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对文学的未来充满希望
	记者：王蒙先生，目前的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关系的新变化，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不知你对此有何看法？ 　　王蒙：通俗文化应该有，而严肃文化更不能没有，通俗与高雅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可以流动，可以共存的。我曾经做过许多尝试，努力把小说写得有味。到现在我慢慢悟出一个道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与矛盾在于，通俗文学是有一定的套路的。你要把作品写得深刻，思想向上，又想要更多的人喜欢你的作品，那就得弄清通俗文学的基本要求，从内容、情节两个方面下功夫，你只要掌握这个套子，就能够让读者喜欢。为什么有些作家的作品没有多少人看，就是因为他们抱着一种属于两极思维的观念：「宁可没人看，我也决不写通俗文学。」你不掌握那个套路，就写不出受欢迎的作品，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另外，要写通俗的作品就得付出代价，比如我写《暗杀》，也付出了代价。但我觉得并没有失去我个人的文学品位和追求。当然，这部作品怎样，还应该由读者去评价。 　　记者：你认为现在文学作品中还需要人道主义吗？ 　　王蒙：人道主义永远是需要的。我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作家的对人道主义的理解和所做的工作都远远不够。所以，对人的尊重、关心，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与友爱，这些都是作家，也是社会和人类永远需要提倡的。就我个人来说，人道主义在我的作品中会得到反映，我相信你会看到这一点。 　　记者：关于目前文坛上比较活跃的作家们，你能谈谈吗？我随便指出几位，譬如：陆文夫、张贤亮、张承志，还有王朔、苏童那一批青年作家。 　　王蒙：我只能就个人的印象谈谈。陆文夫的短篇小说是很有趣味的，也很有蕴含，有意味。他的大多数作品风格不温不火，不急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张贤亮的作品要比前者厚重得多。特别是他那些经历的描写，心灵的挖掘，人性力量的展示，已经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至于张承志，他是个严肃的，用心灵写作的作家，我比较喜欢他的作品。对他的种种见解我无法说清哪种更好，我对外国记者曾说过，张承志是一个风格独特的作家。王朔的作品其实不光是调侃，他也有他较深的内在意义，也有深刻性。只不过这种深刻性，往往隐藏在嘻笑调侃的背后。这也说明我对他的肯定。至于苏童，我觉得他文笔优雅，感情细腻，感觉相当细致，情节描写非常老道。还有他们那一批很多青年作家都很有才气。写得很有技巧，具有非常好的形式感和文体感。但我觉得苏童的激情过重了一些。在这里强调一下：我对这些年轻作家们充满信心与希望，他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都有个性，有自己的东西。他们还在成长，还在发展，他们的生活经验，对社会的观察，对生命的体验，对历史的认识程度都在加深。我相信他们中大多数会更成熟，写得更好。再说一遍，我对他们充满了希望。对文学的未来充满希望。 　　记者：您的《红楼梦》论文集曾被称为「红学」界的一颗新星，请问您现在还写吗？ 　　王蒙：我写红楼梦论文集只是我个人对古典文学的特殊理解，活学活用。我一直是《红楼梦》的热心读者。至今没有读完，准备继续读下去。《红楼梦》是中国民族传统古典文学的一部巨著，我感觉古人和今人有些相通之处，这是个有趣的话题。当时只花了几个月。不会再写，也许以后会写别的研究论文。 　　记者：西方人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作品太沉重、痛苦，没有幽默感，您怎么认为？ 　　王蒙：我的看法相反，认为中国人很有幽默感，而且历史渊源要比西方深远。比如近代林语堂的作品，还有钱钟书的《围城》，杨绛的《洗澡》等；庄子的古代哲学著作你看了吗？那才是大幽默。你能说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没有幽默感吗？如果都按西方人的标准，可以得出中国不仅没有幽默，还可以得出没有爱情、没有欢乐、没有语法、没有逻辑、没有知识分子、没有诗人，甚至这种标准本身就是可疑的。所以我不想多评价。从古到今中国人这么多，这么苦，这么困难，而且这么挤，如果再没有幽默感，那就要闹事了。西方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我个人认为中国人是有很多很多幽默的。 　　记者：您认为自己的作品哪一部最满意，销路如何？ 　　王蒙：没有哪一部最满意，最满意的是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这才是最宝贵的。至于作品销路，自己认为还可以的《坚硬的稀粥》印数最多。最少的是短篇小说集和一些评论集，只有四千册。《红楼梦》评论集也卖得不错，要出第三版，我的作品从来就没有滞销或者畅销，介乎中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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