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之中国文坛古惑仔
	作者：雷立刚 　　20世纪的中国文坛里有些什么？有毛润之等在诗人与军人两个角色之间如鱼得水地打游击战的一代天骄，有郭沫若等一不小心被逼人而来的形势"撞了一下腰"的御用文人，有周树人等既是旗手又是匕首的革命工具，当然还有钱钟书等与其说是文人勿宁说是学人的知识分子。以上这些，都很不错，我完全站在褒扬的角度上表示对他们的欣赏，因为我深知，即便当御用文人，也是一件艰苦卓绝，劳心劳力，很不容易的事。但是，同时，必须承认，我的确独独没有看到纯文学意义上的真正穿透20世纪中国的灵魂和命运的大师。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连作为大师的对立面的纯文学意义上的古惑仔，也没有出现。 　　古惑仔们忙得很。他们或在"庙街"烧香，或在"兰桂坊"泡吧；或正与"屯门色魔"抢"马子"，或即将远赴"元朗"争夺地盘。一会儿，"浩南"要给大哥报仇，只手遮天；一会儿，"山鸡"要为兄弟扎起，猛龙过江。总之，他们日理万机，不会有余暇到论资排辈的中国文坛"潇洒走一回"，直到，忽有一天，王朔--这位朔爷--跚跚来迟;再过了若干年，朱文，这个锅炉技师，也登堂入室。 　　与同时期的许多作家相比，朔爷虽然出道稍晚（如果他早期发表的那篇相当于中学生作文的大概叫作《等待》的东西不算其初出茅庐的处女作的话），但他勤奋，而且善于把握时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就确立了其古惑仔地位，并一肩挑起郑伊健，陈小春，黄秋生三大古惑仔的任务，可谓能者多劳。而朱文，我想，确切地说，他还只能算是半个古惑仔。 　　大约1986年或1987年，我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二中念初二或者初三。一个下午，在学校简陋的阅览室，我偶然看到一本期刊《啄木鸟》，里面的一篇小说，极深地打动了我。作为一个正处于青春期初级阶段的多愁善感的少年，我肯定流下了热泪--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乐意于做这样推测--虽然，我其实已经记不得我当时是否真的落泪了。 　　但我清晰地记得那篇小说的名字：《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还清晰地记住了那个故事，我记得，那个故事有一种内在的令人心碎的美。同时，我还顺带把作者的名字"王朔"拷贝到我大脑的硬盘里去了。 　　那以后，我开始有意无意地找王朔的东西来看，断断续续看完了他散见于各大期刊的小说。时光毕竟已经过去得太久，而且我当时也还实在太小，如果必须说那时对王朔有什么印象的话，我只能笼统地讲：对16岁左右的我而言，如果我是一个女孩，我愿意嫁给王朔，可惜，我却是一个男孩。又或者，如果王朔是一个女子，那么我愿意娶他作老婆，不管他有多老，有多丑，有没有丈夫--可惜，王朔却是个男人。 　　90年前后，我随父母迁入四川，这时候，四卷本的《王朔文集》时常出现在书店里。我父母亲对我家教很严，从不给多余的零花钱。所以，尽管我十分想买一套，却终究只是梦想。然而，年轻人最喜欢追的，恰恰就是梦了，所以我经常跑到书店里，没事就把《纯情卷》取下来翻两翻。那篇《空中小姐》，几乎都要背熟了。 　　91年高考，由于"重文轻理"，化学和物理都没过50分，全靠语文和英语考分高，才上了专科委培线。我做出了一个令家人震惊的举动--拒绝了父母所在单位的委培。我沉默着，收拾行李，到川西平原小有名气的德阳一中住校补习，并且自作主张，由理科改读文科。 　　我当时有一个非常固执的想法，固执而简单，那就是，我不能象我喜欢的王朔那样，没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虽然，十年一晃而过，我早已不认为念大学有多么重要，我现在对研究生教育嗤之以鼻，甚至我真诚地相信念专科比念本科更经济，因为青春期一下子挥霍掉4年很划不来。但我依然深信，王朔如果在大学呆过4年，他的小说会更耐读一些，会少许多虚张声势的东西。 　　前一阵，在纸媒上看到，王朔又在说，"我没念过大学，但我的水平足以给大学生哪怕博士生讲课。"我只能淡然一笑，王朔的水平的确足以在某些方面给博士生讲课，但是，过于强调这一点，说明他心里始终放不下这一点。有了执着心，在写作的过程里，总免不了想向世人证明点什么，这样一来，写作就不纯粹了，就往往会多出些显示学问或卖弄文采的东西。 　　91年秋至92年夏，我与10余个补习生一起，插在德阳一中高92级应届文科生毕业班中，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尊，象一只蜗牛。那一年，我每晚都要学到凌晨一点。有时候，也要去学校阅览室看看，但基本上都是看《中学生学习报》。一天，偶尔看到某一期《收获》里面有王朔的新作。完全是出于对王朔这个名字的厚爱，我挤出时间，看完了那篇《动物凶猛》，那篇小说后来成了我补习期间唯一阅读的非高考复习文本。当我看完时，天完全黑了，我走出阅览室，站在德阳一中空旷的操场上，作为一个补习生，感到自卑而孤独。我当时想，王朔，真他妈是个天才，我真他妈想见一见他。"他妈"这个词，是我读了《动物凶猛》后涌起的语汇冲动，在心理上，我永远不习惯说"你丫"。 　　92年秋，我考进四川大学念法律。虽说我不应该过于自责，毕竟我只念了一年的文科。但我依然感到十分失落，为自己进了一个正在衰落的百年老校--不是因为她声望的衰落，是因为她的氛围和风气，这个昔日盛开着诗人和自由的学校，如今只剩下情欲的芬芳和貌似自由的伪自由了。加上我莫名其妙地极度厌倦法学，所以整个大学一年级，我都在大段大段地逃课。我把时间，都批发到图书馆七楼的过期中文期刊库去了。 　　那一年，我基本上读完了《收获》，《当代》，《花城》，《十月》，《钟山》等几大文学刊物85年至92年间的每一期。此时，先锋小说家们正晃动得让人眼花缭乱。必须承认，他们中的许多人，许多作品，给了我很纯粹的感动。比如马原，在《虚构》中，他开口就是："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这句话透出来的仿佛盛唐时期的大气，对我影响至今！又比如洪峰，他在《收获》上发的《离乡》，语言的精美，堪称绝笔。再比如格非和孙甘露，他们各自前期的作品，《褐色鸟群》和《请女人猜谜》，也都十分精彩，另外还有吕新，最初也还不错。 　　然而，先锋作家一年多后很快令我感到厌倦--他们除了各自对汉语词汇的触摸方式有所不同之外，类似的东西太多，缺乏属于自己的独具的眼光和小说语言。这可能因为他们不约而同地去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夫卡等死人那里拷贝思想和技术，忽略了原创。这样做的短期效果可能不错，省去了刚开始写作小说时对自己叙述语言和角度的长期的摸索和磨合，往往起点较高，一来就有点排山倒海之势，但从中长期看，其后果却是，他们普遍地缺乏后劲：马原回到内地后简直就写不了小说了，洪峰到了《东九时区》便已露怯，此后愈来愈象一个色情狂。至于孙甘露等人，在小说创作上更是逐渐无疾而终。而且，他们的前期作品往往比后期作品写得好。所以，我一直认为，这些人离大师的坐标极其遥远。当然，他们态度认真，刻苦用工，自然也不是古惑仔。 　　相形之下，惟有王朔是后期作品《动物凶猛》远远强于其前期作品的，他开始的那几篇诸如《空中小姐》之类的小说，虽然一再打动着我，但从小说技术的角度上讲，非常粗制滥造。然而，毕竟王朔是相对最为纯粹的独立创作者，在他的前期小说中虽然充满编造的痕迹，却看不到多少对哪位大师的摹仿。一句话，他一开始就按他自己的方式写作--这其实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没有写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的人，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逃离大师的束缚，是多么困难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许多所谓小说评论家非常地不感冒--他们经常在用大炮打蚊子，或者在用苍蝇拍打网球，偶尔，也有挠准了的时候，但也只不过是在隔靴搔痒。 　　细心的人或许会发现，当年的先锋作家中，至少还有三个没有出现在上面的叙述里。是的，无论如何，他们不应当被遗漏：余华，苏童，北村。我认为，他们无疑应当单独列出来予以陈述，因为他们早已不是属于先锋所能涵盖的范畴。 　　我多少看过一些关于王朔的评论文章，坦率地说，我对它们都不怎么欣赏。至于这篇小文，我也丝毫无意于把它写成一篇所谓的评论。我只是试图描述在不同的阶段，王朔是怎样影响着我--70年代早期出生的一个普通小说爱好者的。因为我想，"王朔究竟是什么样的"其实并不重要，"王朔怎样影响着他人"才值得认真地对待。王朔毕竟存在且将继续长期存在于公众视野之内，我们不可能把他幽闭起来或者把他的嘴巴缝住。何况还有朱文等后王朔古惑仔存在。 　　好，现在继续。 　　到了93年之后，我一度喜欢川端康成，随即自然也就喜欢苏童和余华，他们那种忧郁到神经质地步的凄美，常令我迷醉。然而，我渐渐发现，那种过于惊艳的语言，几乎必然地会导致严重的自恋，而写作者，将在越陷越深的自恋中，把自己臆想成全能的上帝，我认为这是危险的，它可能使写作者在似锦繁花中，迷失写作最本原的目的。 　　我发现，对于每一个真正热爱小说的写作者而言，或迟或早，都会遇到这个无法回避的磨难--在形式（包括语言和结构）与"内核"的侧重上，他究竟何去何从？这个无法解答的难题令我沮丧。随后，我大学毕业，进入共产党某宣传机关工作，先是为结婚忙碌，后是为住房奔波，99年又下派扶贫。所以，自96至99年，我没有再全面细致地看过多少国内当代作家的小说。 　　但那段时间，仍然有三篇小说触动了我。一篇是苏童的，名字记不大清了，象是叫《神女峰》，其中，苏童似乎企图对自己既往的模式来一个变革，但最终，他对语言惟美主义的过度依恋、对叙述手段的过于娴熟，反而伤害了他的目标。那篇小说，成了与太平军的"北征"类似的不了了之的奋斗，而苏童，此后也似乎再没进行过类似的"北征"了。 　　另一篇是余华的《祖先》，我第一次在《江南》杂志上看到，就被震憾了。《祖先》似乎同样没有引起评论者们的足够重视。但那其实标志着余华似乎打胜了他心中"形式与内核"的战争，此后，写出《活着》这样真正优秀的作品，只是时间问题了。 　　余华，因为触及了"内核"，所以他正在成为可能意义上的大师--尽管我现在越来越怀疑这种可能，何况，《许三观卖血记》无疑削弱了这种可能；而苏童，正因为过于迷恋形式之美，所以他在写作水平越来越高的同时，正在离大师的坐标越来越远。当然，我从来不认为"成为大师"应该是个目标--那本来就是一件无心插柳的事。况且，写作的态度、目的、受众本来就该丰富多彩，三流作家的大量存在，是永远的必然，是文明的铁律。但是，我的确为苏童惋惜，毕竟，他是当代中国具备大师禀赋的极少数写作者之一，而且，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也喜欢他文字背后透出来的性灵。 　　北村的那篇，大概叫《康生的故事》，由于我一直不爱写学术方面的论文，也从无当文学评论家的打算，所以长期没有查资料和保存资料的习惯，因此这个篇名可能会错一两个字，但文中的主人翁叫康生是肯定的，而且此康生显然非彼康生。 　　说起宗教和作家之间的互动，很多人会立即联想起张承志。而我则更多地会想到北村。北村，一个真正悲天悯人的诚实的写作者，一个注定失望的寻梦人，一个在市场经济中必将处于绝对弱势的勇士。偏偏寻错了方向--在中国这样一个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传统的国度，依靠宗教注定无法与传统的文化融合，而缺乏与赖以生存的传统文化进行融合的文学取向，永远诞生不了真正的大师。 　　以上三位，虽说其中一两个在21世纪不能完全排除成为大师的可能。但就20世纪而言，他们毕竟已经与大师的概念在物理学意义上擦肩而过。当然，他们无疑也不是古惑仔。所以，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王朔成了唯一的一个古惑仔。好在他精力旺盛，能者多劳，一人分饰三角，否则，这幕古惑仔大戏，必定会少许多看头。 　　朔爷扮演的第一个古惑仔，应当是郑伊健的角色：有点忧郁，有点帅帅的，还稍微有点坏坏的。所以，很讨那些美丽文静，家教良好，表面高傲矜持，内心世界却也丰富多彩的有内涵的姐妹们青睐。从《空中小姐》到《一半……一半……》，说到底，不过是言情小说而已，而且绝对没有哲学没有宗教没有深度思考。但为什么说，他却又比同样言情的琼瑶阿姨高明呢？我想，关键是王朔的言情背后有一种令人心碎的悲剧感在里面。一个小说家，首先应该有一种敢于直视悲哀的襟怀，否则他成不了大器。在这方面，王朔有点天才，他天生是个表面鲁莽，内心其实细腻，敏感，怀疑，容易受伤的人，本来就是个悲剧人物。 　　到了什么《我是你爸爸》之类时，王朔已经不自觉地逐渐扮演了另一个角色：陈小春。我想这个转变并不是他刻意为之的。我感觉王朔不是个按计划行事的人，他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但这一变，写作手段娴熟了点，创作水平似乎也高了点，文本的格调，却暗暗地下降了。象陈小春一样，他吸引来的只能是那些逆反，一惊一乍，打扮入时却又没多少内容的小太妹的喜欢。没多久，王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心头一急，又是一变，却变成了黄秋生的模样。 　　说起黄秋生，很多人肯定不如我熟悉，没办法，谁叫你看的三级片没有我多呢？老黄没出名之前，的确是任劳任怨不挑角色的苦主儿，什么都敢演，怪不得他姓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演的就是那种崩两下便被毙了的小角色。后来即便在电影《古惑仔》系列里当了大佬，仍然改不了伸出他那肥大的小指拇掏鼻屎的习惯。这种货色，居然前年或去年，也凭一部《人肉叉烧包》，加冕影帝，真是笑话。但既然能当影帝，说明还是有人喜欢。王朔在《看上去很美》又《无知者无畏》之后，也是这个状况：既无聊，又恶心，偏偏还卖座。 　　好了，对王朔的讨论，暂时放一下先，我们该说说朱文了。 　　和朱文同时进入我的阅读视野的，还有何顿，王彪，鲁羊等，过了一段时间，又加了个吴晨骏。相对来说，我对朱文更感兴趣一点。王彪的语感很好，我身边有他那本《致命的模仿》，里面收集有他的《复眼》等中短篇。但我看过的他最优秀的那个中篇，却被选漏了。那篇小说的名字我同样记不准了，但内容我记得很清楚，讲一个少年跟着一群戏子到浙江近海的海岛渔村巡回演戏，那少年爱上了一位年近中年的女戏子。故事的叙述宁静而艳丽，单就那一篇小说而言，它比任何一位中国小说家的作品，都更接近川端康成的风格。但正因为象极了川端康成，所以我不喜欢。何顿么？他是个厚道的聪明人，小说写得很认真。太认真了，所以我也不喜欢。至于鲁羊，的确是个真正的才子，但他对倭国文化浸淫得太深。至于吴晨骏，无疑是我最看好的一个，不过他是往大师那条道上奔的，不在我的古惑仔系列考虑范围之内。 　　惟有朱文，一看他那吊儿郎当的样儿，就觉得怪可爱的。他67年底生于福建，89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然后在江北的大厂里管锅炉。94年辞职，连国家干部的身份都辞得干净干净，令我欣赏。不过，他目前出产的小说作品，质地上其实还比较一般，毕竟他还年轻，生活沉淀还差点火候，透出的终究只是个人的喜与悲，缺乏把个体放置到更宏大的背景中去刨析人性和命运的把握能力。不过，别的35岁以下的青年作家，哪个又有这种能力呢？何况朱文还写出了篇《狗眼看人》，先别说他写得对不对，单是那种勇气，有几个人能有？骂几句贾平凹那样语言迟钝，名头虽大但其实没什么势力的人，谁都敢，但真要骂那些可能影响你在大陆文学圈几年甚至十几年发展前途的权威，你敢吗？反正我是不敢的。 　　所以说，朱文才是真正的无畏者。坦率，自信，果断，勇敢，比王朔更具有男人的血性。可惜，在中国这个什么都独具国情的国家，即便当古惑仔，也不能光用蛮力。得动动大脑先。朱文的写作虽然很有头脑，但对于世故人情，大脑就动得不如王朔多。他扮演了古惑仔系列中两肋插刀敢杀敢拼的角色，可惜这样的角色，在近500年以来的中国，总是结局悲凉。甚至连古惑仔们也不会承认他的合法地位，前段时间，"少年古惑仔"系列里不是有这样的台词么，"现在出来在道上混的，不懂得高科技，不动动脑子……算得了古惑仔么？" 　　所以，朱文只能算是半个古惑仔。 　　这篇文章，本来还可以写很长的。但我实在没有这个雅兴了。面对着中国文坛，我总感到失望，对写作者，对评论者，也对读者，一样的都是失望。有时候，我深深地怀疑，小说还有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可能和必要。电影和网络表面看似乎在推进着小说，但实际上，它是在毁灭小说作为一个艺术门类的存在价值。别的不说，在网络上，越是真正纯粹的小说，越让人读不下去--网络注定是快餐文化的最后的疯狂仪式，它与真正意义上的小说那必然的对精致和深度的追求绝对是背道而驰的。而将来可能出现的互动电视，则必将进一步给予小说致命的打击。我们今日为小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未来显得滑稽而可笑。 　　既然如此，就这么着吧。很快，我就将成为一个广告人了，我感到我很幸福--不必靠写作为生，避免了作家这个可耻的职业，我因此而可以不必理会所谓文坛的事事非非，想骂谁就骂谁，只要不犯法。我可以不必担心自己的小说不能发表，可以根本不考虑所谓"作家的良知"等可笑的东西，我拒绝给小说附加任何责任或者义务，除非能够赚钱--钱么，总是好东西呀，多多益善。 　　包括这篇文章，里面肯定毛病不少。比如我其实记不清洪峰那篇小说的标题叫《东九时区》还是《东八时区》了。我也记不清黄秋生是不是凭《人肉叉烧包》加冕影帝的，至于是金马影帝还是别的什么帝，我更记不清楚了。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在我眼里，除了小说和诗歌文本本身之外，什么文学评论呀，什么新闻背景分析呀，什么针砭时局的宏论呀，都毫无意义。包括我现在正写着的这篇东西，其实有什么价值？每年的情人节我都很无聊，今年也是，趁2月14日前后清闲，把很久以来想写又一直懒得写的一点想法记录下来而已，算是送大家的情人节兼愚人节礼物吧，逗个趣儿，活跃一下气氛。既然如此，认真什么呀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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