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时代的酷评
	作者：葛红兵 　　我不是酷评家，因为我对我的批评对象并不苛酷。 　　人们在我的头上加了很多头衔，诸如"新锐批评家"、"新生代批评家"、"新潮批评家"、"酷评家"等等，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是在什么层面上给我这些"称号"的呢？要我自己说的话，我只是喜欢读书而已，读了书之后有点感触，要发言，要要说话，如果一定要界定的话，那我选"读书的人"，或者"写作的人"。 　　我有自己的准则，对同代人比较宽容。像鲁羊、韩东、朱文、棉棉、张执浩、李洱他们，我是最早用作家论的篇幅去介绍他们的人。他们正用他们的写作缔造这个时代的文化图景，他们的缺点也是时代的内容之一。而对那些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塑造成所谓"大师"、"导师"的人，我就很苛酷。20世纪中国反封建反了近100年，仍然反不掉"圣人（主心）/皇上（主体）"的二元封建文化结构。鲁迅就是这样一个"圣人"。我反对的不是鲁迅本身，而是那种用塑造孔子的做法去塑造鲁迅的人，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还在用解经、释经的传统去诠释鲁迅。钱钟书则是另一个被神化的例子，他被认为是传统的有人格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人们津津乐道于他的博闻强记，实际上他是一个很怯懦，很无聊的"掉书袋"，对身边的不公、不义、不道之事，根本就不敢说话。 　　现在我的主要精力转向了思想随笔、身体哲学。当然，"身体哲学"这个说法有人又要大惊小怪了，不过无所谓。我关心的是身体存在的不同形态、类型，身体存在的基础行为：说话/沉默、出场/退场等。我写"悼词"（按：指《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是为了向自己道别，和自己过去的研究道别，现在我思考的是这样一些命题，"短暂者之为短暂者"，"相对者之为相对者"，"有限者之为有限者"，这和过去我研究20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研究"文学史学"完全不同。 　　对于摩罗、余杰、谢泳他们，我会用最美的语言去赞美他们，我爱他们。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非常非常伟大。他们都是有信念的人，因为信念而写作，这才是我追求的；他们也是有思想的人，因为思想而写作，所以是有境界的人。他们注定要挨骂，只有沽名钓誉、匍匐在强势之下、舔着大众屁股的人才能收获鲜花、掌声还有少女仰慕。真正热爱大众的人是不会得到任何掌声的，大众恨那些爱他们的人。 　　我是一个很虚心的人，我愿意倾听来自我的批判者的声音和唾沫。有的时候我把唾沫当成褒奖，我想："是的，这充分说明我没有听错，我的耳朵还是有用的。"我对自己的命运了如指掌，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我没有什么奢望。但我是用自己来衡量时代的人，我最近完成了一个关于我自己的书《我的N种生活》，一个思想和生活的自传，我认为这是我写得特别好的一本书，我出过5本书，但是，都没有这本好，3月份就要在北京出了，关心我的人可以看它，我将感激那些看这本书的人，因为分享我的生命体验了。在这本书中我说："我是这个时代的衡量标准。"就如在一个乞儿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上帝的怜悯、仁慈及公正，因为上帝没有抛弃他，就如在一株小草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阳光的芳香、宽厚及博大，因为阳光对万物都给予同等的爱抚，那么在我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公义、良知和知性，所以我说"我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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