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诗歌与"介入性"
	作者：张闳 　　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变动，对于当代的汉语诗歌来说，其打击很可能是致命的。80年代诗歌写作的种种风行一时的潮流--"文化巫术"、"诗歌神话"、"好诗主义"和诗歌"造反"运动，等等，至少在理论上均归于终结。或者说，既有的诗歌理想在现实的冲击下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经过了短暂的政治"休克"之后，诗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诗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但等他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现实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切都恍若隔世。诗人们很快就发现，曾经有过的写作方式基本上已完全"失效"了。不是说诗艺上的失效，而是在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方面，也就是在理解和表现我们这个时代方面的失效。 　　今天，诗人究竟能说些什么呢？诗歌是否真的已经丧失了表达的能力了呢？抑或是诗歌写作者完全丧失了表达的兴趣呢？如果说，在80年代中后期，汉语诗人所面临的最大的诗学难题（同时也是一个精神难题）是所谓"写作的可能性"问题的话，那么，'89之后，特别是到90年代中期，这一问题在许多诗人（特别是那些在写作方面有着比较独立的"自我意识"的诗人）那里就不再显得那么严重了。严重的是，诗歌这一事物在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位置及其意义开始变得可疑了。 　　那么，90年代的诗歌写作的核心问题或首要问题是什么呢？它是否有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核心问题可言呢？很可能正是这样。--这一点，也许正是90年代的诗歌写作（甚至也可以包括小说以及其它样式的文学写作）与80年代之间的一个重大差别。所谓"介入性"问题，只不过是诸多诗学问题中我所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诗歌写作本身而言，"介入性"问题肯定不是一个"本质"问题（如果我们认为诗歌写作应该有一个"本质"问题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写作在本质上不具有任何"介入性"或者完全不需要"介入"。作为诗歌写作者的个人，当然完全有权力选择"不介入"，而这也不意味着"介入"的诗歌就一定会在其"介入"的过程中丧失其艺术性。谢默斯·希尼在论及诗歌的力量时，指出："诗歌首先作为一种纠正方式的力量--作为宣示和纠正不公正的媒介--正不断受到感召。但是诗人在释放这些功能的同时，会有轻视另一项迫切性之虞，这项迫切性就是把诗歌纠正为诗歌，设置它自身的范畴，通过直接的语言手段建立权威和施加压力。"（谢默斯·希尼：《诗歌的纠正》，黄灿然译，载《外国文艺》1996年第5期）在希尼看来，文学写作对现实的"介入"就是"纠正"，而不是其它任何方式（比如，默认、逃避、顺应或谄媚等）。另一方面，诗歌之所以具有这种"纠正"的功能，并不仅仅取决于写作者个人的道德立场和精神倾向，而更重要的乃是诗歌自身就其根本而言，即具有这种"纠正"的力量。真正的诗歌永远在其语言空间内有力地保护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这难道不正是现实政治和其它文化制度的最终目的吗？如果这些制度不以此为目的，那么，它们就是有待"纠正"的事物。 　　然而，现实生活的发展总是要以牺牲人性与美学为代价。而"介入"的文学也常常面临着丧失自身艺术性的危险。因而，诗歌在介入现实的时候所可能面对的危险是双重的：对现实的"纠正"功能丧失的危险和自身美学功能丧失的危险。90年代的汉语诗歌正是面对这双重危险的写作。更值得注意的是，在90年代的汉语诗歌中，"介入性"因素及其强度都在不断地增加。下面，我将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诗人来看看90年代的诗歌在"介入性"方面的一些特征和所存在的问题。 　　一、作为理论家的欧阳江河，在其论文《'89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中对80年代的诗学立场作了一次全面的清理，并在此基础之上表达了90年代的诗歌写作的基本倾向。欧阳江河在以下几个方面对80年代诗学观点的辨析和纠正：本土气质、中年特征和知识分子立场。这一切，可以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部分诗人在与现实打交道过程中的自我认同的个人身份标志。事实上，欧阳江河在这里有意无意地触及了诗歌写作的"介入"的可能性问题。欧阳江河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为"介入"的写作界定了若干基本原则和策略，也是对诗歌写作的姿态的认定。本土气质是对母语的现实的关注和认同，中年特征则是强调诗歌写作中的理智成分和对过分夸张的激情因素的克制，而知识分子身份则有可能为诗歌写作之"介入"的自由状态提供了某种保证，它使现实成为一个可供写作者自由出入的空间。 　　当代诗在对词的"个人化"选择的同时，词与物之间的直接联系却在逐渐丧失。词在转化为诗歌意象的过程中，往往脱离了其物质性基础而被抽象为一种指向某种超验价值的"所指"。欧阳江河将这种词的自动转译和"升华"现象称之为当代诗歌写作中的"圣词"现象。（参阅欧阳江河：《当代诗的升华及其限度》，载《今天》1996年第6期）依靠这种"圣词"，诗歌似乎获得了一种话语存在的优先权。然而，这种"圣词"却阻断了诗人言辞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联，同时，所谓"个人性"事实上也消失在这种普遍性的精神"升华"之中，而成为一种"一般书写"。这样，"圣词"的话语优先权也就因之而转化为一种对话语权利的垄断。在诗歌的话语方式问题上，欧阳江河强调对"圣词"的抵制。他提出一个"反词"立场。"反词"使"圣词"的不可动摇的意义结构出现松懈，它为词的意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这样，也就意味着对个人精神生存空间的拓展。它发现了事物存在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从而有可能在话语的内部抵制和纠正类似于"圣词"所带来的话语极权主义倾向。欧阳江河赋予"反词"修辞以一种至少在话语的层面上类似于希尼所说的"纠正"的功能。 　　"反词"理论将现实中的对抗姿态转向了语词的内部空间。毫无疑问，在话语领域内的变革是知识分子的特权。在欧阳江河的诗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建立知识分子话语方式的努力。这种努力所具有的巴尔特式的逻辑残余是显而易见的。存在一种"知识分子话语方式或立场"吗？如果存在的话，会是怎样的？它与政权、民众及社会其它各阶层的话语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是对抗、纠正？还是合谋、利益分享？这些问题并不都是充分自明的。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往往是一个面目模糊、立场暧昧、身份可疑的集团。不过，无论如何欧阳江河的诗学理论一方面为诗歌的"介入"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依据。而另一方面，他所强调的又是以疏离的方式来介入。他将"知识分子身份"这样一个重要的"介入性"写作的范畴界定为罗兰·巴尔特式的"零度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零度写作"的基本前提必须是作为社会身份的"知识分子"的隐匿（福柯称之为"死亡"）。因此，所谓"知识分子身份"一说在理论上仍然是一个甚为可疑的身份。 　　作为一位诗人，欧阳江河则是一个在诗歌的主题和风格上多变的诗人。他曾经写过像《悬棺》这样的"文化神话"式的诗，到80年代后期的《汉英之间》、《最后的幻象》等作品中则显示出了对经验悖论的兴趣。而在《玻璃工厂》一诗中，他又进一步将这种经验加以"玄学化"--"从看见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从脸到脸/隔开是看不见的。"这种"绕口令"式的矛盾修辞，充满了机智和狡黠，并且，"悖论"状态也许可以看作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上的某种特质或"病症"。因而，欧阳江河的诗有一种复杂的外表，但它们更接近于一种戏谑的、看上去有些玄奥的语词游戏。 　　通过言辞的意义上的悖反功能，欧阳江河赋予诗歌以一种抗拒力，在修辞学的意义上抗拒着词的意义的"自动指涉"，使语义扭转，朝向相反的方向发展。然而，问题是，现实生活并非仅仅是一个"玄学"意义上的悖谬，而是真实的悖谬、矛盾、荒唐和残酷。面对这样一种现实，"反词"立场仅仅是一个虚构的对抗。 　　进入90年代，欧阳江河继续保持着对"玄学"的热衷。不过，他的这种悖论的"玄学"也逐渐显示出一定程度上的现实针对性。如《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饥饿》、《纸币、硬币》、《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和《关于市场经济的虚构笔记》等诗。欧阳江河的这一类诗的现实讽喻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也许可以被称之为"讽喻诗"。但这依然是一种对语词的扭曲的使用所达到的讽喻性。 　　二、以语言形式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性，来抵御现实生活的简单粗暴和外部世界的压力，这显然是90年代汉语诗人"介入性"写作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许多优秀的诗人，如王家新、吕德安、臧棣、西川、张枣、孙文波、张曙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特点。毫无疑问，外部的现实首先是一种"汉语的现实"。改造一种话语方式也就意味着改造了一种生存方式，同样，赋予语言一种可能性，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一种生存的可能性。但语言对于存在的间接性（和可能的"不及物性"），有可能消耗了诗接触现实的有效性和力量。 　　相比之下，萧开愚的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则显得更为直接，差不多是一种短兵相接的状态。自90年代以来，萧开愚写了一批篇幅在100行左右的"中型诗"，如《公社》、《国庆节》、《台阶上》、《动物园》和《来自海南岛的诅咒》等。这些诗除了在规模方面的一些特点之外，更为重要的乃在于其叙事性成分的增加。叙事性在这一类诗歌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但它不是"叙事诗"。这些诗往往以人物的某种现实生存活动作为动因，并叙述这一活动的变化。对活动的场景的描述与人物的内心独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物的精神活动与现实生存处境之间的对话。比如《台阶上》一诗看上去就像是一部存在主义的小说。它记录了一个洛根丁（萨特小说《恶心》中的主人公）式的主人公对于生存世界的感想和沉思。诗人借此来表现人物（诗人自己或现实中的某个人）与我们这个时代之间的联系及其生存境遇。由于诗所具有的对现实生存境遇的直接描述和批判的特征，我将这一类诗称作"境遇诗"。 　　在一般抒情诗中，是依靠主体之情绪的强制性的诱导来推动诗歌话语的运行。而在所谓的"境遇诗"中，诗依靠所描述的事件的发展和场景的变换来推动。主体的情绪的逻辑受制于事件和场景，而随着后者的变化。这样，诗歌在内容的发展上就充满了一种不确定性和变化的可能性。诗歌在介入和表现现实事件的过程中，既避免了一种冷漠的、缺乏激情的旁观和理性思考的姿态，又不至于在介入过程中丧失了主体的个人化的情感和立场。对激情的克制，这正是萧开愚诗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 　　萧开愚在《动物园》一诗中写到了主人公"我"与时髦女士一起逛动物园的过程，以及他们之间的不甚投机的交谈。一面是代表着时代特征的时髦女士的谈话，一面是代表着诗歌精神的诗人"我"内心活动。"我"与时髦女士共同进入现实的动物园，并力图谋求与时髦女士之间的沟通，但他们的交谈总是在不经意中悄悄地产生了某种错位。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存经验和话语方式。然而他们在交流。这种交流暧昧而又紧张，有时又像是一场搏斗，一场不可避免的经验和精神的撞击，就像两位主人公的肩膀的相互撞击一样。萧开愚在这里表现了诗人的现实处境：他与现实之间的若即若离、阴差阳错的关系，一种不大不小的"间距"。诗人正是在对这样一种"间距"的关注中，才保证了"介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并为诗歌对现实的理解和对现实生存的可能性的发现提供了某种保证。 　　"境遇诗"通过对现实事件和戏剧性的场面的描述，诗歌的话语主体与这些事件和境遇的直接打交道。在这里，话语主体的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或意识"游戏"，更不是一种简单的立场选择或价值评判，而是一种"行动"。"行动"使主体直接进入现实事件的内部，而使现实事件的运行的方向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扭转--或用希尼的话来表达--"纠正"，而不仅仅是情绪上或语义上的扭转或"纠正"。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的"介入性"发挥了作用。这是诗歌的力量的表现。"境遇诗"表明，诗尽管未必能"做"什么，但诗仍然能够"行动"，并在"行动"中显示出一种"纠正"的力量。 　　在萧开愚的近作《向杜甫致敬》中，诗人表达了自己对诗歌前辈杜甫的毫无保留的崇敬。萧开愚在这里确定了自己的诗歌精神的民族渊源。他希望复活杜甫的传统。杜甫的传统即是汉语诗歌中的"现实介入性"的传统。在这首长诗中，我们听到了一种呼吁。但这不是像在海子的诗中那种的对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神祗的呼吁，而是一种现实的呼吁：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性的权利和诗意的呼吁。它同时也更是一种对诗人自身的现实职责呼吁和对诗歌话语的道德承诺。 　　正如诗中所表示的那样，"生存的和诗艺的"，这正是诗歌写作所面临的最严重的考验，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今天，诗歌的"介入"无疑是困难的，但却不是没有可能的。"介入"的困难性不单单来自诗艺的方面，也不单单来自生存的方面，而是来自这二者之间的现实相关性。毫无疑问，"介入"需要一种道德的力量，同样也需要一种美学的力量。对于诗歌来说，"介入"的道德，首先是一种对于语言的道德。而"介入"的美学则是通过"介入"的道德实践才能实现其价值。对于诗歌而言，缺乏道德承诺的美学，是一种"不及物"的和苍白无力的美学；缺乏美学前提的道德承诺，则有可能被权力所征用，而转向人性的反面。在"介入"行动中，诗歌的道德与美学才有可能真正被统一起来。"介入"的诗歌以它诗意的目光表达了对现实生存的深厚关怀，同时，诗歌自身也通过这种关怀而获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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