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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摩罗 |
作者：施曼
摩罗：
在1999年我就读过你的《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前几天在网上查找张中晓的有关资料，再次看到《面对黑暗的几种方式--从鲁迅到张中晓》，有一些想法很想和你聊聊。
你在第一节中说，鲁迅在中年时突然拔地而起，他长期以来妥协太多，一旦下定决心跟这些黑暗决一死战，就再也不想委屈自己，一律给予还击。把他的爆发理解为自由意志压抑得不能再压抑时的释放。我以为鲁迅在三味书屋偷描绣像，到异地求学，在日本弃医从文……这些早年经历同样可以理解为自由意志的舒展；当然遵从守旧的婚姻无疑是最妥协、压抑自由意志的体现之一。他为《新青年》写稿后也并非不再妥协，比如与许广平初到上海同居时就有很多遮掩之举。我理解鲁迅的压抑与爆发是一贯的，自由意志的释放有激烈与相对缓和的表现，并非在中年时突然拔地而起，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我之节烈观》等恐怕并不比后来那些"特别激烈、特别恶毒、特别有置人于死地的大气魄大力量"的文章显弱。
我曾经大声朗读过文中的若干段落，发现和后期杂文一样具有令人折服的气势。在辛亥革命失败后到为《新青年》写稿前，鲁迅在寓里沉寂地抄古碑，辑古文，我以为这是他思想及情感体验沉淀整和最重要的阶段。我有时想，鲁迅内界波动的激烈程度是否和环境及外在表现同步。
你在第二节引用王晓明论说鲁迅的"虚无主义"，在《野草》的有关篇章中确实充斥着他所体验到的种种荒谬、孤独甚至虚无，然而他怀念童年的文字又是如此温暖。这是否可以解释为鲁迅在寻找心灵的慰藉，给自己减压，力图避免"石化"呢？我偏爱那些怀念童年和故乡的文字，舒缓而暖和，其间跃动着一种特属少年人的任性、跳脱、天真，童稚而拙朴。我接触这些文字时正值十余岁，打心眼里把鲁迅当作一个可以和我玩闹，十分可爱的小孩子。也许受惠于这样的体验，我始终不去仰视他，不膜拜别人为他做的塑像，不因为他是"鲁迅"而象挖宝藏一样掘地三尺，警惕因接受权威的"定位"而损伤自己正常的阅读感觉。鲁迅确实接受了很多西方学说，但是民间的、鲜活的野性因子和魏晋的风致对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
你引用谢泳的提问"……鲁迅是反专制的，可专制偏偏又只找着了鲁迅，这是为什么？"，得出"由于鲁迅的气质和思想被他的后人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非常单一非常可怕的地步，我们不得不回头重新审视鲁迅的不足。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的确是被他的环境伤害得太深。为了抵御外部世界的伤害，他只有焕发起强大的蔑视、仇恨和敌意。这些蔑视、仇恨、敌意对消灭外部的黑暗毫无作用，却反过来伤害自己。"你认为鲁迅在人格的自由意志上可以位于人类最伟大的巨人行列，我不知道你指的这些巨人是否包括贝多芬，这个一生多艰却掐住命运喉咙的西西弗斯。希特勒终生酷爱古典音乐，最喜欢的除了瓦格纳还有贝多芬，他50岁生日，播放的就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然而从来没有提到过莫扎特的音乐。你能说贝多芬音乐中的英雄主义和崇高的使命感被战争狂人利用了而追究他是否表现"力"太过度了。莫扎特侧重的"和"很难被希特勒用剑去为日尔曼民族夺取土地和生存空间，而贝多芬的"力"是他本身的特质性，自由意志的张扬，表现在音乐中则是无辜的。我看过文革中的一个鲁迅选集，原文倒是原文，注释却牵强附会到让人拍案叫绝的地步，再加上编者的导读及选编的目光，效果如何可想而知。
我以为应该用权力话语体系是怎样扭曲鲁迅的思想，民众是如何轻易地服从权力话语体系下的解释这样建设性的问题来代替原有的提问。
你在文中提到索尔仁尼琴的文体明白晓畅，由此对比鲁迅的文风。我翻过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和自传《牛犊顶橡树》，"在语言方面，书中使用了大量的俗语、谚语、古旧俄语、宗教语言，同时，他把过去难登大雅之堂的所谓'劳改营语言'，盗贼流氓使用的黑话（甚至脏活）也写进了作品。他常常用这一类的词句表达一些他认为无法用普遍词汇表达的重要概念。这就带来某些阅读上的困难，致使西方为此出版了专门的索尔仁尼琴字典。"（田大畏、陈汉章译，群众出版社）"索有自己的个性、风格、特色，他用词丰富而奇特，犀利而深刻，笔意纵横，语言畅达，思想跳跃起伏（以至于原文中常用括号表示）"。（陈淑贤、张大本、张晓强译，时代文艺出版社）这些分别是两部书的译者所言。你提出"索尔仁尼琴和鲁迅为什么这么不一样？除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气质的区别之外，我想同时也还体现了个人心理特征的不同。"这里我还想插一句，鲁迅用文言写下了《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等著名檄文，可见对文言文的熟畅程度；而在中年时才放弃熟悉的文字，开始白话文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带有摸索和实验的特质。
"……我觉得，顾准和张中晓的精神状况告诉我们，这另一种可能性还是有的。我们应该慢慢地去学习这种东西，尝试着去实践这种可能性。在切实的人格践履中寻找文化的出路。"……"虽然至今为止，我依然认为鲁迅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存在，可我同时也认为，中国人如果至今只有这么一个人格典范，这么一种精神资源，这么一种精神模式，那肯定是不够的。……"这类文字我就不多引了。雅斯贝尔斯将任何独断论都视作思维的腐败，他自己一生都在禁止任何形式的独断论思维。我非常欣赏你对于精神资源的开放心态。回顾历史中的众多论战，很多是捂着耳朵咄咄逼人。我十分怀念古希腊人追求真理所持有的正常心态，他们深知面临的问题异常庞大，决不指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它，希望甚至祈祷自己脚下的路能够通向目的地，但他们决不把这当成唯一正确的道路，不会认为别人欣然踏上的都是旁门左道、通向地狱的罪恶之路。
"……这需要一个根本的保证，那就是无条件地爱这个世界。我不管这个世界怎样地与我为敌，怎样残酷地伤害我，但我是爱这个世界的。""爱是我们对于内心光明的体验，是我们内心的精神需要，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主观态度。爱不是反映，爱是内心的需要。"这些是最激起我共鸣的文字。在《卡拉马佐夫》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爱生活本身甚于爱它的意义，是这样么？""一定要这样。应该首先去爱，而不去管什么逻辑，象你刚才所说的那样，一定要首先不管它什么逻辑，那时候才能明了它的意义。"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当我们用铁锹挖动河流时，我们最后总会触到坚硬的河床。同样，我们的思想也总是以某些没有基础的信念作为基础。尽管河床本身也会移动，但它与河水的流动相比则是坚固的、确定的。"爱就是这样的河床，然而我们的河床却如此破陋，千疮百孔；筑造河床应该成为恢复我们的正常感觉中最根本的前提，有理由列为文化建构的第一要义，理所当然是关注国民性的起点。我在这里也有些顾虑，就是怎样辨认积极的爱与幻想的爱，不要让爱成为"泛道德"的一面旗帜，成为招兵买马的一个幌子。积极的爱"原是一件冷酷和令人生畏的事"，"幻想的爱急于求成，渴望很快得到圆满的功绩，并引起众人的注视，有时甚至肯于牺牲性命，只求不必旷日持久，而能象演戏那样轻易实现，并且引起大家的喝彩。至于积极的爱，--那是一种工作和耐心，对于某些人也许是整整一门科学。"
以上是就这篇文章所感，下面随意聊聊哲学及文革。"最近一段时间，纠缠我最厉害的问题就是，人究竟是什么。……即使我尝试着去作新的描述，我想它必定也是无效的。"这类形而上的探求恐怕是你的文章大气之所在。你似乎很重视哲学对思维方式的训练，和钱理群老师讨论过没有开设哲学课的失误，可见对哲学的推崇。在传统哲学中，通常不否认哲学的理论功能，都把哲学视为一种思维的训练或概念（范畴）的推演。然而，维特根斯坦正是要弱化或消除哲学的这种理论功能，让语言的实际活动取代对概念的理论分析。我很欣赏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他以为，哲学是人类试图克服而又无法克服的疾病。借用维氏本人的比喻，他的观点可以形象化为，哲学家（即我们每个人）就象是从小被置于瓶中的昆虫，长大以后试图寻找飞出瓶子的出口，但瓶口之小无法通过，又不能打碎瓶子，因此，我们就只能在瓶中生活，观察瓶外的世界。但我们天生的本能又使我们反复地去做劳而无功地寻找出口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哲学。
维氏以为，"哲学的结果是揭示这种或那种十足的呓语，消除理解在碰到语言的界限时受到的创伤"；他把哲学的作用比作"提醒物"，当人们在语言迷宫中误入歧途时，哲学就是在所有交叉口竖立的路标，指示人们走入正确的道路。用他的话说，哲学就是在人们想要搞哲学时提醒人们不要搞哲学。正如他反复表明的那样，哲学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既不用解释也无需从中推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这样显而易见，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东西。
我在这里援引维特根斯坦的学说，是因为对你的某个观点有异议。你以为鲁迅没有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原创性的思想，所以不能归入思想家之列。我以为哲学的表达是没有定律，没有规范的，术语和体系只是其中的一种，或许逻辑的语言有助于概念的推演；然而世界并不完全是由因果关系联结的链条所组成，概念揭示了事物某一部分的特质但同时也掩饰了事物的微妙性，而这种微妙性是逻辑的语言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需要另一种语言。它不唆使人们去煞有介事地分析"形而上"，可是又实实在在地传达了人们在遭遇"形而上"问题时的种种困惑不安、欲说还休、自说自话的窘态。它诚实而富于个性。我以为陀斯妥耶夫斯基、黑塞、加缪和鲁迅给出了这种语言的最佳表达，当然这受到我目前阅历和阅读水平的限制。
哲学课的开设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哲学的过去，但这只是在讲历史，对哲学本身意义甚微。在哲学教学中，如果思维方式的开放性受到限制，那么哲学极可能堕落为意识形态。雅斯贝尔斯认为，学院哲学的教学活动是平庸的、贫乏的并且毁灭着智慧的良知。大学应当是一个独立于国家的、非政治的场所，在这个场所里决不以国家权力的名义，党派的名义来论证某个世界观的或政治的团体和学说--因为这是只要权力、不要真理的意识形态--，而只能以理性的名义来进行论证，因为理性对于所有的真理，并且仅仅对于真理，是开放性的。
关于文革，我只想说亲身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我家有一张照片，是我妈妈和她一个同事的合影，两人竟然是同样的服饰，白衬衣和黑色的百褶裙。而这个女子在文革中遭受了司空见惯的奇耻大辱。（这两个词搁在一起让我觉得很别扭，可是事实就这样残忍。）她游街了，胸前挂在一牌子，上书"女流氓"，她和原来的男友分手后又交了一个男友，这就是所谓的生活作风问题。最野蛮的专制莫过于对情感领域的强制，而"道德"的维持竟然以践踏人的尊严为代价。呜呼，无话可说，我不发表议论，继续陈述事实。我的故乡黄冈回龙就是林彪的故里，我祖辈的老屋距离林家大湾不过几里路。当林彪权倾朝野时，万千红卫兵奔赴这里朝圣；林彪一朝覆灭，又来这里以泻对反革命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我曾经试图解释这些，却发现撞进合理逻辑和正常人性的禁区。我唯一所得就是做了一点摘抄，现在引用几段：
"没有公众的自由，真理便始终隐藏着、缄默着；没有思维方式的自由，真理则转变为谎言和暴力。非普遍有效的真理只要求排他性，并且通过这种要求来中断交往。这便是谎言的原则。中断交往与期望谎言与暴力是一回事。"
"必须总体地抛弃纳粹时代，而不能只是部分地抛弃它。凡是原则坏的地方，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即使它外表上乍看起来似乎是好的。"（雅斯贝尔斯）
"无论谁，如能给予人们一种新的协调和纯洁的幻想，就立即能够激发人类最神圣的活力：自我牺牲和宗教狂热。"
"一旦一个国家开始实行恐怖统治时，志愿告密的毒草便会象可厌的种子那样萌发滋生。当原则上允许甚至希望告密时，其他正派人就会被恐怖所驱使，而扮演告密者的角色。"
"让我们直言不讳地说，由于软弱，暴力就无所顾忌地嘲弄人道，并很快就形成压倒之势。把恐怖统治暴虐地强加于一个制度，就会瓦解个人的意志，使社会生活成为不可能。"
"在恐慌之中，狂热分子的行为往往超出了他们暴君的命令和禁令。"
"如若仔细观察运动的细枝末节，去找我们人类易犯的错误，那么每场政治运动看起来都杂乱无章，相当混乱。一旦要把一种理想变为人世间的现实，这理想马上就会显得非常滑稽。"（茨威格）
"由于自身的历史地位，俄国知识阶层存在着某种不幸：对平均主义的公正、社会之善和民众利益的崇尚消解了对真理的崇尚，甚至近乎扼杀了对于真理的兴趣。"
"俄国知识阶层的品质导致他们对欧洲哲学学说的误读，同时也使得这些哲学学说成为迎合知识分子特别需要的手段。……各种形而上学和哲学学说的'阶级'解释变为了纠缠不休的病态思想。在我们之间，这种偏执情绪感染了大部分'左派'。将哲学划分为'无产者'的哲学和'资产者'的哲学，划成'左派'的哲学和'右派'的哲学；断言有两种类型的真理存在：它们是有利的真理或有害的真理--上述一切都是思想、精神和整个文化颓废的表征。这将引致社会总体意识的瓦解，而与这种意识紧密联系的则是人类的尊严及其文化的发展。"（别尔嘉耶夫）
"进步理论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这就是眼前的手段必须为将来的目标作出牺牲，但我们对未来并不了解，所以我们不知道那些目标是否能实现。"（诺斯洛普·弗莱）
我借用了很多别人的观点和话语，一来是自认为难以比他们表达得更精当；二来是赞同杜尚的辩解，Mutt先生究竟是否亲手做了这件作品（《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选出了这件作品，因此，制作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理念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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