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民主
	作者：陈永国 　　人们常常认为，维多利亚时期，性压抑十分严重。社会遍布着对性的压制性话语，有各种各样的审查制度、监督机制、惩罚律令、道德呵斥、忏悔仪式、讯问方式乃至教育手段。而这一切都试图将性，尤其是以享乐为目的的性压至地底，试图让它沉默、灭绝、销声匿迹。人们将这一性压抑的意图同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起来。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方式，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资本主义的整体化和秩序化意愿，都同纵欲式的享乐格格不人，享乐是对劳动力的耗损，是对组织、秩序。纪律的骚扰，最终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趋势的阻力。于是，繁殖后代之外的性活动被严厉禁止，性只限于对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它的合法性依赖于它的工具性，享乐和快感则要被彻底地清除。 　　这一常识式的观点遭到了福柯的抨击。福柯在《性史》中将上述论调称之为"压抑假说"。在他看来，这一"压抑假说"是有问题的。不错，维多利亚时期遍布着各种各样对性的压制性话语，但是，这一压制性的权力话语仅仅只有单向的否定性吗？权力话语只是监管和压制性的吗？它真的只是让对象沉默、收敛。萎缩乃至彻底灭绝吗？这就涉及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核心。在福柯看来，权力／话语既是压制性的，也是生产性的；既是否定性的，也是肯定性的；既是驱逐、排斥性的，也是滋生、激励性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性话语正是淋漓尽致地展示了权力的两面性。它在压制性享乐的同时，又滋生了性享乐。 　　福柯这样来论证他的观点：一些反常性行为，即并不能导致生育而是以快感经济为目标的性行为（它包括各种各样的性倒错、性变态，以及替代性的满足行为），因为遭到性话语的压制而奇特地获得了一种命名，因而也就获得了一种存在性。话语在施展它的压制权力时，也务必界定、命名、划分它所要压制的对象，这样，这种压制对象--比如同性恋--就在这种命名和分类中获得了切实的存在性，获得了具体的身份，从混乱。沉默和边缘处脱颖而出。偷偷摸摸的同性恋或者手淫突然以一种特有的类型，一种具体的性实践浮现出来，而且轮廓清晰。话语愈是要压制它，它就愈是会获得一种焦点、中心性和明确的自我意识，同时，它在躲避压制话语的同时，也在不停地扩散、奔突、四处逃逸，并在这种驱逐一躲避的游戏中不断产生吸引力，最终，它成为一种永在的固定的东西似隐似现地存在下去。压制不会导致事实性的消亡、灭绝，相反，它导致对象的成型、成熟；它不是将模糊的东西擦去，而是使其变得清晰巩固；它并没有抑制性快感，而是激发性的紧张感和快感。性因此进一步成为一个社会的嬉性话题。而权力在和性的追逐中，也不可自制地沾染上喜剧色彩，沾染上性本身的享乐气质：讯问者在反复盘问受讯者的享乐细节时，他往往也沉醉于受问者的享乐回忆中。权力最终被性快感所俘获。 　　就此，福柯认为，维多利亚时期，性没有受到压制，相反，它受到了激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迷恋。福柯的这一推论雄辩有力，它一直主宰着近些年来对性所作的各种思考。然而，这一观点则受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挑战。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1992）中固执地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性压抑十分真实，"压抑假说"有无可争辩的合理性。 　　吉登斯对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深不以为然。福柯的权力既是压制性的，又是生产性的，对于吉登斯来说，这太神秘了。而且，福何只是在权力、话语、身体这三者之间大做文章，而真实历史及其主体在他那里却罕见存在。吉登斯批评了福柯的理论方程式，话语理论在史实面前常常是脆弱不堪。吉登斯更相信活生生的事实，他将其出发点限定在具体的历史及其主体上。他的证据是，直到19世纪后半期，绝大多数人没有读写能力，受教育的人少之又少，而当时对于性的讨论，主要限定在出版的文本中，这些文本根本无法触及到普通民众，性话语离他们非常遥远，它只是在一些乏味的医疗机构中流通，这怎么谈得上话语的压制和生产呢？也许，更真实的说法是，民众处于一种自发的性蒙昧主义状况中。"很多妇女根本没有任何性知识，并且只能忍受男人的性欲望"，也许性蒙昧才是彻底的性压抑，维多利亚时代的空气中，哪里飘洒着享乐主义的气息？ 　　吉登斯对于福柯的另一批评是：福柯由于陷人了抽象的权力概念中，而根本未考虑到性别和爱，而性别和爱同性的关系十分紧密。性别不同，受压抑的程度就不同，受压抑的结果及压抑的象征性也不同，妇女的性压抑状况尤其具有象征性。吉登斯肯定地说，维多利亚时代及其之后的妇女受到严重的性压抑，这种压抑具有双重意义，一是社会对于性的普遍压抑，这样一种压抑同男性所受的性压抑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另一重意义是男人对妇女的性控制和性征服。妇女所受的这两种性压抑，如果不同时摧毁，那么与性获得解放有关的亲密关系的变革就不会到来，不过，吉登斯略感自慰的是，妇女现在不仅摆脱了普遍意义上的压抑，还开始摆脱男性压抑，因而亲密关系开始变革了。 　　这种变革的证据是吉登斯所采纳的一系列性状况的调查研究报告。当然，吉登斯也借助于虚构性的自助文学所透露出来的新近的性观念。吉登斯根据卢宾（Rubin）1989年在美国的一份调查发现，青少年女孩对性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前几代人的观念中，女性的贞洁观是致命的，婚前贞洁是女性的美德，也是好女孩的标准，好女孩的声誉取决于她们抵制性诱惑的能力。但是对有些女孩来说，这样的贞洁标准和美德标准不再适用了。很多女孩感到她们有权在适当的年龄从事性活动，而不再过多地考虑她们婚姻与否。而且，有些女孩公开地、无所顾忌地模仿男性行为。女孩对于性的态度变化明显地大于青少年男孩。不过卢宾的调查和其他的调查一起构成的最惊人的发现是性活动和性实践也多样化了。以前在法律上受禁止的性行为现在被广为流传和实践着，倒错性行为纷纷出场。叫嚷，要求合法的政治性，而且它们和纯粹的快感要求挂钩。女性性行为不再局限于传宗接代，她们期待着接受和提供性快感。同男人一样，她们也有婚外冒险的愿望。总之，男人和女人在性要求和性关系上愈来愈趋于平等了。 　　吉登斯对女性的这种性态度的变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如果说男人要求性快感是与生俱来的话，那么，女人性快感的获得则历尽艰辛。在避孕术发明之前，对女人来说，性并没有夹杂着快感，而是混和着恐惧，伴随着死之威胁。因为性总是与怀孕联系起来，而怀孕在某种意义上常常同死亡相伴，因为生育中总有一部分妇女死亡。同时，婴儿的死亡率则居于压倒性的高比例，在性行为中，死亡恐惧驱除了快感享乐。但是，现代避孕术的发明，祛除了性和死的联系纽带，避孕将性和生育分离开来，也和恐惧分离开来。这样，性就回到了性本身，它成了自律的东西，它也就有可能享受到其本身固有的乐趣，可以变为个体或个体之间的某种特质，可以变得灵活多样，从理论上说也可以变得为所欲为。就此而言，避孕术导致了性的解放。 　　吉登斯将同生育分离开的性称作"可塑性性征"（plastic sexuality）。正是可塑性性征的出现才使女性性快感成为可能，女性获得了性自主，这是过去三四十年前的性革命的基本因素之一。另一因素是同性恋的涌现，同性恋对陈旧的异性恋类型进行挑战，使所谓的"性倒错"获得了合法性，并将性多元主义纳人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女性性自主和性多元主义即是吉登斯所称之的"亲密关系的变革"的基础背景，而它们的共同特性是以快感而非以生育作为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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