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稀有与诗人的淡出
	作者：丁国强 　　诗坛的不景气是否与诗人有关？这种发问看起来有些多余。但是,让诗人对诗坛的行情负责是一件荒唐的事情。在这个欲望和功利的时代,诗歌成为不合时宜的浪漫,而诗人则是孤独的旅者。诗坛的冷淡证明以诗为名义的东西越来越少,诗歌这个旗号对于世俗的人们来说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这的确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以诗歌为幌子招摇撞骗的人已经做鸟兽散状了。诗坛清静了下来,不免有几分冷清,几分寂寥。时常有不甘心者重又提起"振兴"之类的口号。 　　谁是诗的守望者？这样的提问象空谷里遥远的回声,除了震撼了发问者自身之外,也许再没有太多的回应。作为一种仪式,诗歌是永远都无法终止的言说。即使是在语言乏味的时代,在广而告之的时代,诗歌将心灵的言说埋藏在时代灵魂的深处。诗与时代的关联总是如此悄无声息,过分张扬了,诗的外壳就会膨胀,说不准那天就会粉碎。 　　我理解当下诗人的淡出,尽管他们没有放弃对诗的忠诚,但是他们的努力在浅薄的时代的笼罩下,变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甚至他们努力的姿势也成为时髦者的笑料。诗人们敏感地发现,"诗人"的面孔居然是诗歌的大敌。作为诗人不仅要理解这个世界,用语言建设和体验精神家园。而且还应让世界容纳诗人,让家园充满诗人放肆的歌唱。诗人的脚印是没有方向的,它注定不会通向钱袋或仕途。"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是世俗世界给予诗人的特殊待遇,常人只把它当成一句牢骚语,在诗人那里,这又何尝不是一句响亮的宣言？抵抗投降的坚定未必不来自原先动摇不定的犹豫者。嘲笑和讥讽成全了诗人,他终于看清了媚俗者、卖弄者的浅陋。诗人从诗的边缘返回,醒过来的诗人以百倍的热情和疯狂去拥抱诗。淡出的诗人完成了自身的痛苦分娩。 　　关于诗人,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再也没有什么角色能够比诗人更能从反面映照出时代的迷惘了。在伊·伊·巴纳耶夫的《群星灿烂的年代》中,作者记述了时人对莱蒙托夫的评价:"他是个空虚的人,而且心术不良。"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心声心画总失真"这句话,仅仅凭一堆华丽的诗句来了解一个诗人是不够的。我讨厌一切时代的伪装诗人,然而真正的诗人并没有因为写诗而获得好处,诗人的痛苦与无奈悠长而深邃。善于表现、精于外露的诗人大都不是好的诗人,而淡出的诗人往往离诗最近。诗人总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诗和这个世界。莱蒙托夫就是这样一个不被理解的诗人,巴纳耶夫如是说:"莱蒙托夫比起他周围的人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他不可能用认真的态度对待这样一些人。看来令他特别不快的是后一部分人,即那些头脑迟钝的正人君子,他们摆出一副头头是道、很有理智的架势,实际上则是鼠目寸光。在这些先生面前装扮成一个最空虚的人,甚至装扮成一个顽皮的小学生,这样做可以带来某种精神享受--这是十分清楚的事。对于莱蒙托夫来说,这似乎是一种真正的精神享受。他没有到他周围这个圈子以外的地方去寻找才智和思想与他相当的人。他的禀性过于高傲,不可能那样做,他的全部精神深深灌注在他自己身上,因而不需要旁人的支持。"这段描述的确是太精彩,它告诉我们必须把诗人与那些评头论足的人区分开来。诗人淡出了,而对诗歌指手画脚的人却没有减少。在他们面前,诗人不必太正经,不必过于紧张,他们不会对诗和这个贫诗的时代负责。诗人之所以变得不像是诗人,正如莱蒙托夫被认为是"最空虚的人"一样,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可理喻。一个功利的时代总是以揶揄诗人的方式来表白某种实惠。对于这样的表白,诗人还能说些什么？ 　　诗歌变得稀有起来,诗人淡出了,好事者把四溅的唾星喷向了另外的地方。我们终于可以平静下来,并且不带半点悲伤。德国诗人弗·史雷格尔说过:"世界上有如此多的诗,但总是没有比真正的诗更稀有的了"（《断片》）。稀有是一种常态,稀有让诗人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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