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省80年代
	作者：赵稀方 　　今年3月12日在作协召开的一次有关台湾文学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议。争议发生在台湾大陆学者之间，论题涉及到对于台湾作家黄春明的乡土小说中的反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倾向的评价。 　　话题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陆贵山先生引起。他在发言中指出：黄春明的小说表现了台湾工业化过程中传统乡土与现代的碰撞，其中由乡村的覆灭所引发人性的悲剧虽然感人至深，但作品所表现出的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抵触却不足取，作者显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工业化在历史中的进步作用。陆贵山先生是马列文论专业的资深教授，中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的会长，对于他引经据典地讲述马列我们丝毫也不惊讶。但台湾的代表却大有异议，台湾著名作家陈映真首先起来反驳，他认为：台湾的资本主义现实比较特殊，不同于欧洲国家，故而不能直接套用马列论述，台湾的资产阶级系由美国等西方国家直接扶植而起，是殖民性的畸形儿，没有进步性可言，予以揭露批判是非常必要的。黄春明本人非常激动，他说：如果一个作家不能为与他生活在同一土地上的民众说话，这样的作家还有什么意义。陆贵山答辩说：我们大陆与台湾不同，你们在抵触和批判的东西正是我们大陆所欢呼拥抱的，现代化给我们带来了进步。 　　我本来无意加入辩论，但陆贵山以"我们大陆"自居的概括却让我心有戚戚，我终于忍不住插了话，主要就事实和理论作了两点说明：1，提醒大家注意9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可以"新左派"为代表）对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强劲反省，断言我们大陆在全面拥抱市场经济并不准确。2，梳理西方的现代性概念，我们会发现现代性有两个相反的方面构成，一是以现代化为主体的经济、政治体系，二是以反现代化为旨归的现代主义艺术，这两个方面互相对立却又互相补充，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否定文学作品的价值，显然错位。 　　我的发言很简短，旨在提供另外的声音，我不愿意在台湾学者作家面前"中伤"大陆前辈学者。但陆贵山先生发言其实是很值得一说的，这倒不是指他对于马列理论的机械运用，而是指他全面拥抱现代化的态度，这种态度后面隐含着的是80年代的价值立场，此种想象和知识的局限性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实中已经日益凸显。这里我想就这一问题作些余兴未尽的发挥。 　　80年代的知识共识是，我们必须突出此前的封闭状态，走向世界，搞现代化。这一看起来明白无误的共识现在看来其实相当含混。 　　首先需要追问的是，这里的"世界"究竟指什么。毫无疑问，它指的是西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认为1949年之后的中国自闭于世界的说法其实并不确切，彼时的社会主义中国实实在在是国际主义的。只不过它的"世界"主要是苏联及广大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不健忘的话，我们还能记起中国对于第三世界穷国的大量支助。此间我国翻译引进了大量的苏联及亚非拉弱小民族的作品，而对西方哲学文学作品也作了有节制的引进，人们可能没有想到，新时期红极一时的萨特、卡夫卡、海明威、贝克特等作品其实早在五六十年代就已翻译过来。"胸怀全世界"等彼时的流行话语，正说明当时的中国是具有世界视野的。更能说明问题的，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一真正奠定中国世界地位的事件发生在1971年，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压倒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对。新时期的"走向世界"不过是在转换"世界"的概念，它通过压抑历史的方法而重新构造了"世界"的形象。这一转换应该说是必要的，但完全抹煞历史却显示出巨大的盲目性。它忽略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现代性构成的特殊性，忽略了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根据。根据刘小枫先生的说法，中国近现代之所以亲近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理念，其根本原因在于"列国竞争的处境使民族主义诉求更亲和社会主义主义的平等理念，以对抗国际间的不平等，为民族国家的建构提供社会动员的理念资源。"（《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我们是想要向西方学习的，但正如毛泽东所说，"老师总要欺负学生"，我们被迫走上了对内独立自主，对外联合广大弱小国家对抗西方列强的压迫的社会主义道路。印度历史学家帕忒·察特杰(Partha Chatterjee)论述国家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问题时有如下描述：国家民族主义"一方面强调落后民族可以实现'现代化'，另一方面则又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定位。因此，可以说它生产的话语是双重性的。这个话语一方面对殖民统治的政治合法性提出挑战，另一方面则屈从于殖民统治所依赖的思想前提，即'现代性'。"（Partha 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Tokyo:Zed Books Ltd,1986）要学习更要抵抗，这可以说是后发第三世界国家不可避免的宿命。80年代常常不自觉地自比五四，为五四的启蒙传统被断送而叹息，期望在新的环境中重建西方现代性，这种想象只能说是一厢情愿的。中国/西方关系的紧张其实直到现在仍并无改变，只不过政治的侵略变成了经济侵略，其危害甚至较前者更甚。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的现代化并不会因为你批判中国传统而能得到，西方也不会因为你的"走向世界"而与你全面拥抱，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仍然还是西方的压力和限制。90年代有关全球化的讨论，凸显的正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困境。五四将中国/西方的关系一厢情愿地转换成了传统/现代的关系，但中国/西方的关系问题并没有因此消失。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殖民主义的论述，还是弗兰克、阿明的"依附理论"，还是布罗代尔的"世界体系论"都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紧张决不会轻易消失。 　　中国近现代之所以选择社会主义形态，还有另外一个刘小枫没有提及的原因。即在中国接触世界的时候，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已经显露出如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的扩张所带的种种问题，同一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如叔本华、尼采，及卡夫卡等现代主义文学，都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直接针贬和反省，在社会制度上，苏联社会主义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理论而建立起来的，这一切都不能不成为中国在选择现代性模式的参照。断言1949年以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没有搞经济建设、没有搞现代化与断定彼时中国没有走向世界一样荒谬，新中国30年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成为世界第四大工业国，两弹一星更是显示了中国强大的高科技水平。所不同的不过是，社会主义中国不但要搞经济建设，更要强调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它竭力避免高度工业化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及现代科层制度所带来的官僚主义国家权力的膨胀，由计划经济模式所带来的效率低下、文革对于官僚制度的冲击而带来的社会混乱等后果都与此种努力有关。对于这些不当的地方我们在新时期必须批判修正，但我们所批判的却不应该是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困境的努力。这种必要性在90年代已经日益显露，经济转型发展到现在，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社会两极分化、严重不公等负面效应，有关社会公正、经济政治民主的问题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发出了"谁之自由"的质问，超越资本主义尝试的"第三条道路"重新又被提起这。这一切都表明，80年代所回避的东西，今天我们仍得正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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