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宝贝们"
	--9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 　　作者：爱书人之家 　　当代女性写作的精神空间 　　"宝贝们"的出现是9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当代女性写作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泄露了当代女性写作的一种本质：对精神空间的探求意识和探求度。 　　候人兮猗！"（盼望着、等待着情人啊！），这句被闻一多称为"音乐的萌芽"的原始之声，出自大禹之妻涂山女之手，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原始情歌，也是第一位女作者的诗作。 　　十分有趣的是，这首极其"原始"而"完整"的古代女性诗歌，却非常前卫地泄露了当代女性写作的一种本质：对精神空间的探求意识和探求度。 　　相对于男性的精神空间而言，女性的精神空间，在涂山女和中国古代才女手中，表现得比较狭隘，几乎全是儿女私情的流露（这无疑和历史上妇女地位、生活圈子的局限有关），只有少数人例外，如蔡文姬、李清照、徐君宝妻、商景兰等，她们的精神境界比较超拔，诗词的气韵自然也就不让须眉。等到清代女作家陈端生的长篇弹词--《再生缘》在民间意义上创造了一个女才子孟丽君的佳话后，20世纪的月份牌对中国女性来说就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其间历史的面孔有重演的地方，有断裂的地方，但是女性写作的先锋们仍然寻找到了一些希望暗生的前途，尽管这里面有丁玲在政治和个人感觉之间的冲突，有萧红在大我和小我之间的彷徨，有林徽因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取舍，有张爱玲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张望，她们的精神领域，却已经在人性、社会、时代乃至思想文化方面都标上了相当重要的记号。 　　当代女性写作目睹的自由比从前多，目睹的诱惑也比从前多，对于精神内涵的理解并没有在每个人那里构成清醒的认识，和以往非常不同的是，她们不用再去等待什么人、什么情感或者这些情感组建的背景，她们敢于以消解的姿态和勇气去破坏既定空间，丁玲萧红式的悖论已经与她们无关，她们经历了以残雪为代表的"梦魇写作"，以王安忆为代表的"生活超验写作"，以方方为代表的"超性别写作"，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身体写作"、"房间写作"，以徐坤为代表的"话语写作"，却突然杀出一粉拳"新新人类宝贝"性味十足的"身体摇滚写作"，不说技巧上的长短，也放弃道德感的追究，当代女性写作之所以会走出这一步，精神空间的重构实在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谈到这里，就不得不引入有关女性尤其是写作女性的一个事实：在一段具体的现实生活中，女性个体也许比较明白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但是一旦进入历史中，女性的身份是什么？女性有身份（性别的，社会的，文化的）吗？这些问题就变得非常可疑了，在写作者那里自然也就始终保持着疑虑（如林白的《玻璃虫》），因此杜拉斯略带凄凉地说："男人无法忍受一个写作的女人。对男人而言，那有些残酷。对所有男人都很困难。但罗贝尔则是例外。" 　　错觉还是产生了： 　　女人为了让男人"忍受"并且喜欢，不得不经常向"女为悦己者容"的方向靠拢，在一批女性主义者殚心竭虑地排除男权话语围追堵截境况的同时，另一批宝贝们却主动迎上去向男人献媚讨好，甚至在别人嘲讽她"你对媒体上称你为'美女作家'怎么看？"时，大言不惭地说："这得感谢我父母。"事实上这个"美女作家"身高不及1米6，用于小说封面和内页的照片全是影楼炮制出来的，认识她的人都奇怪地问：这是她吗？ 　　"宝贝们"的出现是9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现象，也是当代女性写作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可以提供解析的信息很多，有人注意到了，表示值得探究：她们为什么不在陈染、林白之前出现？包括社会上一个相关的现象，那就是很多妓女绝不是"逼良为娼"，而是自愿的。女性解放的意义由此轰然瓦解，从西方60年代争女权，争人权，到今天戴锦华说的"搞女性文学的人每个毛孔都散发着中产阶级的气味"，女性的社会身份在广大意义上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改变，女权只是少数女性的女权，在另外一个程度上还变成了男性抵制的借口：我们对你们挺好的，你们已经够有地位了，你们还要我们怎么样？我们男人活得都已经不像男人了。 　　所以女性解放闹了这么多年，始终跳不出最初的那些怪圈：性别之争，话语之争，主义之争，文化情境之争。争来争去，争出一批宝贝们来，这种整个时代文化氛围中女性文学出现的变异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当代女性写作的精神空间一直在忙于解构，解构话语，解构主义，解构性别的理解，却始终没有在建构精神空间上做出有益的探索，或者说，这种建构，还一直停留在伍尔夫提出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的阶段，用俚语说，就是有点惹不起总躲得起的味道，而一旦要和男性空间站在同一水平线上正常对话，许多储备就远远不够，这种储备包括正常的心态、自我精神的拓展、女性价值体系的确立、理论的成熟、集体意识的清醒等等，一旦缺少这些，女性和女性写作的命运就会原地踏步或走两步退五步，这也是我们见到即使在西方如波伏娃这样非常智慧的女人面对智慧的男人萨特时也会陷入无奈的原因。对于当代女性写作来说，直接的表演就是从虚无的精神空间强烈反弹到身体，所以王朔说："祝棉棉身体好。"有个好身体的基础，是70年代女作家的经验资本，但是精神呢，却被她们流放了。要说她们的精神意识，也不是完全没有，其中有轻松得过分的反叛，和一些文人的意淫相比，她们倒还有天真的无耻，没有病态的文人气和暧昧的东西，将"阁楼上的疯女人"那种内心的疯狂也散发得更彻底，这些还真不能说全都是错的。 　　帐有时候还得到她们的"老姐姐们"那儿去算。别的不说，以最近评论界比较关注的林白的《玻璃虫》、虹影的《饥饿的女儿》以及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王安忆的《长恨歌》（甚至包括方方新出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来看，都无一例外地用"回忆"的情结、历史纵向式的笔法来记录想象的声音，对80年代文化激情的回望（《玻璃虫》），对重庆长江南岸饥饿时期的自我发现纪实（《饥饿的女儿》），对千娇百媚的旧上海流逝的指向（《长恨歌》），乃至于干脆用"年谱"的方式爬梳从前，这种群体特征除了她们想做史诗的雄心外，个中深意是相当令人玩味的，最少可以解析出三种信息码，第一，她们对最"现在进行时"的生活缺少"现场感"。第二，她们的精神空间抗拒今天的生活形态，但是她们又找不到更好的精神探求来进行补充，所以她们就只好在"回忆"和"过去"中寻找寄托。第三，她们的精神空间可能落伍了，也可能极有品位，但是小说中流露出来的强烈的"过去"情结，至少说明她们已进入停滞状态。 　　这些"老姐姐们"尚且如此，叫那些"小妹妹们"怎么办呢？她们既没有"过去"可供回忆，也没有"老姐姐们"的精神接力棒传过来，可还得写下去活下去，语言技巧上的才能是自个儿苦练加悟性的事，精神意识上那就只好自己"宝贝"自己了，获取的结果是哗众取宠，根源还是在于毫无遮拦的自恋，谁难道一生下来就有"过去"吗？谁规定我得照你们那样活？新新人类的现代狂又不幸碰上后天断奶，可怜哪。 　　男性写作的情况不太一样，积淀本来就厚实，生活的自由度又大，需要解构的空间虽然挺多，但是对性别没有妨碍，他们不需要向谁讨好。他们也不存在重构的问题，或者说，即使重构，也还是在自身的基础上建立。而对于女性来说，就很不一样了，这个世界对她们来说更大程度上是"他者"的世界，而非"他/她者"的世界，怎样走出"自己的屋子"进入广阔的天空，争取生活的自由度诚然重要，开采自己的精神空间，让它大些大些再大些，恐怕才是源泉所在。这样的例子，在当代女性写作中也不是没有，但它们更多地存在于批评和随笔之中，如首家大型女性文学刊物《百花洲》改版第1期（2000年第4期）上女学者戴锦华写的一篇《狗道》，从狗的表象到狗的实质，再到人的表象和实质，文化内涵的提升发人深省，只可惜最近阵容非常强大的"当代女学人"文丛当中无法把她收入（此前她的随笔书稿刚刚被人约走），但是这套由乐黛云、李子云、李银河、崔卫平、林丹娅、徐坤、艾云、马莉、张文华等人组成的丛书，的确让人看到一个正在日益精彩的女性精神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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