疼痛与快感
	作者：祝勇 　　朱学勤说："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从这个意义上说，时代需要悲剧，知识分子更需要悲剧。一个时代没有悲剧，才是真正的悲剧；有了悲剧，知识分子们竟如妇孺般哭成一片，又是对悲剧尊严的辱没。"（《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见《风声雨声读书声》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九四年版） 　　我相信任何读了这段话的人都会对朱学勤先生顿生敬意。我还相信这句话在中国几乎可以成为真理。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都在应验着朱先生的定律。中国确是在这种悲剧氛围的笼罩下走完了二十世纪。尽管我们的知识分子经受着时代的摧残，但他们的笔却让历史发抖。悲剧于是在时间深处被镀上金铂的颜色，成为一种图腾，一座在血污中耸起的墓碑。 　　然而每当站立在这具图腾的下面，我又常常怀疑，这种悲剧崇拜，或许只是一种虚幻中的自我圣化。就像孩提时代的自己，在一种游戏中扮演着英雄的角色，被同伴捆绑、拷问，游戏结束，各自回家，一切都化为乌有，虚构中的英雄又恢复了往日形象，成了流着青鼻涕的半大小子，除了自我的满足，这样的经验没有任何意义，世界依旧按照自己的逻辑运行。笔者无意嘲讽那种悲剧英雄，亦不反对知识分子扮演理想主义者的角色，去维护公理和正义，去充当一个勇敢的救世者，相反，鲁迅、胡风、顾准和张中晓们，在无法安顿好个人生命的时刻里，却在牵挂着整个人类的命运，这些孤独的悲剧主角每每都令我产生一股力量。对于这些神圣的灵魂来说，现实的切割必然会造成疼痛。疼痛是有意义的，因为它是将个体同环境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尽管这种联系是在负值的层面上进行的。疼痛使人警醒，更使强者获得前驱的勇气和动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长久不间断的锐痛造成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那就是某些知识分子对疼痛产生依赖情绪。疼痛便由一种被动的接受，上升为一种形式、一种需要，上升为生命价值的度量衡，由负值蜕变为正值，从而形成一种受虐或者自虐的心理，在疼痛中获得自我满足和快感。而标榜疼痛，于是也成为一种时尚。其实，这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媚俗。他们自认他们命中注定为火刑柱和十字架而生，他们摆出一副英雄的姿态并且相信自己是凌架于万千民众之上，受人顶礼膜拜的了不起的人物。 　　假设（仅仅是一种假设）有一天突然没有了痛感，我相信很多人会一下子变得无所适从，空虚无比，不知道自己该去吃哪碗干饭。他们会怀念疼痛的日子，因为疼痛成就了他们的"不凡"，令他们体验到深刻的生存快感和悲剧美感，忍受疼痛甚至成了他们的品牌和商标。没有痛感，对他们来说反而是一种惩罚、一种耻辱、一种无奈。他们无法忍受无痛感的生活把他们矮化到与芸芸众同相同的位置上，他们不甘于这种回落。与之相对照的是另外一批知识分子，甘居于生命的常态之中，从不曾将自己"升格"成英雄，而是在虚构的神话之外，在各自的专业范围内，蚂蚁筑巢般，做着脚踏实地的工作。他们并非没有理想人格，然而他们的理想人格蕴含在他们的建设当中；他们并非没有经受风雨的冲击，然而他们甘于以漫长的岁月为赌注，以文明的江河冲刷出精神的沃土。应当说，这也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忍受。他们不是拯救世界的大力神，他们只是寻常的人。寻常的人并不麻木，但是所有的痛感都不会阻挠他们的心境。这些寻常角色同那些时代的先行者们一样，都是值得尊敬的--除了那些将冲锋和受伤当成一种专利与资格，进而凭借这种资格（权威意识和自我优越感）藐视众生和摆布世界的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自己受难，是为了他人不再受难；自己忍受疼痛，是为了他人永远不知道疼痛的滋味。而那些自我估计过高的人却不，他们在自己感受到疼痛以后，更要别人感受到加倍的疼痛，以获取和他们同样的"资格"，这样，仿佛这个世界疼痛越多，他们就越满意。他们与鲁迅的不同在于，鲁迅从来不把疼痛拿出来炫耀。那种自我圣化使他们要么自封为神，要么自诩为鬼，唯独不能以一个正常的人（或者正常的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到时间的进程中去。关于这群怪人，我曾在一本书里这样写道："那些自命不凡的'持不同见解者'，那些'勇敢的异端'，慢慢地，也成了一种寄生者。如同受虐狂离不开虐待狂一样，离开了他们所指斥的'黑暗'，这些人就会失业，因而，他们在鞭挞这些事物的同时，暗地里更希望这些事物不要很快灭亡，这样才能显出自己的勇敢和伟大。" 　　这或许就是对立中的统一了。如果没有了"施暴"，持激进立场的知识分子也就没有激进可言。所以你越是虐待他，就越是看得起他，他就越是痛快，越是意识到自我的价值；你不搭理他，他反而忿忿不平。索尔仁尼琴可敬之处在于他敢于在前苏联体制内揭露斯大林统治的罪恶，应当说他是一位先知，是朱学勤所说的"悲剧命运的承担者"，他在集中营里受尽了折磨，又被迫长期流亡异国。然而当应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恳请回到祖国以后，国内的反映却比想象中沉寂得多。显然，一位受难者的布道，对于此时的俄罗斯来说，已经显得多余了。 　　耶稣为众生受难，他因而受到尊崇，他手指的动作便是人们的信仰。一百三十七年前，一位洪天王自称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衔命下凡，救世除妖（参见唐德刚：《晚清七十年》，第八十三页，岳麓书社一九九九年版）。人们相信它，是因为世间有苦难存在。苦难帮了洪秀全的忙。倘若有一天河清海晏，苦难消泯，谁再把自己抬举到了洪天王的高度，去充当"上帝之子"和"耶稣之弟"，不被人们讥为笑柄才怪。 　　那些自认为将在疼痛中永生的知识分子怕是瞧不起世俗中人的，然而我想，他们的终极使命恰是使芸芸众生过上平静正常、没有苦难与疼痛的生活。这些批判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最终将取消自身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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