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话说《中国思想史》
	作者：葛剑雄 　　■前些日子，您赴南极进行人文考察。这段时间，葛先生《中国思想史》第二卷隆重推出。当初您曾向"长江读书奖"评奖委员会推荐这本《思想史》，因此想请您谈一谈您的想法。 　　□在"长江读书奖"评奖的时候，我选了这本《中国思想史》。老实说，这本书我没有全部读完，我也并非说是完全接受，因为毕竟专业不同。那么，我为什么肯定它呢？ 　　第一，我觉得原来我们讲的思想太窄，就是我们的历史，无论是专门史也好，通史也好，反映的其实只是所谓的政治史或者说是所谓狭义的思想史。那么，他现在在这点上把思想史拓宽了，至少已经拓宽到他所讲的信仰、知识结构。当然你真正讲思想史，也还有人批评说还不够，说还有许多下层的各方面思想。这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之难。因为你说思想，当然严格讲每个人都有思想。但是我们写历史只能是有所选择，只能是反映历史的最重要的部分。就像我们写中国移民史，有人说中国还有什么移民你们没有写进去，我说我永远写不全。上海滩上这么多人搬家，都是移民，都写吗？所以我们只能写有代表性的。当然怎么叫有代表性的，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观点。所以，你若要从这些方面批评他的书，有很多，但至少有一点应该充分肯定，那就是它比以前传统的思想史大大拓宽了。 　　关于这一点，又有人说这种写法外国早就有，我说他是创新，有人说不是，说外国以及港台早就有了。的确，我也知道，葛兆光也不是凭空来的思想，他一定受到外国史学的影响。但是，问题是有这个想法和你有没有去做是两回事。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推荐这本书的，我觉得学术评价要鼓励这样的创新。不是说吸取了国际上的成果，或是受了什么启发，就不算创新。至少到目前为止，在中国有没有人系统的贯彻这样的思想，来写这个思想史，那应该说还没有。那么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也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史涉及到的很多角度就是前人没有涉及到的。这从他所用的资料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以前的思想总是跟哲学和政治有很大的联系，而他现在已经联系到了知识、信仰等等。当然，也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联系到更多其他的东西。那么，刚才我就讲这个是有限度的，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什么都真正起作用的。一个巫婆、神汉与有系统有理论地传播道教、佛教文化的人所起的作用自然是不同的，但他也是思想。另外，流行很广的一种习俗所反映的信仰和某个地方的生活方式所反映的民间信仰也不能等同。所以，一方面尽管我们要注意到普遍的思想，一方面还是要有取舍的。 　　至于大家称道的他所征引的资料多，引用的东西全，我倒是觉得可以两个方面看，也不是越多越好。相反我觉得有的东西倒不一定需要有。我的观点是，如果你已经可以用自己的话讲清楚，就不需要用别人的话讲。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倒觉得兆光还可以写得更明白一点。当然，这本书的层次是高的，读者会了解作者的意思，但我觉得不妨把自己主观的东西表达得更多一些。只要把你认为直截了当的正确的东西告诉读者，书就可以简洁得多。现在的书可能对专家更适宜一些。 　　我们现在的著作其实有两类，一类研究性的，就像这本思想史；另一类则是论述性的。它不需要旁征博引，只要告诉读者你的看法和见解。这两者如果可以相辅相成，那就非常好。这个工作由同一个人来做当然最好，如果不行，那可以由不同的人来做，就像汤因比的著作，别人给他改写，很成功，他也很满意，我们现在看的就是汤氏著作的简本。因此我想，兆光的书如果有一个简本出来，可能会满足更大多数人的需要。现在买这个书的人中1／3是看不懂的，当然他们愿意买本身就代表了一种价值取向。但另一方面，将来如果有这样一个简本出来，它对社会的影响就会更大。（据记者了解，葛兆光先生计划在两三年后写一本更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中国思想史》简本。） 　　■《中国图书商报》曾采访了葛兆光先生，访谈中说思想史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您觉得，中国思想这样一个题目，包括知识、信仰，会吸引普通大众吗？或者说他们的生活中会需要吗？ 　　□我觉得这个题目是不能吸引人的。因为一来以前曾经把思想庸俗化了。二来思想史到底是什么，恐怕很难说清楚。所以我想，如果要写这样的书，可以另外想一个吸引人的标题，然后把思想史作为一个副标题。另外，思想是什么呢，也要让大家开宗明义地知道。比如当年艾思奇写大众哲学，不管别的怎么样，方向是对的。其实每天的衣食住行，每一个日常的人怎么会不受思想影响呢？ 　　第三，就是写一个思想史，就是要让人发现自己熟悉的东西包括在里面。例如，明清的人表面是孔孟之道，实际上根本没有人如此。皇帝信道，大臣跟着斋戒，这与孔子的多有违背。今天的社会如果你只写表面的，更多的应该去关注实质的东西。中国的民间究竟是什么起的作用大？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起作用？人性其实是相通的，思想是相通的，古今是相通的，所以思想史不能脱离真正的思想，必须表达历史上存在过、一直留存直到今天的思想。 　　■您是把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作为一种学术的诚实态度来加以肯定的，而不是站在学术观点一致的立场上。而且，近年来您一直在维护学术的纯洁，那么您对当前的学界如何进一步搞好研究有些什么看法，认为学者应该遵守怎样一种学术规范？ 　　近几年，大家都在讨论一种学术规范。我认为，具体的规范可以商量。例如，老的学者中有些注释不够严谨的，到底要不要后面的索引，到底要不要论著的目录，这都要看具体的情况，都可以具体探讨，具体商量。但是有两点，一是基本的原则必须遵守，比如说诚实，是人家的就是人家的，受人家启发的就是受人家启发的，引文你明明没有查过，那么就写转引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就是你要想和国际交流，就要遵守一些现行的规范。当然如果以后有可能我们可以让他们遵照我们的。但目前你要交流就应该有共同的规范。这两条我认为是学术规范的底线。尤其是第一种，更难做到一些。现在我已经有点不怎么批评，因为不胜批评了。所以我定了一个标准，就是人也不好，学问不好的要批评；学问不好人好的就写写信，内部交流一下。 　　■您一直在强调守住一个底线，葛兆光先生也在强调这个问题。而现在许多人都不遵守这个底线，以至于他说现在国内的文章太多太烂，好的比国外的好，差的比国外差得太多。 　　□的确，许多日本学者对我说，他们苦心找到的文章都是已经发表过同类的。我就跟他们说，这有客观的因素，比如有一些硬性的原因，比如提职称等等。因为一个国家的学术文化是不可能急速膨胀的，而现在一切都是急速膨胀的，比如一年中教授要增加多少，博士要增加多少，这就必然产生这个问题，就老是跟不上，学术储备跟不上，还有就是配套的东西如学术刊物跟不上。因此，有些硬性的要求也就使得学术心态流于浮躁。所以在这样一种状况下，对学者提出过高的要求是不现实的。但是基本的东西一定要守住。否则将来将是不可收拾的，这样的人去做老师那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学者要能求同存异或是求异存同，不管怎样，要有这样一种精神。现在年轻人太脆弱，包括读书奖的事情，好像是朋友就不能批评。又比如陈克坚，我同他本人关系也不错，我也赞成他对葛兆光的部分意见，但是我不赞成他的这种做法。我曾经说如果你真正写一篇学术文章来批评，这不是很好吗？我觉得如果是正常地在接受讨论，这有什么不可以？罗志田虽然不赞成陈克坚的态度，但他到上海来，还跟陈克坚见了面，觉得这是互相交流。的确应该有这种风度。其实如果真正地深入下去，那么不同意见肯定是很多的。大家不要都搞一团和气，现在有些人党同伐异太厉害，门户之见太厉害，好像你们要完全意见一致才能够出来讨论，公开场合就不能谈不同意见，不能批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这都是心虚，都是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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