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与韦小宝
	作者：胡一刀 　　金庸来了，足足呆够三天，是为广州文化之盛事。 　　凡大人物出场，难得有真正的新闻。金庸来广州也没有什么新闻，只不过，金庸本身就是新闻。 　　可算新闻的是，金庸向"南方某都市报"记者透露，《金庸作品集》与三联书店的合约到期之后，将在广州出版。这自是广州出版界的无上荣光。──这是否金庸来穗的重要因由？接下来，中山大学是否该给他个荣誉博士或荣誉教授了？ 　　检点海内外在世的中国文化人物，在我心目中，登峰造极者有三人：金庸，余英时，罗大佑。他们的大师地位，虽未盖棺，已可论定。史家余英时远隔大洋，罗大佑也在海峡对岸，唯有金庸，本近在香港，近时更在大陆频频现身。 　　金庸自１９４８年南下，风云际会四十余年，一手论武，一手论政，两手都够硬，在文学史与新闻史上皆成就不朽之业。１９７２年封笔，迄今近三十年，声名不坠，且愈益显赫。金庸小说作为文学已成经典，金庸作为人物亦已进入历史，古龙已死，谁与争锋？或谓金庸花钱请人将《鹿鼎记》译为外文，有心染指诺贝尔奖，其实这也属多此一举，金庸大名满天下，他不是默默无闻的高行健，又何待于西方人的加冕？ 　　有名，有利，有最多拥趸的支持，有最高学府的承认，一切都完满无缺。所可惜者，身为多寿多金的社会贤达，晚年的金庸未免凡心不定，思想未能精进，政见每多保守。金庸没有像笔下的令狐冲和韦小宝那样退出江湖，他接受北大名誉博士，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在岳麓书院千年论坛作电视演讲，几度亲临央视《笑傲江湖》剧组……"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但这还无可厚非。最遭异议的是１９９９年１０月间在杭州一个新闻研讨会上的谈话，他一反早年极力鼓吹的新闻理念，批驳西方和香港式的新闻自由，指出："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这也罢了。可是上月他去台湾见陈水扁，接受台湾清华大学荣誉教授头衔，记者追问杭州讲话一事，他含混其辞，最后只好说："台湾媒体也应该跟台湾国军学习，这是一致的。"如此，则台湾传媒岂不是也要听民进党的指挥？这不免是贤者之失，以至于在他手下做过事的好好先生董桥也忍不住了，在专栏里嘲讽"查先生的言论前进得很"。 　　此次金庸在中大作《当前中国面临的国际关系问题》演讲，其中说："侠义精神不仅表现在个人方面，也可以表现在国家方面。"这也不算错。可他又说："现在美国的军事力量强，让一下不是怕他们，等到我们强的时候就不客气了……现在我们国力还不够强，侠义精神没法表现，等到我们国家真正强大了就可以主持正义维护世界和平了，侠义精神就是坚持正义做对的事情……"但要等到势力强大时再讲侠义精神，那还算什么侠义精神呢？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不都是在势单力薄的情形下挺身而出的吗？打不赢就开溜，打得赢就狠揍，这不明明是韦小宝的江湖哲学吗？前些时候金庸还语重心长地教导青少年要学郭靖郭大侠，不要学小宝小流氓，现在怎么又建议我们在国之大事上学小混混了呢？在国际关系上看菜吃饭，戒急用忍，没有什么不对，但这只是政治现实主义，与侠义精神无关。 　　金庸曾在令狐冲身上寄寓了他个人的政治理想。在华山朝阳峰上，任我行大兵压境之际，令狐冲不仅不同意让恒山派并入日月神教，更拒绝了神教第二把手的高位，既不为权势所屈，亦不为权势所惑。金庸本人去令狐冲可谓远矣。早在八十年代末，香港已有人评论金庸："在忧患中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和危机感，并有所承担，在安乐中却不能自持，包括对待权力的诱惑。"可见富贵不能淫，尤难于威武不能屈。令狐冲只是理想，金庸才是现实，笑傲江湖只是理想，揖让侯门才是现实，这是世事人情的无奈。 　　金庸二字，金是文化上的，庸是政治上的。他不是令狐冲，倒近乎韦小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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