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哀荣
	作者：余世存 　　我没有想到的是历史以诡异的方式让王小波的声名传播。我说过王小波在世时是如何为圈子－－社会所特有的文化人部落－－所拒绝，我说过王小波是让生活和社会大众发现了并接受了的（虽然这并不妨碍知识界尤其是文学圈对他应以沉默）。他流星般地划过天际后，人们才正视他巨大的价值。（但是，他的独一无二的《黄金时代》问世以来仍是独一无二，他几乎是以一个成名人物的符号播撒在文化部落中，而这种"成功名的英雄"正是传媒时代许多文化人梦寐以求的）。他以他奇特的人生应了生前寂寞，死后哀荣的老话。颂赞的热烈与他已毫不相干。人们如吹鼓手如轿夫一样从历史里找出顾准、陈寅恪们来，感叹今日液沦落、精神滑坡之际，又醒过神来为刚进入历史的王小波正名，就不由不"思之令人泪落"。人生和命运，是这样奇特诡秘呵。 　　正如人们发现的，王小波是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彻底的清醒的自由主义者。在今日中国知识界由思想转向学术、中国学术日益"与国际接轨"的潮流里，他的思想、姿态是那么突出－－却"微斯人"，无人与归。他死后那么多人"随喜"，挖掘出王小波的种种优点、好处、价值、意义、艺术乃至调皮捣蛋来，似乎在说他们正是同志、知音、朋友。这是一件令人值得高兴的事，人们并不眼瞎，并不糊涂，人们心明雪亮着哩。 　　但还是有人作践他，用各种方式例如发调查问卷来表达对王小波们的妒嫉，据说"对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应答者大都认为那是新的'造神运动'的产物，并对造神运动表达了异常鲜明的反对"（这份对中国作家们开展的调查，应答者都是"中国的作家"）。如一位朋友说，这一帮"好汉们"的可鄙已近乎歇斯底里，"他们贬斥的，正是他们想要的；他们标榜的，正是他们不能的或者私下里嘲笑的。"王小波生前的寂寞无神性，正是他们要标榜的，王小波死后的荣名，正是他们要贬斥的。也难怪《南方周末》的专栏作家鄢烈山先生要直呼他们为"乌烟瘴气×作家"。 　　若有人真以为他已经不必从王小波的文字里找到乐子，他可以自己的文字报世。打倒一个人并不意味着立起了自己。相对于普通的生活男女来说，王小波们当然是神，他们富于神性从而也最富于人性的光芒当然照亮了黑暗中的人生。在万马齐喑的时代，陈寅恪、顾准们虽然普通然而是宙斯也奈何不了的神；在物欲横流、我们民族迈向新生的险恶之旅中，王小波是寻常然而智者也难以成就的神。（天才的海子吟唱说：万人都要把火熄灭我独自将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藉此度过漫漫长夜）。勿需造神运动，只要人心存在，王小波们就是一面旗帜（虽然人心经常为时尚左右，不能当即发现同时代"这一个"人的真正的价值－－像章伯钧那样能说卢郁文只是小丑，胡风、储安平倒是历史人物的人是很少见的）。换句话说，是因为我们的位置太低（跪着），王小波们只能孤苦地阻挡生活和历史里暴戾的、荒诞的风，他们受难，我们安适。有人挖苦他们，只是希望自己抬眼处一片空白、荒芜，以显得自己高人一头。 　　这也正是我的"忧郁"一文迟迟没有发表的原因（在1997年8月写成这篇有套瓷之嫌的文章之后，我很快发现王小波的声名正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咸与维新"的同志们越来越多了），也是我对自己和"同志们"不太满意的地方。当王小波孤身面对"傻大姐"、"花喇子模信使"、"智慧王"、"行货"们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当王小波对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现实和记忆"纠缠如厉鬼"时，我们在瞒和骗里干了什么？当王小波诉说他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屈辱、哀痛与愤怒时，我们又说了什么？当王小波给"沉默的大多数"以声援时，我们又给了什么？而当王小波赴死后，为什么他和像他那样的最富于人性和中国精神的文章成了绝响？ 　　这也正是我每逢遇见可惊可叹可悯可怒之事，思及小波而格外觉得痛惜的原因，以他的明澈他会怎么说，他会说得怎样的尖刻、苦涩和幽默呵。那么多的同志打破沉默，祭奠他，却未能如他一样行动、思想、表达。有人按黄仁宇的数目字思维说，倘若中国有一万个王小波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中国就有戏了。不是有这么多同志、战友吗？老气一点儿的话，一个王小波倒下去了，千万个王小波在成长，在站了起来。化悲痛为力量。中国应该有戏才是啊。可是王小波走了，就留下了一个智慧的、社会的、中国知识的巨大空白。这是怎样的生者和逝者！ 　　我们的社会日日上演新的剧目：下岗，分流，印尼事件，长江大水，反走私，禁毒，公平、效率、自由、正义与第三者插足……我相信，对于这些问题的叙述都不应该有知识者的缺席，"不再沉默"的"人文学者"们对王小波最好的怀念是解答这些问题。你们已经沉默得太久了，是时候了，该把这些剧目纳入你们的知识体系里了。 　　199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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