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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扛起陕西城市文学的大旗(上) |
作者：田冲
谁能扛起陕西城市文学的大旗（一）
新时期以来，陕西作家以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形成了一支阵容庞大颇具实力的作家梯队，他们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京夫、高建群、程海等人为代表，扛起了带有黄土文化底蕴的陕西农村文学的大旗，猎猎飘扬于三秦大地，照亮了中国文学的一角天空，使陕西当之无愧地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重镇"。
然而时过境迁，所有的成就都成为昨日黄花，辉煌不再，尽管陕西作家仍在艰难地挣扎，苦苦地突围，也不断有鸿篇巨制问世，但整个陕西文坛还是略显沉寂了一些。甚至有些作家曾策划组织发起"陕军二次东征"，但最终还是未能形成规模，掀不起狂风巨浪。倒是某青年博士"直谏陕西文坛"，给一向沉闷的陕西文坛带来了些许亮色和活力，但客观地说，这位博士的某些言论和观点显属偏激和狂妄，除了刺痛了几位作家和一些评论家的神经外，给陕西文学并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常言说，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冷静地想想，这位"外来的和尚"所念的经文并无新意，指手划脚一番便扬长而去，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回过头来，我们发现，陕西文学尤其是陕西的城市文学并没有找到什么救世主，还得靠我们这些陕西本土作家们去努力。
多少年来，陕西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土文学，《创业史》、《人生》、《平凡的世界》、《浮躁》、《白鹿原》、《怀念狼》等等，几乎概莫能外，即使陕西的文学大树上偶尔斜逸旁出长出几个"另类"来，那也只是末流而非主流，改变不了陕西黄土文学或农村文学的主色调。
伴随着整个世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文学已经代替并将继续代替农村文学而占主导地位。城市化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城市文学则是反映人类文明进步的一种文学形式。作家们不可能对世界所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熟视无睹和无动于衷。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无论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的作家们，以他们敏锐的触觉捕捉到了时代脉膊的跳动，以他们生花的妙笔反映了这个社会色彩纷呈的时代特征。可陕西的很多作家似乎还在冬眠着，要么写帝王将相，要么写改革开放之初，要么写泥土味浓郁的乡村和小城镇，就是不敢直面现实，直面都市及其每个角落，直面市场经济、下岗、腐败、股市、娱乐圈、模特、三陪、同性恋。
陕西是文学大省和中国文学的重镇，陕西城市文学的滞后与这种地位极不相称。导致这种局面是陕西作家笔力不逮，思维迟钝，意识落后，还是别有原因？谁能扛起陕西城市文学的大旗？
仔细分析一下，不难找到答案。陕西城市文学之所以滞后，并非陕西作家笔力不逮、思维迟钝，陕西有的是全国一流的作家，问题的关键是陕西一些作家的思想意识还停留在农村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思想未能解放，他们拒绝城市，不肯融入城市，感受不到城市火热生活对他们心灵的撞击，也不愿对城市问题进行深层次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和思考。对城市问题没有感知、没有认识、没有思考，又何来城市文学呢？
陕西能不能产生城市文学？回答是肯定的，能。然而谁又能扛起这面大旗--这面代表现代都市文明的大旗呢？当年"陕军东征"的五员骁将中，以陈忠实和京夫的年龄、性格及写作风格看，他们不大可能写出城市题材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作品了，高建群、程海的可能性也不大（边缘题材的不算），贾平凹一只脚已迈进了城市文学的门槛，另一只脚还在门外，以他的文学功力、悟性，完全可以担此大任。可以预期，在贾平凹这个当代中国文坛最活跃的大师级作家的未来文学生涯中，必然会更深层次地进军城市文学的领域，如果他能摒弃作品中那无时不有的"黄段子"和陕南方言，其作品的城市韵味和特色将会更加鲜明和突出。
除此之外，已出版有《注意熊出没》、《采桑子》等多部长篇小说的女作家叶广芩也颇具实力。《采桑子》被许多业内人士誉为是一部比较成功的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有了这样良好的基础，下一步完全有可能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另外，青年作家冷梦、鹤坪也实力不俗。冷梦曾以《黄河大移民》而一举荣获鲁迅文学奖，接连又有几部长篇小说出版，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鹤坪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对西安有着特殊的感情，他对西安方言的驾驭也炉火纯青，已出版的长篇小说《大窑门》曾广受好评。他还年轻，又是一位社会活动家，通过对西安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接触，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文学作品，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孙见喜和方英文不仅是作家，同时还是社会活动家和编辑，对社会的接触了解比较多。方英文近期已有一个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交由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的幽默风趣已为社会广泛认可，其长篇小说的出笼必将是一个石破天惊之举。孙见喜潜心于贾平凹研究十多年，百万字巨著《贾平凹前传》即将出版，其文笔的辛辣老道颇受关注，他已明确表示将着笔于长篇小说的创作，那时的孙见喜将会走出很多人普遍认为的靠炒作贾平凹而一举成名的孙见喜的影子，让读者看到一个非常有才气、有实力的本来面目的孙见喜。
陕西省作家协会目前有会员１４００多人，省作协会员之外还有不少颇有实力的作者，振兴陕西城市文学的重任必然落在更多的年轻作家和作者的身上，任重而道远。我们相信，陕西城市文学的时代必然到来，陕西的文学将会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城市文学是对陕西作家的召唤和挑战（二）
李武迅是陕西作家群中一位颇具实力比较活跃的青年作家，他先后出版有长篇小说《南山草》、《黄土魂》、《厚土高天》、《冰雪儿》及散文集《飘逝的爱》等，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他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冰雪儿》，是一部反映当代都市男女大学生情爱经历的小说，尚未出版就被炒得沸沸扬扬。他于近日接受了导报记者的采访。
李武迅说，陕西目前没有一部全面系统反映现代都市生活的城市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陕西作家受地域文化和老一代作家柳青、王汶石等人的影响，创作农村题材的作品较多，城市题材的作品以贾平凹的《废都》（当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文学）等为先河，才逐步发展了起来，但贾平凹的《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也只是边缘题材，未能全方位地反映现代都市生活。
诚然，陕西作家不是写不出城市题材作品，他们完全有能力写出这样的作品，之所以目前未能写出，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以柳青、王汶石为代表的老一代作家对年轻作家的影响，使他们一窝蜂似的写农村题材；二是陕西作家来自农村的比较多，熟悉农村的生活；三是陕西部分作家有点浮躁和急功近利，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陈忠实的《白鹿原》都曾获得国内及国际大奖，而这些作品都是农村题材的，从而给人造成印象，以为农村题材的作品受欢迎，可获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大多为城市题材，这种倾向性说明评委们在呼唤城市文学。西安是世界五大古都之一，又是西北的龙头，真正的西部文学应能全方位反映西部的改革开放成果。西安古有兵马俑、秦始皇陵，今有高新区、农科城、飞机城、著名高校，为陕西作家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因而陕西的城市文学有着美好的前景。
目前，东南沿海的经济比较发达，作家大多写城市，陕西经济落后，作家们就大多写农村。实际上陕西作家都有着写长篇小说的深厚的功力，在这个基础上，就应更多地投身于火热的时代，更多地关注城市生活。我们应呼吁陕西作家写城市，自觉扛起陕西城市文学的大旗。《谁能扛起陕西城市文学的大旗？》一文是对陕西作家和文学界的一种召唤和挑战。"陕军"的第一次东征和所谓的第二次东征，基本上是农村题材的作品占多数。陕西作家群是惟一能与北京作家抗衡的一个群体，完全有能力有实力写出影响的城市文学来。陕西省作协和文学界应给作家以正确的引导，在改革开放的火热年代，应组织作家多深入体验都市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心灵世界。贾平凹、陈忠实、京夫等人多年生活在大都市，他们却并不真正了解和熟悉都市，因此写不出与之相关的作品。省作协和文艺界在提倡和评奖方面应给城市文学的地位和机会，给其以特别的关注。
陕西文学不仅是农村文学，而且是全方位立体化的大文学。一个优秀作家更要发挥自己的个性，如果一味盲从已成功作家及其作品，文学就没有前途。从黄土地走出的作家，在写黄土文学的同时，还应努力写城市文学。陕西有实力的作家应首先带头写城市文学作品，为城市文学的繁荣作贡献。目前省作协会员有一半人在都市生活，希望他们能把笔触深入到自己身边的生活中去。在不远的将来肯定会有文学新秀在省作协的组织和舆论的引导下创作出更多的城市题材作品，掀起一个城市文学创作的高潮，迎来陕西城市文学美好的明天。
地域文化决作家的写作风格（三）
关于城市文学的话题，作家孙见喜近日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孙先生，近期发表的《谁能扛起陕西城市文学的大旗？》一文，引起了陕西作家和评论家的极大关注，您认为谁能扛起陕西城市文学的大旗？
孙见喜：回答这个问题，先要对城市有一个准确的界定。多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地才算城市，一千万以上？还是三百万？还是十万左右？县城算不算城市？上海有个评论家叫毛时安，他批评贾平凹的《废都》是伪城市文学，他显然是以现代化大都会上海作为参照的。我认为从行政意义上来讲，只要有国家认定了的一套城市行政管理机构，都可以称为城市。上海、北京是城市，咸阳、商州也是城市。不管城市大小，只要写出了这个城市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典型人物、城市故事，这样的小说都可以称之为城市题材的小说。这种小说在艺术要素上不同于表现农耕生活的乡村题材小说，更有别于军事题材、游牧题材、工业题材的作品。至于谁能扛起陕西城市文学的大旗，也可能是生活在西安的某一位写作者，也可能是生活在兴平、韩城市等中小城市的写作者。这个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时间的涵育。
记者：有人说贾平凹的几部城市题材的小说没有表现出城市人尤其是西安人的生活情态，更像是写一个小县城或小乡镇，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孙见喜：小说是虚构的艺术，贾平凹笔下写到的西京城也是虚构的，中国当代行政版图上没有这样一个行政意义上的城市。西安不过是他写西京城的一个原型和素材。作家笔下的城市作为小说故事的外部环境，它可能在大沙漠里，也可能在月亮上。吴承恩笔下的《西游记》写出了一个典型的环境和一群拟人化的动物，所以在艺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没有人去追究是否真有其事。贾平凹笔下的城市故事你可以评论它艺术上是否成功，但不可以说它是伪城市题材或真城市题材。只要写出了城市人的心态、文化特色、历史风情，都可以算是城市题材的作品，更何况作家还可以虚构城市。只要写得像就行，不在乎城市规模的大小。
记者：有人说贾平凹的小说缺乏现代都市人的思想意识和观念，所以其小说不应算是城市题材的小说，您怎样认为？
孙见喜：小说家从事创作，除过他虚构故事的能力之外，作品必然地与作家的生存环境、生活道路、思想秉赋有直接关系。贾平凹是从商州小城进入西安城的，无论他笔下的《废都》还是《土门》、《白夜》等作品中的描写的城市，都是一个刚刚在街上禁止了牛车通行的城市，他以这样一个带有农耕色彩的城市为原型，写出他笔下的城市故事有何不可？这个城市里没有大的银行家，没有百年历史的资本家，没有摩天大楼，没有弄堂流言，他写一群古老的、衰败的、小规模的城市里的文化人，写他们的心态，他们的无聊，他们飘泊的灵魂，无所栖息的精神，以此表达出世纪末小城人的心态，社会转型期人们的茫然。应该说他填补了中国当前小说在这一领域的空缺，今后或许还有更伟大的作品出现。
记者：贾平凹的作品中有很浓重的陕南方言，这种语言很难表现现代化大都市。有人预言贾平凹不可能再写出更具现代意识城市题材的作品，应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孙见喜：这个观点我同意。但作家即使写出了现代意识上的城市题材作品，不见得就是优秀作品。方言产生于地域文化，地域文化的丰富性构成现代文学艺术的多彩性。在物质生活上，现代人追求趋同，人家有冰箱彩电，我们也有了，人家有汽车洋房，我们正在努力追求，但在文化上趋同只能导致单一。如果大家都用欧化句式，大家都去写所谓的现代生活，对文学艺术来讲绝对是灾难，贾平凹之所以矗立于当代文学之林，正是因为他独特的叙事系统、鲜明的个人特色。贾平凹的小说坚持民族化的道路，与中国话本小说相接轨，小说语言中大量启用古汉语，以叙述代替描写，这种风格构成了当代小说艺术的一道独特风景线。这是别人无法替代的。如果说每个作家都坚持一条他自己独特的道路，那么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成就就可能更高。各国作家都这样坚持各自本民族独特的东西，世界文学将更加丰富。
陕西作家缺乏对城市的认识（四）
冯积岐是陕西一位颇有实力的作家，先后出版有散文集《将人生诉说给自己听》、《人的证明》、短篇小说集《小说三十篇》、中篇小说集《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长篇小说《袒露的部分》、《沉默的季节》等多部作品集。他于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就城市文学的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冯积岐说，农村题材和城市题材没有明显的题材之分，写城市生活的不一定就是城市文学，写农村生活的不一定就是农村文学。城市文学应具有当代性和现代文明意识，如果作者的意识是小农经济意识，作品没有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即使作品是写城市生活的也不等于就是城市文学。南京作家余华的作品《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虽有农村味，但却有现代意识，打破了传统的农村文学的条条框框，非常客观冷静，具有一定的审美性，韩少功、王安忆等人的作品也是如此。
一个作家必须找到自己的一个背靠点。如果对农村生活、城市生活都不熟悉，就难以写出反映农村或城市的作品来。美国作家福克纳在一个小镇上写作生活，写出了影响几代作家的大作品，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就是因为他找到了自己的背靠点。史铁生等城市作家在农村呆的时间很短，却写出了具有影响的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而陕西的一些作家在城市生活多年，却写不出城市作品，这是因为他们对城市生活麻木了、迟钝了，对城市没有真正认识。
陕西城市文学的大旗靠谁扛起，只能寄托在５０年代、６０年代作家们的身上。这些作家受过一定的苦难，对这个民族的伤痛比较了解，能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７０年代出生的作家没有体验过民族的苦难，修养也不够，暂时还难以担当大任。城市文学的兴盛寄托在生活于城市的作家身上是一种误解，一些作家长期生活在城市，反倒没有了新鲜感和激情，一旦与城市拉开了距离，反而有可能写出城市题材的作品来。
关于陕西作家与外省一些作家的差异，冯积岐说，这种差异表现在学养上。韩少功、王安忆的学养很深，作品思想性很强。陕西作家过分关注一些生活琐事，没有很强烈的当代意识，不敢勇于探索，潜意识上对城市生活有排斥性，就事论事，境界不高。余华的《活着》只有几万字，却写得非常好，他对人生、对人性的思考非常到位，而陕西作家的目光相对就短浅一些。
陕西城市文学不能寄托在某一个或几个作家的身上。浮在省城的一些有点小名声的作家需要警惕，基层有些年轻作家非常有实力，如汉中的丁德文、寇挥、李汉荣等人，他们往往可能更有惊人之举。文学是个体劳动，不能只看到一个轰轰烈烈的队伍就以为能把文学搞上去。文坛并不是一块净土，有时获奖的作家也不一定就非常优秀，张炜、铁凝等人虽然没有获得茅盾文学奖，也非常优秀。作家对文坛上的事应少发言，多写作，把该说的事写出来，不应把该写的说出来。作家是靠一支笔活着，不是靠一张嘴活着。
对于文学青年来说，更应看作品的思想性，而不是看作品的题材。武汉的池莉认为小说应该是世俗化的，所以她就写《来来往往》这类世俗的小说。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严肃的、崇高的、神圣的，而池莉的小说却是世俗化的，所以有些坚持纯文学创作的人就认为池莉只能属于三流作家，在艺术上、思想性上对当代文坛没有什么贡献，与琼瑶之流的作家没什么区别。不能从题材上辨别一个作家，而应从意识上、思想性上去看一个作家。池莉的《小姐您好》就很俗气。
陕西作家应多读书多思考多练笔，提高意识修养和道德修养，很难想象一个品质低下的人能写出高质量有思想的作品来。陕西作家要获得创作上的突破，必须下一番苦功夫。
我们呼唤有血肉的城市文学作品（五）
赵熙是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从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的大约１０年时间里，他先后出版了《爱与梦》、《女儿河》、《绿血》、《狼坝》、《大戏楼》等５部长篇小说，在全国造成了一定影响。关于城市文学的话题，他于近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赵熙说，我本人过去写农村的作品比较多，像我６０岁左右这个年龄段的作家写农村作品也比较多。这些年陕西文学滞后于上海、江苏、北京、广东等地。我们这一代人大部分从农村来，积累的素材大部分也在农村，习惯于写农村题材的作品。陕西文学的希望寄托在中青年作家们的身上。当然，我省年轻作家也有涉猎都市题材的，但未形成大气候，也未产生有影响的作品。老一代作家写现代都市，他们的意识不易转换，总认为都市小说难写，写出来也不感人，而农村生活很丰富，田园风光、小桥流水，很有情调，城市题材很难形成艺术品，现在我们才逐步认识到这是一个误区。在国外，农村题材、城市题材都可以产生好作品，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茶花女》、《复活》等，都是非常好的城市题材作品。
在当代中国，大都市题材的作品比较少，《子夜》、《四世同堂》、《茶馆》等，都是早期比较好的城市题材作品，更早的《红楼梦》也是城市作品。现代作家的作品较少涉及城市，是因为城市尤其是西部的城市发育发展缓慢，小县城基本上像南方的乡村小城镇，乡土味很浓，西安过去虽有官宦世家，但多数人还是农民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有西方国家的都市贵族和贵族文化。西安现在虽然是大都市，但存在小农意识的人比较多，相比之下，上海的都市味就要重一些，过去也产生了像《上海屋檐下》等好的作品。西安这几年变化虽然快一些，但城市氛围的形成还是跟不上，人们的精神、思想意识、观念等正在发育，从农村向城市过渡，有些作品中虽然涉及宾馆、酒店、商场、舞厅等，但内容比较浅显，不能算是城市文学。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谁能扛起陕西城市文学的大旗在当代作家里寻找比较困难，要经过一代人几代人的努力，才可能产生真正的城市文学。西安有个越丙坤，创作了５０多万字的《慈禧西逃》，法国已翻译过去，他还写过反映陕西辛亥革命的《血火世纪》等几部长篇小说，规模宏大，颇有都市气象。我认为写大都市视野一定要放开，目前民间也有写都市的，城市文学可能孕含在民间或普通作家身上。城市文学创作不能把眼光放在当前的生活、感怀和情调上，要有都市感，写过去的都市也可以，历史现实相融，城市乡村结合，也许能构成一种新的时代气息，表现以人为主的时代变革。
西安的商业化、工业化比之上海、北京还不够，陕西未来的城市文学可能要以古都和历史占重要地位。对老一代作家来讲，写改革开放有些困难，只能写城乡结合部，年轻作家对生活有感悟，接触面广，也有很多人才，将来可能会产生好东西。上海、江苏、北京、武汉的中青年作家作品影响很大，苏童、池莉、王安忆的作品都不错，他们有些人几代都在城市生活，对城市比较了解，所以能写好。城市文学不是零碎的，它应该像《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子夜》这样的作品有历史厚度和沉重感。当前，包括南方作家在内，厚重的作品比较少，南方一些才子们的作品多个人小情调，面比较窄，缺乏厚重感和情感的真实性，作品中虽有商界斗争、情感斗争，但市场化、商业化表现得还是简单、浮浅。我们呼唤有厚度有血肉有现实感和积极意义的城市文学作品。一些城市作家现在的生活是准贵族的生活，作品只是简单的婚外恋、商场较量、吃吃喝喝，这些作品不是好的城市文学。只有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投身火热生活的第一线，开阔自己的文化视野，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经营有紧迫感和心灵冲击，才能写出有影响有深度厚度的优秀作品来。
城市文学的根本问题是作品的质量（六）
田冲先生提出了一个探讨空间很大的话题。这个话题不仅在陕西作家、作品中富于价值，放到全中国文坛，同样是一个需要当代中国作家特别关注的大问题。陕西缺乏优秀的、能代表我省创作水准的城市文学作品，全国同样没有能足以代表当代中国较高创作水平的城市文学作品，特别是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仅以此论，我们便会对陕西乃至中国文坛产生失望，就会觉得当代作家的才力不逮，或者干脆一点说即是当代作家面对城市的无能。
什么是城市文学？什么又是陕西的城市文学？假如有城市文学的话，城市文学和农村文学的主要区别何在？今天的城市文学和已往的（如三十年代上海的一批作家作品）城市文学有什么区别和联系？中国的城市文学和欧美的城市文学有什么异同？陕西的城市文学与非陕西的城市文学又有何相异之处？……即使我们能准确无误地回答出以上问题，也并不能廓清围绕在城市文学头上的迷雾。简单地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当代欧美几乎没有城市以外的文学，城市文学的概念已显得多余，但谁又敢说欧美缺乏城市文学呢？难道欧美当代文学都是城市文学吗？至今为止，我没有见过单题研究城市文学的专著一类，也没有掌握和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城市文学，对这四个字的印象总有一种雾里看花之感。如果认为以城市生活（人和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城市文学的话，那么我们的期刊和报纸（副刊）几乎每天都不断产生着所谓的城市文学。从现有的作品中遴选，尽管可能不尽如人意，给他（或她）一面旗，让其先扛扛也无妨罢！具体落实到谁来扛，田冲先生不能指定，我也无权指定，任何人也不能指定。作家得用作品讲话，只能以读者的肯定为肯定，任何类型的作家也不能逃离这个规律。我在此并不是想和田冲先生过不去，恰好相反，倒要感谢他提出了这个问题，逼着我进行了一点粗浅思考，尽管很不成熟，却也收获不小。只就陕西（其实何尝也不可以说是全国）城市文学而言，谁能扛这面大旗是次要中的次要问题，我们有没有这面"旗"，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有"旗"，摆到哪，也迎风招展，引人注目；没"旗"，谈论得越多越滑稽，大家费了不少的唾沫，到头来却是一句空话。
结合陕西的作家及其作品来看，表现和反映城市生活特别是当代城市生活的有影响的作品太少，但我们不能就此而以为陕西的作家只能写农村文学，写不出城市文学。写农村是一种自觉地追求，关键是你能否写得出色！以较高的艺术标准来判断，陕西尽管现在写农村的作家很多，但写出农村题材好作品的却很少。特别是近十年，既有的辉煌正在成为过去。"东征"以来快十年了，我们另产生了几部优秀的农村题材作品让读者津津乐道？我们的"主色调"正在变颜色，连农村题材的优势也快保不住了，这就是陕西文学现在所面临的实际。假如陕西的作家们（特别是那些业已写出代表作的先生们）连这个看家的本领也一日猛似一日的削弱，那只有唯一的一条路--下坡路可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和危险性，像一柄刺眼的巨大的达摩克利斯剑直戳戳地悬在陕西作家的脑门上。既往已经无情地成为历史，抓住今天才能生存，才有出路！沾沾自喜只能将我们导向危机四伏。不只是"陕西城市文学的滞后"，我们滞后的东西多了：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就是我们的局限性，知识结构陈旧、视野狭窄和思维定势是我们的通病，与现代化观念格格不入是我们最大的滞后。田冲先生真诚地呼唤的"城市文学"，我以为也不过是多种文学的一个类型而已。任何类型都可以产生优秀的作品，更何况题材根本没有高下之分。不在乎写什么，要命的是写出了什么，不在乎大小，而根本问题是作品的质量。昨天"炒"得闹哄哄的长篇，今天已经变成了文字垃圾；千年以前的唐诗，今天依然在动听地传诵！这就是区别，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能否写出优秀的城市文学，不应该是衡量一个作家优劣的标志，而能写出一部优秀的现代城市生活的大作品，无疑是一个有出息的当代作家的荣耀。不能因为我们写城市的作家少，就判定我们的作家不怎么样；更不能要求像样的作家都去在"城市文学"这棵大树上吊死。作家写什么，是作家自己的事；作家不写什么，也是作家自己的事；创作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作家不写的自由。更何况先进的事物并不能保证写出先进的作品，先进的城市文化和生活也并不能保证产生先进的文学。决定性的因素是，以现代意识写什么都是现代的，否则，正好相反。
直面现实不仅是读者对城市文学的要求，对任何体裁的文艺形式都要如此要求。唯其如此，艺术才配称"艺术"！有关城市文学这个宽泛的话题，使我的内心难以抑制地涌起了悲凉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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