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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晋平 进入90年代以来,出于社会环境的变化和自愿的选择,中国大部分人文科学领域的知识分子通过讨论知识规范问题和从事更为专业的学术研究,转向了职业化的知识运作方式。据说,在西方当代学术界也有这样的倾向,读书、著述很大程度是在形而下的层面上操作,更多的是和生存问题联系在一起。学术著作和论文的产生,也像工厂的产品一样,被成批制作出来,用来升级、评职称,离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创造"相距已远。尽管如此,我们看到,仍有许多优秀的学者始终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精神探索,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思考一些与专业有关的问题。哪些学术问题很重要但少有人关注?哪些书籍应该出版而被出版社所忽视? 病中的洪子诚先生却不过记者一再的请求,指出两个课题值得重视:其一是中国现代诗歌史的研究。它涉及到诗歌批评史、现代诗的概念和范畴,甚至阅读问题,但研究此的人不多;其二是当代文学和文化,"当代"的概念指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关于这个时期的研究在80年代以来被忽视,但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包括它的社会组织形势、政权机构、经济文化型态和文化制度。这个时期是进行社会主义实验的时期,它要解决两个问题:1.独立民主国家的建立;2.现代化的发展。有人认为这个时期是"前现代",这是不对的,这个时期提供了一些复杂的历史经验。由于它本身存在的问题,也由于"文革"的灾难性后果,80年代时人们对这个时期的看法普遍情绪化,而它的有些问题在90年代继续延续着,比如知识分子问题、文化分层和文化冲突问题、文学和文化问题等等,更具体来谈包括对红旗歌谣、浩然作品、样板戏、文化生产、接受、消费机制、语言表达方式等,怎样在90年代的情境下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 周国平先生认为从读书报的角度来说,大作家的读书生活应该梳理出来。他说,我在德国时看见德国人对歌德、席勒的读书生活研究得很详细,而中国大作家的读书生活很少被梳理;另外,从我的专业来说,我很关注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世界上许多大哲学家都很关心文学,读了不少文学作品,还做过一些分析,诸如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的分析;萨特对福楼拜的分析,还为此专门写了一本书;尼采对司汤达的分析等。大哲学家对文学的关注和思考,也值得有人梳理。 陆建德先生最近刚替同事审阅完英国人利维斯《伟大传统》一书(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本评论英国小说的经典之作。利维斯在20世纪中期的英国本来很重要,但后来一度被淡忘,近来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又重被提起。他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学术命题--"多数人的文明和少数人的文化",包含了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怀。他还对广告的价值取向进行研究,在文学批评里有对广告的批评。我们在介绍国外的东西时,太带有中国特色了,而像利维斯这样的重要人物,应该多给予关注。此外,有不少人在关心翻译问题。清末民初时大量的翻译对我国现代化的走向起了很大作用,严复的翻译影响极巨,但他翻译的多是英国19世纪中期和后期的著作,如斯宾赛、赫胥黎,而与严复所翻译的对立的声音我们知道的就很少。阿诺德是19世纪英国文化的巨头,其地位和影响远远大于斯宾赛和赫胥黎,他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非常重要,他发现自由多了会导致无政府状态,精神生活呈现下滑的趋势,而人应该有更好的自我。他对当时的英国社会批评得很厉害,这种声音在我们这里知道的比较少,如果这一类著作在清末民初就被介绍过来,对中国知识分子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是个有趣的问题。翻译家对一个民族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大。 陈思和先生认为,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来说,沦陷区文学、殖民地文学的研究和整理都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像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台湾文学,尤其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一直在研究界比较空缺。我们缺乏个案研究、作家整理,许多人喜欢做大而无当的东西,而文学史是从个案研究中体现出来的。我们的学术界往往课题太集中,要做什么都做什么。 南帆先生表示,电子传播媒介技术性的进步正深刻地影响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但关于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的研究还是少,也比较浅,停留在表层,结合中国特色的此项研究就更少了,在这方面,西方很多,毕竟中国和西方相比有差距。 正在办公室以领导身份和同事谈话的李书磊被记者抓住,稍作考虑之后,他愿意谈谈有关书籍出版的问题。他说,知识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方面的书籍目前太少了,尽管有德舍勒、英国曼海姆等个别人的译本,但太零散,出版社应该出版一套这方面经典人物的著作,包括研究范例;文化史作为一个学科分支已经成形,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希望有出版社成系列地出版;1949年以前的期刊,有代表性的有《新青年》、《新潮》等期刊,以前似乎也出过影印本,但太少了,中国书店把它们当文物卖,委实太贵,希望出版社再影印出版一些解放前的老期刊;国内买外文书的渠道太少了,鲁迅的时代,买外文书很容易,现在似乎被垄断,经营得太死了,成了防火墙,希望买外文书的渠道畅通一些,增加零售点。 书籍出版的问题,学者们所谈大都和自己的专业或关注的问题相关,南帆觉得关于消费文化和电子传媒方面的书,国内太少,尤其既有学术深度又和现实生活紧密的,应该多出。陆建德最近正在阅读康拉德的作品,他是波兰人,后加入英国籍,当过水手,他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语作家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他的作品不比任何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家差,是个老作家,新热点,可以多介绍。周国平认为现在出版物很多,也有许多书很好,但德国浪漫派中哲学家兼诗人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得很少,像诺瓦里斯、施莱格尔,他们都是文学领域里重要的思想家,文体很好,希望有人组织翻译出版。洪子诚强调说,现在大学文科教育有问题,包括一些博士生,文学感受力太差了,文学性强的书出版得还不够,诗歌、小说从欣赏的角度可多出一些,包括多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或组织人编选最好的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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