋。通过解读庞培、张锐锋弥漫着"文化遗民"气息的散文，作者指出："文化似乎是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乳交融的，但其实文化的真正含义正是对今天、当下生活的否定。"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具有一种反历史的诗性品格。因此，作为文化承担者的知识分子，无论以何种方式建立自己与历史的关系，实际上对历史都构成了一种"诗情的诅咒"。而三十年代文化建设高峰的出现，似乎正是鲁迅等人悖论式的文化选择自我解构的结果。传统文化的各种承载形式也许会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剥落风化，但作为传统文化灵魂的诗意境界和人格力量却永远不会因时间流逝而黯然失色。在陈独秀、王国维、牛汉、曾卓、谢冕、陆耀东等文化名人、诗坛前辈和学界师长们身上，作者体悟到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一种强劲的生命动力和恒久的价值坐标，无声地浸润着一代又一代人志在高蹈的心灵。对传统文化的依恋，并不意味着对当下生活的规避。从俄罗斯诗人布罗茨基的苦难历程中，作者获得了某种启示--"在过去里挖掘考察的人／也许正在过去的眼前前行。" 　　90年代的诗歌在相对寂寞的语境中进行着孤独而卓有成效的探索。作为最早一批对80年代诗歌进行理论总结的诗评家，作者殷切地注视着这一"不知所终的旅行"，并不时报以意味深长的文字，使之"不惮于前驱"。《雨》还收入了作者写于8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诗评，对西方诗学理论的多方采撷，颇具玄学色彩的诗化风格，使这些文字与波澜壮阔的80年代诗歌运动形成某种意义上的同构。然而，作者也清醒地认识到：朦胧诗人所建立的仍然是囿于二元对立模式的诗学秩序，而第三代诗人尽管颠覆了朦胧诗人构筑的语言乌托邦，但同时也摧毁了诗学，这使他们"由文化反抗降为文化表演"。而90年代诗歌则是对80年代诗歌的一种反动，解构二元对立模式与重建现代诗学成为90年代诗歌的两大任务。与朦胧诗人拒绝日常生活，第三代诗人别有居心地处置日常生活相比，"90年代诗歌试图寻找的是一种既与日常生活发生'摩擦'，同时又对人的生存表示严重关注的更符合现代人复杂境遇的表达方法。"在90年代，诗歌与现实不再是单向的对抗关系，而是一种双向的对话关系。作为90年代诗歌的同路人，作者尤其重视诗歌批评对建构新的诗意世界的重要作用，"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提供的是生活的这样或那样一种标准，诗歌却展开着生活的可能"。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序言中写道："目前已经有不少部哲学史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仅仅在它们之中再加上一部。"的确，不断重复前人对于学术事业来说不啻为一场灾难，而沉溺于某种不断解构的"思想游戏"，也许会更加危险。作为多年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人，作者敏锐地觉察出建国以来文学史写作的巨大陷阱--"用不容怀疑的革命史之'果'，来随意修改、变动、删节文学现象和作家命运之'因'"。这种因果倒置、"以文证史"的写作倾向，印证了本雅明的那句名言--"历史是胜利者的清单"。作者认为，福科的话语分析理论为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某种突破或转向的契机，也就是说，文学史研究的重心将不再是某种特定的知识，而是产生这种知识的社会机制或社会条件。也许，这种全新的研究方式会为我们洞见一个更为真实的历史空间开辟道路，从而使21世纪的文学史写作不再仅仅限于数量的堆积。 　　尽管程光炜先生曾经是一位实绩斐然的诗人，但我仍被书中浓郁的学者气质所吸引。作为一名学者，似乎应该像福科说的那样，努力地去靠近真理。而在海德格尔看来，诗就是真理的自行发生。其实，诗与真原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它们共同的源头，也许就是海德格尔说的"神的暗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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