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欲望结构的再分析
	作者：刘士林 　　在《当代欲望结构的分析》一文中，我把50年代人看作是历史上暴力传统的直接继承者和受惠者，前者是由他们所占据的特殊历史区间与早期经验决定的，后者则是因为这个暴力传统在被消费文明彻底葬送之前，他们已经充分完成了其暴力型生命机能和社会的"物质交换"，因而已经可以"无怨无悔过一生"了。而70年代人则是消费文明中诞生的第一代实践者，他们既是暴力传统的终结者，同时也由于在这种破坏中损失最小，因而成为新时代中最大的受益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采用的特殊方式，这是一种在"传统革命文献"中从未有过的东西。他们既不屑于做传统的接班人，也不屑于做传统的叛逆者。在他们依然年轻却又饱经沧桑的双眼中，辉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这些遗产崇高的承担者简直无聊透顶、一钱不值。这虽然导致了现存世界对他们的整体性敌视，但借助于消费文明这一强大的物质基础，他们不仅在现实中充分享受了消费文明成果，同时也以其独特的文化书写方式成为真正的"自由撰稿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已彻底放弃了对这个污损不堪的世界的任何责任，而且更是因为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已经为他们构造了一个"预备着地球坠毁"的新大陆。相比之下，我把包括自己在内的60年代人看作是真正的不幸者。这是惟独一代兢兢业业、苦撑苦熬的人，由于暴力传统在90年代的终结和消费文明的异军突起，直接改变了历史自然法则中按部就班的"接班"秩序，60年代人前面的所有精神储备和所积累的生命资本，实际上都变得多余或者正急剧地贬值，生存的尴尬比黑色幽默还要黑色幽默：他们在含辛茹苦、好不容易得到历史责任与义务之后，却突然发现人类社会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他们的长期训练和艰辛奋斗好像只是为了做实体文明的殉葬品；他们为历史上的英雄先烈、神话人物、仁人志士、不幸者与悲剧故事唱过无数的挽歌与赞美诗，但最终却发现自己已永远被排除在历史的雅颂之声与宗庙祭祀之外。然而由于在精神上抽象地发育了的政治机能，由于在消费新文明时代中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压力，使他们既不可能像50年代人那样心静气和地享受着传统社会的最后晚餐，也不可能成为在四周暗夜中一步步逃离这众神已经隐匿之破庙的70年代造反者。这就是我对当代社会具有主流性质的欲望结构及其结构要素的分析。 　　这里当然有一个重要的遗漏，就是40年代以前那些已经退出生活舞台的非主流的人们。这个群体当然是成分最为复杂的。把他们称为非主流的，也许许多人不会同意，因为实际情况是，他们虽然"两鬓苍苍十指黑"，但却依然大权在握，控制着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但是，我以为更应该看到的是，这几代人对属于自身的传统已经没有太大的信心，他们和迅猛而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的矛盾最大、冲突最激烈，许多事情已经不可能再按照他们的意志和内心的真实意愿来运转，他们正在痛苦地践履着他们讲了一生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客观规律。这些当然更应该是后人评说的东西，所以这里也就权且寄下。在此我只想从文化分析的角度，对近年来被吹嘘为"晚年境界"的那些东西略作分析，以便更深刻地接触一下这些非主流欲望的结构机制。所谓"晚年境界"，就是说这些人在稀里糊涂了大半生之后，在生命暮年到来时突然悔其少作。它有两个表现形态，一是把早年迫于时事而作的"伪证"、干的"错事"、丧失的"良心"，统统像做文化遗嘱一样在生命最后关头抖搂出来；二是把一直压在心里的不敢说的"真话"、不敢戳穿的"真相"、不敢表达的"真理"，拼尽最后的力气和勇气使它们大白于世。然而对这种"晚年境界"如何评价，却不是一个可以一概而论的东西。也就是说，这种境界有多高，实际上也需要从它所生发的那个深层的欲望结构来重新审视。 　　这几年的确出了不少这种"晚年境界"书，从最初作为新文学史料出版的各种"检举揭发材料"，到最近市场上走俏的许多文革时代/80年代权要人物/受害者的日记、回忆录，都可以被列入这个庞大的"忏悔录"书系。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挖祖坟"；（二）"以下犯上"；（三）"黑幕性"。然而它们不知为什么总是会使我一下子想到《红楼梦》中焦大骂街那场戏。它好看和为人津津乐道的原因，可以说也有三个特点，一是它本身属于那种"打人打脸、骂人揭短"式的挖祖坟行为，痛快淋漓入木三分，具有一种"无情打击"的战略战术；二是它本身在逻辑上具有创造性，属于奴才骂主子之类，它充分满足了中国广大下层社会"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冲动，使人们获得一种普遍的替代性民满足；三是它本身还属于那种反戈一击，最易致强敌死命的招数，由于焦大揭示的正是与贾府内部最忌讳的宫闱丑闻相关，也就为透过贾府的金玉其外，一窥其内部的腐败与堕落提供了绝佳视角。如果不是有焦大这个人物，谁还能知道堂堂贾府中竟然还有这样不齿于人类的阴暗面呢？惟一的遗憾是在曹雪芹那里，他大概由于私心而硬要焦大碰上"一点面子也不讲"的王熙凤，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焦大不仅受不到"满嘴喷粪"的惩罚，反而会因此而名利双收，安度幸福晚年。两相比较，可以说它们的确有着逻辑上的家族类似性。这里我们也不知道是应该为《红楼梦》的博大精深叫好，还是为中国文化创造性的匮乏悲哀。 　　当代众多的"晚年境界"，本质上就是一种焦大的境界。其中许多作者可以说与焦大相似极了，他们都曾在历史上立过或大或小的功劳；另一方面在当代生活世界中已经越来越边缘化，不仅由于文化上建树太少而门前冷落鞍马稀，而且由于社会的转型也丧失掉主流意识形态的恩惠。这正是他们同焦大一样心怀不满，只要一有机会就要把它们发泄出来的原因。然而竟然有人无耻地吹捧这是什么"晚年境界"，一种类似约翰·克利斯朵夫或者托尔斯泰式的崇高人格。这对于经常"说胡话"的中国批评界虽然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对其流毒所及却不能不加以警惕。当代这种所谓的"老年境界"，其专利究竟属于西方那些心灵伟大的英雄，还是属于镇日里醉醺醺只知道"到太庙里哭祖宗"的焦大，这其中的原委也是必须加以严格区分的。假如这些著作不是因为著者晚年政治上、经济上的潦倒失意，或者是因为被用完就扔，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是像巴金老人那样，虽然晚年生活蒸蒸日上，但却出于真诚的忏悔与内在良知驱动，感到有必要对人民与子孙后代作一个交代，这自然是一种具有高度精神性的晚年境界，也值得我们向他的勇敢与真诚举手加额。但假如是像焦大那样做奴隶而不得，或者由于晚年的现实利益受到损失，以这样一种生理性情绪为造反动机，甚至只是在商业策划下为赚些稿费弥补生计上的亏空，那么这样一种投机行为不仅不存在什么精神境界问题，而且也丝毫不值得进行任何表彰，哪怕他们在检举揭发中确有重大立功表现。进而言之，焦大境界与托尔斯泰晚年境界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的忏悔纯是出于良心的觉醒，而前者的悔恨则是发自于其饥饿的食本能。这其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想一想晚年一直被良心折磨而忏悔的托尔斯泰老人，虽然过去我们一直批判他是地主，是歇斯底里的可怜虫，但是我们是否知道，一个"地主"在他良心发现时，是使自己"不义"的积蓄向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流通；而焦大之所以揭老底，则是希望借此"检举有功"因而再从社会上回笼一批消费资金。这就是托翁与焦大的本质区别。由于从没有争得做人的资格，中国这些文化焦大们，不仅昨天没有任何精神，今天也仍然没有什么境界，他们的全部所做所为，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而已。因此还可以想到，假如明天他们可以通过忏悔今天的反叛行为来参与新一轮的生活资料再分配，那么他们一定会为今天的"犯上作乱"而痛哭流涕，连呼罪该万死的。尽管古训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实也必须强调并不是所有的善意都是可资鉴赏的。 　　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一百年来各种残酷的政治、军事斗争，使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差不多都死绝了，他们不是自杀，就是被杀，遗留下来的基本上都已经在精神上分裂，或者在心理上丧失了普通的道德情感和正义感。这原因固然不这样就不可能躲过那一场场致命的劫难，然而在经历了太久的地狱生涯和非人岁月后，人格、人的尊严、人性、爱这些东西也就被阉割净尽了。这时他所掌握的所有文化符号，由于没有经过道德结构的过滤和改造，实际上早就沦落为赤裸裸的生存工具。在这些并不光彩的晚年境界中，我们可以解读的也主要是这样两方面：一是伪造历史，其轻微者只是清洗一下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行，而更可笑者还可以借此编造一些同"四人帮"及其爪牙做斗争的神话等。他们不知道除了自己还有谁会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感兴趣，以及还有谁会对这些关于历史故事的不同讲法信以为真。另一方面，则是这种焦大式的骂街，他痛恨这个今不如昔的时代，日夜梦想的就是他在"太祖"时代曾经享受过的荣华富贵。但两者的目的无非都是希望借助"齿德"来重新攫取话语权，并以此为工具参与未来的社会分配活动而已。然而由于这种"齿德"只有"文章"而没有"道德"，只有"术"而没有"学"，所以上梁不正下梁歪，它也就很难再统治越来越聪明的新进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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