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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宅门》中的神圣道学 |
作者：张耀杰
《大宅门》在中央电视台黄金频道的热播，堪称是2001年中国娱乐文化业的一桩盛事；在《中国电视报》的大幅广告中，甚至出现了"一部讲述大家族兴衰的现代《红楼梦》"的措辞。断断续续看过来，笔者在惊叹于编导郭宝昌炼戏煽情的功底深厚与手段高超的同时，所感觉到的却是一股古已有之的以理杀人、礼教吃人的道学气，也就是《红楼梦》中为贾宝玉、林黛玉深恶痛绝并拼死抗争的那种浊气。
一、保家护种的圣人
在中国本土，不事扩大再生产而专门讲究皇权独裁下的平均分配与奴性大同，本是自古就有的道学传统，《诗经·大雅·北山》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神道颂歌，所歌颂的就是皇家独裁下不承认一切个人的主体人权的奴性大同。作为对于皇家独裁上行下效的结果，中国的旧式家庭，历来都是不承认个人主权和私有产权的家长独裁制公产家庭。《大宅门》所交待的就是这样一个公产大家庭，在"公产+秘方+宫廷+礼教"的神圣圈套里一度昌盛又最终败落的兴衰轮回史。
《大宅门》一开场，第一代的白老掌柜已经以退休养老的姿态充当起了幕后独裁者，由他的三个儿子共同主持着因背靠宫廷才得以盛极一时的"百草厅"。在这个"公产+秘方+宫廷+礼教"的家族式经济实体中，尽管没有个人主权和私有产权的合法地位，"存天理灭人欲"的礼教吃人、以理杀人的纲常伦理和等级秩序，却又并不那么行之有效、战无不胜。三爷白颖宇身上与生俱来的本能私欲，就没有能够被天诛地灭，反倒常常是变本加厉、无恶不作地表现出来。他趁外出办药之机贪污大笔公款，大爷白颖园碍于母亲的宠爱与父亲的独裁，非但不敢予以追究，反倒牺牲家族的公共财产和公共利益欺上瞒下地为他包庇。
在百草厅"公产+秘方+宫廷+礼教"的旧机制、旧模式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宫廷背景。老实的二爷白颖轩到詹王府出诊，检查出了詹府大格格的未婚先孕，白家与有权有势并有更为强硬的宫庭背景的詹王府由此结下怨仇。与大格格私通的武贝勒毒死在宫中当妃子的二格格并嫁祸于进宫医治的白颖园，詹王爷到慈禧太后面前告下御状，借着皇家至高无上的威权查封百草厅，逮捕白颖园。一再声称"我进一步容易吗？凭什么要退一步？"的白老掌柜，为救儿子一条性命，不得不在二奶奶白文氏的劝说下向詹王府寻求妥协。二奶奶为了拯救大爷白颖园，甚至不惜联络官府中人在大牢中寻找替身替白颖园就死。
二奶奶并不是恪守"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类旧式礼教的贤妻良母，也不是离经叛道的新式女性，而是一个一门心思要以理杀人、保家护种的女圣人。她事事处处都比自己的丈夫表现得精明强悍，在公爹面前又能极尽孝道，从而在危难之中赢得了为整个家族以理杀人、保家护种的神圣法权，甚至于发下要把白家的对手"一个个咬死"的圣战式毒誓。
二、官商勾结的圣战
大爷白颖园假死出狱之后，他做为私人、公人、社会人的正常生命，实际上已经宣告终结，他隐名埋姓的苟且偷生所带给白家的灾难却并没有中止。詹王府依然对白颖园一案咬住不放，武贝勒私下里又勾结白颖宇和董大兴等人集资合股承办了被朝廷查封的"百草厅"。三爷白颖宇在分家后还用贪污家族公产得来的银子，在"百草厅"对面新开一家"南记白家老号"。
为挽回白家的败局与颓势，拥有以理杀人、保家护种的神圣法权的二奶奶白文氏，也在不择手段地开展她的家族圣战，以至于动用白家神圣不可侵占的修祖坟的款项，为宫里新得势的太监常公公买下一处豪宅并陪送两名青春年少的美女。
应该说，真正给白家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是有权有势的詹王爷、武贝勒和至高无上的慈禧太后。直接承办百草厅的董大兴，不过是白家进行商业竞争的同行与对手。同样是用传统中医药治病救人，有没有白家的所谓秘方其实并不十分重要。白文氏没有能力和胆量去与真正的仇人与敌人斗争革命，也不能够吸取白家背靠官府朝廷谋求扩张反而被抛弃摧毁的血的教训，而只能靠着常公公的配合打垮本是商业同行的董大兴，实现收复"百草厅"的家族使命，进而在治病救人的医药业界维持起官商勾结的行业垄断。
八国联军的入侵是国人的一场灾难，对于"公产+秘方+宫廷+礼教"的"百草厅"来说，却是因祸得福的一桩幸事。一向靠着宫廷供奉维持"百草厅"的白家，追随慈禧太后一班人逃往陕西西安，住进老世交沈树仁家里。沈树仁用白家的"八宝"成药，治愈了太后的疾病。慈禧太后得知实情，赏给大爷白颖园的儿子白景怡太医院四品顶戴，使得依然笼罩在白颖园案阴影之中的白家，重新获得更为正式的宫廷庇护。
三、以理杀人的奇人
《大宅门》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是二奶奶白文氏生下的那个只会笑不会哭的宝贝儿子白景琦。他一生中心悦诚服的只有两个人，一位是从事圣战式保家护种的奇母亲白文氏，另一位是文武双全、精通医术又总是在行侠仗义、替天行道的奇恩师季宗布。揭穿了看，白文氏、季宗布的奇与白景琦的奇中之奇，只在于他们有意无意中把握到了中国传统宗教神道战无不胜的根本点：抢占"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制高点以理杀人。用白文氏的说法，就是把对手"一个个咬死"，用白景琦的话说，就是"杀他个干干净净"。清代思想家戴震（戴东原）对此另有更为经典的表述：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孟子字义疏正》卷上）
在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白景琦为救护中弹不支的恩师季宗布杀死一个德国兵，又与厌战的日本兵田木交上朋友，还和仇家詹王府大格格与武贝勒的私生女黄春私自同居。从西安逃难归来的白文氏得知这些情况后，气得口吐鲜血，却并不对自己的儿子施加"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理杀人"，而是罪减一等，一方面认下黄春为儿媳妇，一方面把儿子、儿媳赶出家门，说是不混出个"人样儿"不许回家。白景琦自知理亏，只好屈从白文氏的家规，带着怀孕的妻子来到山东济南。
白景琦之所以要到济南来，是因为堂姐白玉芬的公爹是济南督军府的路大人。有趣的是，为了抢占"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制高点，他并不主动去投靠督军府，而是摆出自强自立的臭架子，靠着江湖行医养家糊口。眼见黄春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白景琦终于盯上小泷河边20多家熬制泷胶的小作坊。在孙记胶庄老板孙万田那里取得真经后，他靠着当掉破皮袍换来的五两银子炮制出一个新配方，然后投到无儿无女的吕老板的手下，以所谓的秘方重振濒临绝境的吕记胶庄，还引来了白玉芬的上门认亲。
在白玉芬的陪同下，有了靠山又占了天理的白景琦到当初欺诈过自己的当铺赎回皮袍，接下又用一泡臭屎骗了当铺两千两银子。凭着五两银子的秘方加上区区两千两银子的借款，白景琦巧取豪夺收买了28家泷胶作坊，还在济南市区开设了"黑七泷胶庄"。原本是小泷河地区传统产业的泷胶业，就这样极其廉价地被白景琦纳入了与京城百草厅一脉相承的"公产+秘方+官府+礼教"的旧机制、旧模式，其残酷与野蛮的程度，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跑马圈地的原始积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白景琦并不知道像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资本家那样，把泷胶生意给他带来的成千上万的资金，重新投入到社会化扩大再生产之中，以便为更多的国人提供就业机会，并在拉动社会经济整体繁荣的同时，强化自身的竞争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反倒以"钱是王八蛋"之类的混帐话相粉饰、相标榜，活脱脱变成了一个靠着"公产+秘方+官府+礼教"的旧机制、旧模式独霸一方的"活土匪"。
白景琦取过真经的孙万田不肯归顺，还在"黑七泷胶庄"对面开了一家"孙记泷胶庄"，销售与"黑七泷胶庄"同样货色的泷胶。经过追查，白景琦找出以一百两银子的代价向孙万田出卖秘方的老伙计石元祥，便将计就计地到济南府衙门向府台大人行贿，请官府查封"孙记泷胶庄"，抓捕石元祥和孙万田，并向府台大人献计献策，通过拖延结案时间的办法，耗尽孙家的财产，耗死孙万田本人。一个以五两银子的代价炮制出来的破秘方为标的的小而又小的商业案件，在以理杀人、图财害命的白景琦的策划与操纵下，演变成了"杀他个干干净净"的商业垄断和商业霸权。
四、异化变态的杀手
相对而言，《大宅门》中最为活灵活现的人物并不是一副冷面孔、一张假面具的"女中豪杰"白文氏，也不是在"万恶淫为首，万善孝为先"的纲常礼教中只能够既"淫"且"孝"的双面奇人白景琦，而是剧中的五个恶人和一名妓女--武贝勒、白颖宇、韩荣发、王喜光、白敬业和杨九红。
武贝勒的一生似乎是专门与白家做对的，白颖宇的一生又似乎是专门让白家败家的。两个人一为外贼，一为内奸，配合得恰到好处。比起武贝勒和白颖轩来，本是市井无赖的韩荣发不过是一个配角，据他交待，自己之所以到白家兴风作浪，都是出于武贝勒的唆使。不过，此时的武贝勒已经随着主战派的詹王爷被发配到了新疆，他究竟是在发配之前还是远在新疆教唆的韩荣发，编导并没有交待明白。实话实说，编导郭宝昌塑造这些另类人物的法宝很不高明，说穿了就是四个字："无恶不作"。
同样是"无恶不作"，白敬业堪称是三爷白颖轩的隔代传人，俨然一身正气的白景琦所斥骂的一句"怎么生出了你这个儿子"，就是这个意思。在"女中豪杰"白文氏直接调教下成长起来的宝贝孙子，竟然是新一代的败家子，这本身就是绝大的讽刺。
通观全剧，被以理杀人的白文氏"咬"得最"死"的是妓女出身的杨九红，被同样以理杀人的白景琦"杀"得最"净"的则是太监出身已经被"净"身的王喜光。
王喜光和杨九红，本是最值得同情的两个人物。前者被效忠皇帝的奴才们人为地阉割了男根，后者则被号称"父母官"的济南督军府路大人连同号称"活土匪"的白景琦们一再玩弄。与人类社会中一切个体存在的人本身一样，他们是不同于一切无机物、有机物、植物生命和动物生命的精神生命体，拥有马克思所说的"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意义上的主体人权；在已经被侮辱被损害之后，他们却又被中国社会神圣化、天理化的纲常礼教极不人道地打入另册，从而成为从肉体到灵魂被全面摧毁的"绝对弱势者"。应该说，不把人当人进而还要礼教吃人、以理杀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这两位弱势者身上，有着极其经典的凸现。《大宅门》中所谓的"宅门"文化，无非是这种极其野蛮的传统文化的浓缩与集成。
王喜光在宫里当太监的时候，白景琦曾在白文氏的授意下贿赂巴结过他。大清国倒台后，出了宫的王喜光由皇帝的奴才降格为七爷白景琦的奴才，当上了白家新宅的总管。白景琦拿着从济南泷胶庄收刮来的大笔款项大肆挥霍，王喜光上行下效，利用主子花钱无数又爱面子的混账习性从中贪污自肥，直至购买外宅，套购汽车，供养姨太太。白景琦发现此事后，并不把这件经济案件交司法机关依法审理，而是打着"我妈一再教我，要宽待下人"的旗号，在自己家中私设公堂，发动家里的奴才群众对王喜光实施比夺人生命还要恶辣许多倍的以理杀人：先是在光天化日下强行扒下王喜光的裤子验明正身"是真太监还是假太监"，之后再把被彻底摧毁的王喜光逐出家门。
王喜光身为太监，花钱搞女人自然是极不道的事情，不过，被白景琦奉为圣人的白文氏，当初保家护种的最有效的秘方与绝招，不就是不择手段地动用白家修祖坟的钱款给常公公买外宅、送美女吗？到了在白家奠定自己慈禧太后式的独裁地位之后，白文氏后半生几乎是专门为摧残妓女出身的杨九红而生存的。她先是从杨九红身边生生抢走人家的女儿，到九红第二次怀孕逃回济南时，还强逼景琦追回九红，直接导致她在火车上流产。10多年后，杨九红回到白景琦自立门户的新宅门，白文氏依然不肯放过。直至临死，她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竟然还是要以理杀人："不许杨九红戴孝"，从而对亲手缝制孝衣孝帽的杨九红，造成最为致命的剥夺与摧毁。
白文氏圣战式的以理杀人，其实只是也只能对最值得同情的弱势者行之有效。在恶辣之人面前，她也会变得异乎寻常的胆怯与懦弱，对于常公公和韩荣发就是如此。她自己生养的女儿白玉婷，于养尊处优的精神空虚中，迷恋上有妻有妾的戏子万筱菊，被拒绝后还要死乞白赖地与人家的照片结婚，比起杨九红不由自主的卖身当妓女，表现得更为下贱也更加变态。同样是在白文氏的纵容与庇护下，白敬业活脱脱成长为一个无恶不作的败家子。这一切足以证明一生从事圣战式以理杀人、保家护种的女圣人白文氏的既不人道也不成功。应该说，她死后由编导郭宝昌着意煽情的"女中豪杰"之说，实际上并不成立。
无恶不作的武贝勒、白颖宇、韩荣发、王喜光、白敬业，充其量不过是循着自己的本能既要弄钱又要弄女人的恶人，无论如何也比既要弄钱又要弄女人还要理直气壮地吃人、杀人、弄礼教的七爷白景琦，和那个自己是女人却偏要牺牲摧残别的女人的"女中豪杰"白文氏，善良得多也高尚得多。《大宅门》主题歌中所歌唱的"站住了是个人"，本是歌颂白文氏、白景琦之类人物的，而在实际上，这一类只知道抢占"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制高点以理杀人的人物，正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人类杀手，与真正意义上的"人"，绝对不是一档子事。
五、民族主义的神圣死穴
剧中杨九红的"女人失了节就什么都没有了"一句话，其实并不限于女人，对于举国的男人同样有效。所不同的是女人的防线在于性交，男人的防线在于皇帝、国家、民族之类的神器。
由白文氏起死回生的百草厅，随着大清帝国的倒台，失去了最大的雇主和最为强硬的靠山。好在当时的国人已经不再拘泥于为大清国皇帝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反倒发明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来解脱自己曰："反正"。反正后的百草厅，一直是靠着把白景琦从济南泷胶庄收刮的个人私产充公共产来维持的。到白文氏七十大寿的时候，为了应付百草厅和大宅门的内外交困，白景琦不得不把泷胶庄抵押给一家银号。白文氏了解真相后一病不起，临死前让各房子孙自立门户，无形中宣告了白家大宅门的土崩瓦解。
白文氏死后，白景琦做为白家大宅门的新一代的掌门人，不知道在改革开放中寻找活路，依然固守着"公产+秘方+官府+礼教"的旧机制、旧模式，甚至于在西方的电灯、电话、汽车已经进入中国、进入大宅门的时代背景下，还把并没有多少科技含量和开发价值的所谓秘方，神圣化为白草厅和大宅门的生命线，并以此作为继续抢占"存天理灭人欲"的精神制高点以理杀人、保家护种的圣战依据。
"九一八"事变后，田木的儿子田木青一来到白家，要求在"百草厅"入股，被白景琦断然拒绝，白敬业反倒主动拉田木青一在自己开的"中草堂"里入了股。到了日本军队进入北京之后，白景琦更把民间的商务行为与官方的政治操作扯在一处，拒绝出任新一轮的药行商会会长，还示威性地大肆操办自己与香秀的婚事。当汉奸王喜光找上门来逼他出任药行商会会长时，一直充当白家的家奸并给八国联军当过汉奸的三爷白颖宇，反倒挺身而出为白景琦当替死鬼，并在就职典仪上喊出"宁死不当亡国奴！"的爱国高调。
白颖宇当场吞食大烟膏，颇为便宜地以一死冼清了自己家奸加汉奸的罪孽，转眼之间由一个70多岁还要逛妓院的恶人变成了壮烈殉国的节烈之士，同时还给白景琦"存天理灭人欲"的以理杀人提供了一个颇为强硬的榜样与牌坊。接下来，白景琦召集全族人私设刑堂，拿五两银子就能够炮制一份的神圣秘方做爱国文章，把以理杀人的屠刀对准自己的败家儿子白敬业。由于有新夫人香秀出面做保，白景琦有所让步，效法白文氏当年处置自己的老手段，把白敬业逐出大宅门去自谋生路。在处置白敬业之后，白景琦立下遗嘱，说是族中如有与日本人通同一气者，人人可诛之！从而把整个家族的每一个人死死捆绑在可以用来"存天理灭人欲"的民族主义的死穴上，硬性要求每一个手无寸铁的族人，去为事实上已经不能够保障本国民众生命安全的并不神圣可爱的国家与民族去殉死、去节烈。这种大敌当前还要对自家人赶尽杀绝的圣战式内耗，除了能够落得个爱国虚名外，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何况白景琦本人向当了汉奸的王喜光送钱行贿，就颇有"与日本鬼子通同一气"的嫌疑。换一个角度说，这种以理杀人的高调爱国，对于编导郭宝昌来说，倒是保障把《大宅门》拿到黄金频道热播热卖的绝对保险的政治安全套。
由白颖宇、白景琦不交秘方、不卖日本药之类的爱国表演，笔者倒想起了死后被神圣化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他老人家对中医药深恶痛绝，曾专门到日本学习西医，后半生不仅住在外国人的租界里，还时不时要到日本人家里躲避中国政府的抓捕，给他看病的医生全部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人。假如让鲁迅先生犯到以理杀人的白景琦手里，又该是什么下场呢？只有天知道！
更进一步说，日本人侵华战争期间所杀害的中国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国共内战时牺牲的中国人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时代里，死于大跃进的"人祸"和死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的中国人，更是空前绝后、登峰造极。假如没有中国人自相残杀的内战与内斗，一个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都占绝对优势的泱泱大国，是绝对不会被日本岛国所侵略、所强暴的。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种的民族主义劣根性在官方误导与政治操作下爆炸式泛滥的问题，而不是国外的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殖民后殖民的问题。这一简单不过的既有事实，是享有知情权的中国民众所必须也应该有所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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