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威权主义的危险
	作者：易丹 　　法国的路易十五被囚禁在宫中，他读了伏尔泰和卢梭写的著作。这个丧失了自己王权的国王似乎醒悟了。他感叹说："这两个人摧毁了法国"。他意识到，以书写语言为媒介的启蒙思想是推翻他家王朝的有力武器。不过，那个时候伏尔泰和卢梭的著作都还没有机会被大量地传播，虽然有了较为先进的印刷术，他们的书还基本上是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圈子里流行。那时，传媒还没有诞生，语言媒介是纯粹的工具。 　　二十世纪哲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传媒不断成长的背景之上，露骨地把语言对我们的统治揭示出来。在此之前，语言曾是我们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隶。比如从文学的角度看，传统意识总是把形式和语言搅在一起，仿佛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内容的展现和发挥。然而当本世纪初的一些理论家们把语言和形式提升到一个比内容更高的位置上时，这个奴隶的造反事业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当时间再次向前推进之后，以语言为范本的大众传媒诞生了。人们逐渐知道了，在自己生活的日常世界之中，还有一个用报纸杂志和广播电影等媒介构筑的语言世界，这个世界和他们充满油盐酱醋生死爱恨的世界一样重要。而当纳粹德国的一个宣传专家说，谎言说上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时候，传媒在二十世纪社会里的霸主地位和超凡作用已经确立。 　　大众传媒（广播，电视，大量印刷的杂志和报纸，还有最近刚刚加盟的因特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能量覆盖了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思想、情感、习惯、审美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它的俘虏。时至今天，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开始过一种离开了传媒就无法呼吸的生活。没有电视，我们不知道哪一种VCD机练就了一身真功夫或者好功夫；没有报纸和杂志，我们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购买便宜而符合时尚的衣服，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应该用什么样的营养品来滋补缺钙的身体；没有广播，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崇拜的当代英雄在明天会不会离婚或者，用传媒最喜爱的词来说，会不会领导另一个未来的生活潮流。我最欣赏的精典例子是一年一度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这场基本上空洞无物的传媒大聚餐虽然遭到各式各样的抱怨和批评，仍在适当的时候会准时成为全国人民的热门话题，并在那个特定的晚上成为与团年饭一样不可或缺的文化仪式。这种仪式的更深底蕴是，传媒通过这场为全国人民提供新年大菜的狂欢扩大了自己潜移默化的权力，明星通过它巩固或者提高了自己的声望，企业通过它推销了自己的商品，老百姓通过它感觉到了辞旧迎新的心情。在一个各方皆赢的局面里，这个媒介的饕餮大宴似乎成了我们最重要的生活成份──哪怕在曲终人散之后，我们又开始对它口诛笔伐，并发誓今后宁愿打麻将也不再去看那无味造作的表演。 　　现实主义地讲，我们当然无法摆脱这样的传媒霸权对我们生活的控制。因为离开了传媒，我们就无法生存。再说，传媒所带给我们的好处，远远大于一场让我们抱怨的乏味晚会。每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末的公民，都应该为我们有无所不在的大众传媒额首称庆，都应该向那些创造了传媒、操作着传媒的人表示他们最大的敬意。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当我们在突然之间失去了这一切时，我们会堕入一种什么样的无助和疯狂。因此，与其悲观地控诉传媒对我们生活的控制，还不如乐观地接受它的领导。 　　当然，在承认传媒对我们的威权并心甘情愿地接受它的领导的同时，我们无法不看到一种危险。威力无穷的传媒机器能够控制和改变我们──既朝好的方向，也朝糟的方向。那些对虚假新闻的抱怨，那些对矫揉造作的文学和影视作品的抱怨，那些对品味低下和混淆视听的传媒垃圾的抱怨，只表现出这种威权主义所面临的危险的巨大冰山一角。真正让我们感到恐惧的，是传媒在唯我独尊的心态中，会以一种无视现实的茫然来滥施它的威权。是它会以一种不容我们置疑的傲慢和偏见，把我们淹没在脱离实际的烟雾里，彻底地割裂我们和真实、真情和真理的联系。这比一千场乏味的晚会，一万集低劣的电视剧和一千万句低级趣味的报道都更可怕。如果真有这危险变成现实的时候，愤怒的人们把传媒的威权等同于无数遍重复的谎言，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 　　传媒的威权是一头狡猾的园中猛兽。或者，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柄锋利的双刃剑。鲁迅曾经把他自己的文字比喻成投枪和匕首。他的用意十分明显，他是想说他就是那个掌握投枪和匕首的人。鲁迅当然没有反过来看这投枪与匕首的功效，他的生活和写作时代不容许他作这样的思考。然而，我们在这个比喻里是不是也看到另外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有一天，当传媒手中掌握的投枪和匕首突然失去了控制，会在伤害了所有人的同时，也刺伤了传媒自己。当然，传媒不会因此而消亡，传媒的威权还会继续。只是，在这投枪和匕首下，我们将看到无数滥用威权而导致自戕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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