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和立场局限中的李陀
	作者：刘一声 　　李陀是新时期文学最早的形式主义文学探索者,他的创作和理论最初恰是以反抗当时僵硬教条的意识形态教条的"纯文学"的姿态出现的。"现代派"技法下掩饰着一种崭新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以后他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先驱人物,积极活跃社会政治活动家，,也算是文学审美观外化为社会政治观并付诸实践的顺乎逻辑的产物。渴望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大展宏图，济世苍生，献策庙堂从来都是中国文人最高的人生目标。只不过命途多舛，时运不济。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使李陀壮志难酬。但是他仍实现了部分的雄心参与缔造了早期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 　　描述李陀早期思想发展经历的简要轮廓，我无外乎想说明"纯文学"从新时期文学的源头开始来就没有"纯"过。时自今日仍然如此，在当今中国还缺乏产生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性的"纯文学"写作的社会文化土壤，人文传统沉积的"载道"意识使严肃的作家，既使在最扑朔迷离的形式探索下也酝酿着某些新思想的萌芽，只要风调雨顺，时机成熟，这些思想的胚芽完全可以蔚为大观，渐而成为整个社会的思想共识以暴风骤雨之势，冲击既有的意识形态危墙，最终建起新的思想高楼。对此，作为新时期文学的推动者之一和全程的见证人李陀，当比我们这些后来者有着更深的思考和体味。 　　李陀也确实给我们坦陈这些经验和体味。籍"文学性"抗衡"政治"的策略，强调"形式即内容，以这种方式避开政治对文艺的直接干预，使文学观念的更新变成了一种在文学内部讨论的专业问题"。"在80年代怎么写来冲决写什么，来打破对文学的专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以形式探索掩饰激进思想，这就李陀他们这一辈人在文学和政治之间周旋获得的宝贵经验。不过有意思的是李陀对九十年代以前形式探索的作品是满意的，赞赏有加，如张承志、韩少功、王安忆、莫言创作。只不过希望大家现在能以非"纯文学"的角度对他们再挖掘光大一把,毕竟这些人多多少少承继的，恰是李陀们自身所开创的文学潮流的余波。他隔膜的是九十年代以后的所谓"纯文学"。这种低调的文学现象，最初在表面确实不能和八十年代火爆的"纯文学"同日而语，按李陀的说法，是分享着同一观念却具有本质差异的两种文学现象。也是远远走出李陀既有"经验"掌握之中的东西。事实也确实如此，八十年代未至整个九十年代，余华格非们以及更年轻一些的探索者，在迷宫般的形式外衣下向人们传递了远比他们的文学前辈更为斑驳复杂的思想信息。对人生前景的本原性怀疑和恐惧、对于"边缘化"人生多层次的次展示，对于绝望处境下底层选择暴力的喟叹，讲述普通人承受千钧一发般重压为了活着而"活着"的不幸……这些正是九十年代纯文学对于时代精神和情绪不可替代的特殊提炼。作为一种新的写作姿态和文学式样免不了带些稚拙，茫然和杂芜。但是，怎么也想不通李陀竟苛责他们"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复杂的新的问题，面对这么多与老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情，没有强有力的回响，没有表现出自己的抗议性和批判性"。显然，是李陀的经验出了问题。虽然九十年代末的李陀不会再要求文学简单直接地从属于政治，而是要把文学"当作内部充满矛盾和紧张的文学话语的生产过程来分析，分析这一过程中宏观和微观的权力关系所构成的条件，分析各种权力和各种文学话语间的复杂关联，分析变革中的制度性实践和话语生产的互动关系"。但是，稍后从他指责九十年代纯文学的问题，正是由于"缺少思想和政治的激情"来分析，李陀看似新鲜的权力文学互动话语理论，在实际价值取向上竟和"政治干预说"表现出同样的实质：即把文学和政治权力话语的关系理解成被动派生的关系。这种预设主次在先的"互动关系"标准下，九十年代的纯文学自然也就"大成问题"。 　　依塞亚.柏林曾经概括出文学批评的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法国式的态度"，而另一种是"俄国式的态度"。"法国式的态度"更重视作家的职上精神和技术水准。作家唯一的任务就是生产好的作品。优秀的作品自然会提升人们的日常趣味和道德水平，作品后面作家的动机和趣味是第二位的，而"俄国式的态度"则把作家本身是否有高尚的道德，对真理的追求放在首位。对"俄国式的批评"人们真是太熟悉不过，这种批评中最劣拙的形态--庸俗的社会学批评曾经让中国作家吃够苦头。我想，李陀该不是又想让我们重新回到把某种特定的世界观、道德观凌驾在作家头上，对其创作指手划脚"戴帽子""打棍子"的庸俗社会批评上去吧？李陀可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批评家有资格审视作家的创作动机拷问他们的灵魂，但是我们谨慎地向李陀进言：您对纯文学的批评方式，态度和庸俗的社会批评学有着兄弟般的亲缘关系，且只有一纸之隔！ 　　严肃的思考者总是希望在在自我否定中前进，但谁也不能保证他的"前进"在旁观者看来不是一种徘徊，甚至倒退。曾经以"文学性"反抗政治权力话语的李陀又要让文学拴在新左派的意识形态话语马车后面疲于奔命，真搞不清向"左"转后的李陀到底有无方向感了。 　　其实，我们实在低估了九十年代纯文学的思想价值。九十年代以来纯文学或者"先锋文学"对于汉语小说艺术上贡献巨大已成共识。而就其建构新意识形态的作用而言，我以为人们至少忽略了两点： 　　一是以文学的方式提前释放了世纪之交特有的社会情绪，并且提供了极富启发性的思想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九十年代的所谓"纯文学"实则是二十一世纪的思想先驱。弥漫于今日思想学术界普遍的怀疑绝望，歧路争执。自然有来自各学科的独立探索和自身的思想资源的支持。但是考虑到文学界先在的广泛的渗透性影响，九十年代"纯文学"实为始作俑者。不过人们的忽略情有可原。花样繁复，令人眩目的形式外衣下深潜的内容往往容易被漠视。九十年代的"纯文学"作家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表面上放弃了振奋人心的宏大叙事，但是，对精神个体家园的思考，"源出和现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或"敌对关系"（参见汪辉《序<我能否相信自已>》）已经对于九十年代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作出精神结构性的颠覆性批判。且为思想学术界目前如火如荼的制度批判，路线反思提供感性准备和思想精神的材料。同时通过人文知识分子的口授书写影响了一代学生青年，普通民众也在影视传播媒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熏陶。甚至中学语文课都己收录《十八岁出门远行》这样的作品。九十年代的纯文学和受众的关系远不是对牛谈琴，痴人梦呓的单向传播，远离民众。 　　二是确立了一种职业性，技术型的书写姿态，以不可替代的优秀的专业贡献参与社会意识形态的构建。这是建构新意识形态的主流方式，也是现代思想学术潮流，在李陀们看来可能显得保守冷莫，带有鲜明的保守主义色彩。但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发展趋势。"西马"从社会政治经济转向哲学领域说明了这一点。经历"巴黎学潮"的左翼知识分子重回书斋也说明了这一点。仅以知识分子的懦弱来解释这种趋势是不够的，关健是社会经济结构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毕竟与马克斯写《资本论》，列宁写《国家与革命》时不同，远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和旧式帝国主义时期复杂得多。意识形态作为反映现实的一组神秘的或幻觉般的描写，表现了人同自己生存的实际条件之间的想象关系（阿尔都塞语），在这种关系内部已不过去那种简单的对立主从的关系，与现实外部的关系也不是象马克思颠倒黑格尔那样就能扭转过来的。思想学术界和文学的设计者和操作者自然只能按新的现实，建设自己的理论楼台。敏感的正与国际学术文化思想领域接轨的中国思想文化界，创作界不可能不接受这股西风的吹蚀，八十年代末思想文学界在"广场"上铩羽而归也强化了务实的"岗位"意识。因此，九十年代纯文学正是以这种看似平淡无奇的默守岗位的专业精神，为我们崭新的意识形态大厦添砖加瓦的。新的大厦上也有革命的营垒，但是已不象过去那样红旗猎猎，更没有"乌托帮"式的虚幻光辉，它以完全不同与以往的方式继续着革命的言说。 　　当然，这篇小文不可能完成对九十年代纯文学的完美辨护。只是敦请李陀能从更宏观视角，从思想意识形态构建的高度重新审视他要否定的对象。我敬重过去那个有深厚艺术功底，思想敏锐的的文学批评家李陀，也知道过去经验对人难以摆脱的限制。但是当经验和特定的立场同时发挥作用时，情况就要复杂得多。偏颇、矛盾、错误的思维判断也就在所难免。这在左转之后的李陀身上体现的特别突出，当他作为一个纯粹的评论家对创作发表见解时，睿智而警辟。良好的艺术感觉牵引着他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他刻意在乎左派的立场时，过时的社会政治化的文学经验就会从意识深处冒出来与激进的左派立场结成天然同盟，使得心应手的文学问题也中邪式的打糊乱说一通。似乎与那个一流的文学评论家不是一人。这真叫我们这些崇拜者不敢盲目跟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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