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体验与文学理想
	作者：丁国强 　　近来,底层体验与民间转向成为知识分子的热门话题。在人文资源贫乏的商业时代,"自谋生路"的文人把民间话语当作新大陆,企图通过向民间靠拢获得解脱。时下知识分子重提民间转向与五四时期的民本思潮有很大不同,后者在"劳工神圣"的情感召唤中确立了人道主义的信仰,而现在强调民间话语的回归,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化视角的一种转换,这种转换未必意味着价值取向的改变。说白了,许多人是在把"底层"和"民间"当作幌子和招牌来加以利用。他们不断地以自身的"底层"记忆为资本来界定写作的性质,在"身份论"早已销声匿迹的今天,这种标榜是十分可笑的。一些作家不是以对社会人生的深刻洞察和真切体验来布置文本,而是反复宣称:"我在农村吃了十几年的苦"、"我在黑暗、潮湿的矿洞里挖了许多年煤"……笔者对这种底层的痛苦经历同样怀有一种融崇敬、同情、难过为一体的复杂感情,而且至今笔者仍旧在基层劳作。但是,将写作的标准定位于民间并不等于精神资源的激活与丰富化。况且,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那些力倡"转向"的人并没有沉入底层的实质性准备。这不能不让我们瞪大眼睛。 　　泡沫文化的浮躁习气使文学成为飘在生活表层的一层油脂,特别是那些私人化、贵族化、城市化的文字,充满了庸俗无聊的趣味,"底层体验"被毫不怜惜的遗弃了。话语空间被扭曲了。青年学者余杰发现:"有底层体验的作家故意抹掉曾有过的底层体验,没有底层体验的作家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民间成为知识分子话语的真空。批判是一种选择,但是批评者所提供的"民间"药方本身就是可怀疑的。民间话语作为一种资源本来就是一种潜在的、可供开发的东西,而不是万能的,包治百病。关注底层是一回事,而直接地深入民间又是另外一回事。知识分子的本分与使命显然是前者。民间的东西本身就是知识分子所批判的对象,如鲁迅先生毕生都在同民间话语搏斗,因为他最害怕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拥抱民间,化为民间的一分子,启蒙则无从谈起,知识分子的品性也在无形中泯灭了。 　　过分地强调底层体验,就必然流露出一种矫情的成分。有的写作者以"关怀"为己任,时而诅咒商业社会物欲横流、人心不古,时而控诉大款们的为富不仁,时而又为官场腐败而捶胸顿足,这种激昂的声音确实让人感动,知识分子的良知依然坚定。但是,就是这些愤世疾俗之士却一再表白要过一种无忧无虑、不愁吃喝的生活。原来他们所体验的"底层"只是别人的处境,并非是自己的真正位置。余杰拈出这样一个新名词:"体验的外向性",按照余杰的解释就是:"以他人的体验为自己的体验。"将别人的体验移植到自己的意识层面,这种体验是书面上的,停留在言说中。连茅盾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都认为体验底层不是文学的全部,他说:"写乡村生活者必须熟知其所写的乡村,自不待言,但假使他对于乡村以外的生活一无所知,或者除了他所在的乡村以外,其他乡村的生活也大都茫然,那他对于所在这乡村的认识就不会完全,就不能深刻,那他即使能写得照相一般准确,可只是一幅死的风土画而已,只记录下表面的现象而已,不能表现动的人生,不能深入揭发这些现象下面的本质"（《茅盾论创作》）。可见,底层体验和民间话语有时会淹没文学理想,窒息思想的活力。 　　传统知识分子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置于体制之外。无论是退隐、清谈还是充当幕僚,都是对社会体制的一种理解和参与。孔庆东对知识分子所喜欢高唱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他一再强调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性的障碍在于生存的艰难,并且声称这不是知识分子所能解决的。殊不知,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往往是在生存困境中表现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无法取得较多的经济利益,但是,他们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比下岗职工要多得多,即使写不出作品的作家也照样能够在"作协"之类的机构领到一份工资,即使搞不出成果的科研人员也能够凭老资格评上高级职称。许多知识分子在市场化过程中陷入自我扰乱、自我浮躁的怪圈,他们自身缺乏抵御物质生活诱惑的能力,却又归咎于社会的商业化,用一些"逼良为娼"之类的话来表白自己的纯洁。如果把"独立性"当作一种姿态,无论如何表演,都不会令人自在。因为这种表演是依附于观众的捧场的,他们难以忍受无人喝彩的寂寞场面,于是便指责这些观众无知、庸俗,惊呼"灵魂缺席了"。书斋里的"底层体验"究竟价值几何？苍生不是知识分子的独立物,知识分子也不是日常生活的局外人,但是,知识分子的痛苦与受难显然与大众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否则,文学理想就难以张扬。让思想者匍匐前行,个人的精神高度就会降低,视野就会缩短。 　　用底层体验来克服知识分子的"庙堂意识"、"士大夫情结",将知识背景与民间关怀联系起来,重新确立属于知识分子自己的价值系统是十分必要的。尤其是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潮的作用下,在人文精神受到商业文化冲击的社会背景下,寻找扎实的话语根蒂不仅是一个话语立场的问题,更是一个精神提升的文化创造过程。泛泛地提"底层体验"是容易的,而真正深入下去,将其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命归宿,这恐怕是余杰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一生安于底层生活的老舍先生对"无病无灾到公卿"的旧文人理想看作是把文艺置于死地的祸根。他说:"你要忘了个人的利益与幸福,你才能做一辈子文人,为文艺而生,为文艺而死。"可见,体验底层是一种升华,而不是一种逃避,更不是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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