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争议中生活的作家：贾平凹
	这个人太有意思了，首先他是个作家，写出过我们大家很熟知的作品，比如说《废都》、《丑石》、《高老庄》、《白夜》、《怀念狼》等等，他又是个书画家，今年九月份会推出自己的画作，同时他还是个收藏家，天南海北地搜罗了一屋子的奇石古董。不过贾平凹自己说"我是农民"，于是乎，就在他这间像博物馆一样的工作室里面，贾平凹操着一口字正腔圆的陕南话接受了我的专访。 　　许戈辉：您看您不会讲普通话，这点我不明白了，您变成城里人也有年头了，为什么现在还乡音不改呢？ 　　贾平凹：一方面是不想说普通话，因为我觉得在西安这个环境中，它反正也不是人人都讲普通话，有的讲地方话。讲地方话它有一种和人群交流更融洽。就为这个事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我就谈…当然是开玩笑的，就是说，普通话当然是普通人讲的话，实际上由于陕西人讲普通话，在一般情况下他比较难一点，再讲吧，有时自己开头学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发笑，后来就不讲了。 　　乡音不改，或许还源于对故乡的一份执着的眷恋。在贾平凹的小说《我是农民》中，他对十九岁前的农村生活和他眼中的农民进行了大量详实的描述。在全国引了又一轮强烈反响。 　　许戈辉：按照您笔下对于农民的定义，您觉得自己算农民吗？ 　　贾平凹：当然，现在你从现象讲，肯定不是农民了。但是对于那种在农村当过农民那种感觉吧，那市场还是有的。当然农民吧，现在人来讲农民和七十年代以前讲的农民的观念它含义有些不一样…现在城里人经常批评谁或贬低谁，就是"真农民，农民意识，农民思想。"但是从农村过来的人，从农村到城市生活的人，不管他生活多长时间，他的感情，他的内心深处还是有农民那种情结在里边的。这种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把它抹掉的。 　　许戈辉：这是不是您说的农民性？ 　　贾平凹：对，它这个还不仅仅叫农民性，或者说他本性里就是那个东西，我经常把人分成类，和动物一样，你本来是哪个品种的，就应该是哪个品种的。你是一个鸡，你就不可能啃骨头，你是狗吧，你就必须去啃骨头，各个属性都不一样。当然从农村过来不一定说是他永远都是带着那种本性的，但他那种农民情结肯定是有的。 　　许戈辉：您对农民性或者是农民情结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我从您书里读出来的是一种又爱又恨的情感，我不知道我这种理解对不对？ 　　贾平凹：这种理解挺对的。我从农村走过来的，对农村的那种生活，你一提起来，比如说，对原来贫困的日子，农村那种现状确实是很憎恨它，但是从某种意义上又很留恋，对故乡又恨又爱的。就是这种复杂感情…当然我进城这么多年，一提起故乡，它必然有一种像提起自己老母亲一样的那种感情。但是回去以后，看到它还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还有一些贫困的状况，心里面也有说不出的另一种感觉。这种感情一直琢磨着自己。虽然离开农村那么长时间，我在农村一共待过十九年，长到19岁我离开老家的。你看我在城里，今年都四十、八九了，在城里生活比乡下生活长得多，但是要说起农村的感觉马上能想起好多的东西。 　　许戈辉：你的女儿能理解吗？ 　　贾平凹：本身上还是不太理解，她毕竟在乡下待的时间段。那段生活她都没有经历过，她无法想象那个时候，怎么人活着时候没有饭吃，怎么受的人欺负，她想不到，她长大的环境接触的就不是这样的东西… 　　许戈辉：我看过一篇报道，说您女儿枕头边发现有一个小纸团，捏的皱皱巴巴，打开一看，这是贾平凹以父亲的身份给女儿提意见。第一，你的房间不整理；第二，你的功课怎么怎么样了；等等，我觉得这个是你和女儿之间叫做"代沟"的东西吗？ 　　贾平凹：这个当时咱也是按大人的思维来要求孩子，老是发现孩子不懂事。后来我发现现在的孩子比大人懂的东西还多，所以你老要求那个，她就很愤怒地揉到一团就塞到哪儿去了。当然现在，我女儿现在长大了，上大学了，年纪到一定程度了，她马上就懂好多事。总的来说，相当不错的一个孩子。但当然对那种苦难，忍受苦难的那种程度还是不行的…所以有时是觉得也不知道该怎么着，有时想把孩子送到乡下去，或到那儿去打打工，但是我想每一代有每一代人的烦恼和苦难。现在更年轻的人，他也是一肚子苦难、一肚子委屈、一肚子不快乐。所以人他无法摆脱这个的。的确，每一代人都能对苦难产生情感共鸣，因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苦难。假如把人生中的苦难视为应该享受的部分。于是苦难与快乐一样，都是他创作的重要资源。 　　在贾平凹此生中，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他的父亲。父亲的苦难在他的文学当中，与他的苦乐丝丝相连。贾平凹说，父亲去世已经多年，但是一想起那些片断，自己总还是会心里发堵，甚至流下眼泪。 　　许戈辉：你再多讲讲你的父亲吧，看得出来他对您的影响很大。不过在你成长的那一阶段，恰恰是他最落难的时候，所以应该不是一个很英雄、很高大的把那样一种父亲的形象。为什么对你影响还那么大？贾平凹：我父亲在我印象中，他脾气不好，他是一个小学教师，但是教过高中，也教过初中。在我小时候记忆中，他不停地连转好多学校，就是今年教了这个学校，明年教那个学校，而且他那个脾气也不是特别好，我那个家族也是特别大的一个家族，当时在一块吃饭就二十多口人。在他这个大家庭，他的任务就是在外面挣钱，带所有孩子去上学。他到哪个学校，就把15个孩子带过去，后来调回我们县上以后，很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那个时候很快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了。我记得他当时被两个带枪的人，两个民兵把他押回来的时候，我正在地里劳动，后来别人告诉我，我就跑回来。我父亲在农村那种炕上已经躺下了，一见到我以后就大哭，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哭过，他说他把我害了，因为他知道在当时那个社会，你要是政治上不行了以后，就一辈子完了。所以从那以后，自己也没有什么更远大的理想，那不可能了。那时一切都完蛋了，就是这样。 　　然而贾平凹是幸运的，他由于在水库工地写字办报表现好，而被很偶然地推荐上了西北大学，之后就陆续有作品发表。贾平凹告诉我，有很多人拿着他刚发表的新作去找他父亲，因为老人家一定会好好的招待一番。结果他父亲那点钱，十之八九都招呼了朋友。不过，父亲对他的关心，决不仅仅是在风光无限好的时候。 　　贾平凹：我搞创作也是爱惹事的一个人，从搞创作以后，作品一直受到争议，大的，在全国性的争议，或者受过批评起码有四次。第一次争议的时候，就是当时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反自由化那个时候，是哪一年呢，当时因为自己毕竟年轻，也没经历过政治方面的一些事情。我父亲他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他就特别惊慌，来了以后就安慰我，这个时候既是遭受各种非议的时候，或者是说受到挫折的时候，我父亲就来了。 　　许戈辉：在你思想最困惑的时候。 　　贾平凹：来了以后咱们拿着酒喝酒，他啥也不说，我知道他是为啥来的。所以那一幕自己印象也特别深。 　　如果说最初面对争议的贾平凹内心充满了压力，那么如今的他面对争议则多了几分平静。今年他的每一部新作几乎都会引起争议，但是贾平凹的心境依然不同。 　　许戈辉：你写作的这条路，一直不是那么平坦的，因为你的作品不断地受到争议。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你到底对待这些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态度？你自己是不是已经炼成一个金刚不坏之身了吗？ 　　贾平凹：倒不是，在开头我年轻时候确实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它不是说像现在比较好的，当时你政治上要有问题，将来就可能影响你的创作前途了。 　　许戈辉：对，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就是他事业上的… 　　贾平凹：尤其在当时的社会，在中国前多少年。所以还是有些紧张。但是后来，经历的事情也多了，我觉得文学作品你不争议反倒不是一个…起码没有人关心，好也没人说，坏没有人，说默默无闻是很可悲的。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我来说不是谁说我好就很高兴，谁批评我就很恼火，倒不一定是那个东西。因为觉得…你看我很少介入这个，人家批评或者说我好，一般都很少介入。发表什么议论，但是一般说好的时候，能看到的尽量看一下，有好多批评意见当时你回去一时还觉得不服气，还有一些不认可它，但过一段时间你冷静下来，觉得他还是有一些道理。这里写下一些你就有意识来调整自己，来避免好多的东西。所以说好话吧，它有时能鼓励你。批评吧，有时它能提醒你好多东西，搞创作的，他心胸一定要开阔，要广大一点。这样你才能容纳吸收好多东西…要不你尽听些好话，听不得批评，或者说一争议你感到很接受不了，一个作家来讲反倒是可怕的事情。当然一部作品争议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 　　许戈辉：现在有一个规律，如果一部作品挨骂挨得很多，反倒容易畅销，你是不是希望别人多骂一骂？ 　　贾平凹：咱们不是从畅销不畅销这个角度来考虑，作为一个作家，当然是尊重读者，他对读者还有一点引导作用，还有一个改造的意义在里边。不能说你要太投合读者，它对你的创作越是不利的。但是你在创作，每个作家，如果你写的东西读者都不来看，不是为读者来写作吧，这也害怕的很。所以创作吧，有时你要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有你独特的东西，你才能长期拥有一些读者。 　　贾平凹的作品非常多，他的笔触常常十分平白，却又能够入木三分，常常十分现实，却又能够透出一种超俗的境界。 　　许戈辉：按说你是很多年都生活在基层中，写的作品大量都是反映贫民生活的。不过我发现在你的真正内心深处的思想境界里边，有一层是很出世的，就是那种佛的己经，那种禅的意境。我不知道这种东西是从哪儿来的。 　　贾平凹：我从我的老家，是在商州地区，它基本上是楚文化和黄河文化。是（两种文化）过渡的地方，过渡去，老家是在交错的地方，它里面经常就是有楚文化领袖的东西，也有关中地区黄河文化这种粗犷的东西，它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在那个地方，它那个山区，它有好多佛、道（文化），这方面的分为也特别浓厚的。所以自己也爱好这个，道教或者佛教一些东西，当然你说是教徒吧，也不可能是教徒，就是产生一些分为，我在家里摆好多佛像，或者是看好多产方面的书，尤其自己特别喜欢《道德经》这类东西。一个是从文化方面来吸收这个东西，一个是营造一种氛围吧，在家里营造一种氛围，倒不是每天都在那儿烧香磕头，都不是这种东西。 　　在这个小小的工作室里，任何人都能轻易感受到贾平凹所营造的氛围。他的收藏品摆满了屋子的每一个角落，把伏案疾书或者挥毫作画的他包围在中间，这是贾平凹的世界。 　　许戈辉：一个作家写作都有自己的独特的习惯，我不知道您有什么习惯？ 　　贾平凹：我写作时一般把房子的窗帘都拉起来，一天到晚都开着灯。有时候我开玩笑说，我那个习性跟林彪差不多，不见光。然后我也怕风…倒不是说怕光，但是怕风。一般再热的天气我都忍受，一冷就不行了。要是夏天再热一般不开空调的，除非来人开空调，自己不开空调。可不要冷气，尤其不要风扇，那个就特别难受。所以老是一个人就在这个房子关闭起来。而且写作一般我都是用稿子背面来写，从不在格子里来写。好多编辑以为我是节省稿纸给我寄来好多稿纸。我说不是… 　　许戈辉：为什么不在格子里写？ 　　贾平凹：因为在格子里写很限制，在背面我写可以自由一点，而且背面我写的字比较工整，看得也特别工整。但是到编辑部、到出版社，排版的时候又给他增加一些麻烦，就是你不能估数字，不能固定数字它就排版的时候当然不如一页多少格的那种方便。 　　许戈辉：你在写作的时候，你连格子都觉得是禁锢了你，你在生活中，你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怕禁锢的人吗？ 　　贾平凹：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我的行为如果是… 　　许戈辉：行为上给人感觉很本分。 　　贾平凹：很本分，但是在精神上我觉得自由，我愿意这样，为啥作品老引起争论，好多人觉得我大胆或者怎样，我说这倒不是说大胆，反而是觉得好象我随心所欲，我得按自己的想法来办一些事情。但是如果是集体行为，大家的事情，那我绝对守时，我是最守时的一个人。你干什么我一点儿也不离谱。一点都不特别，反正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但是创作是个人的事情，我怎么来想我怎么写，我要充分发挥我的想象力。写出来吧…你搞协作的时候，脑子里基本上没有带啥框子，只有写出来以后，出版社再删吧，你觉得哪儿不对再商量，再修改，起码我把我想写的写出来。 　　许戈辉：我们姑且现在摆脱一切的框框，我们不是说写作，而是说假设在现实生活中，你可以有任意的选择，你会给自己选择一种设计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想提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的话？ 　　贾平凹：其实我到现在就是觉得要一没有人管的（生活），你让我自由自在的。 　　许戈辉：有人管你吗？ 　　贾平凹：现在管的人多了，你要上班…然后你要负责好多的东西，你要负责，我是单位的现在是省文联的主席，当然做主席我不去，没选取以前我每天都上下班，选举以后，第二天我就不去了。好多人说"你得去一下，你要去一段时间，要慢慢退下来"，我说那退不下来了。第二天也不去了。在单位待得习惯了，出了重大事情去。但是刊物我还得监管这事情。再一个吧，你虽然不到单位，不经常坐班，但是毕竟还是局级干部的，市上开啥会还得去了，你毕竟是干部了。再一个，那社会关系网，限制你好多东西…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经常干一些自己不想干，但是又不得不干的一些事情，这个事情最头疼。而且这对身心都有害的。但是你毫无办法摆脱这些东西。 　　许戈辉：如果你真想达到一种"没人管你"的境界的话，其实你只要回乡下当农民就可以的，正只对着大自然，对着麦田。 　　贾平凹：以往当农民的时候一心向往城市，在城市的时候又想回到大自然，回到乡下去。但是由于在城市待的时间长了，真叫你回乡下去，又不习惯了。起码生活方面你就不习惯了。它的取暖问题，吃水问题，卫生问题，它一无所有问题，你又不习惯了。就像把鸟关在笼子里，整天想出去，但是把笼子一打开又飞不出去了。道理就是这样的。 　　人生似乎充满了矛盾，但也许这正是一种平衡。老实本份的贾平凹有一个奔放不羁的精神世界，写平凡世事的贾平凹写出了满天神佛的感觉，又干净又怕风的贾平凹还是得又应酬又开会，然而懂得享受苦难与欢乐的贾平凹，也早已体会过，农民与文人的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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