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直谏池莉”引起的争鸣与讨论
	作者：猫言无忌 　　《武汉晚报》副刊《文学平台》一向关注有影响、有成就的作家和有创意、有品位的作品。《文学博士直谏作家池莉》在《文学平台》和网上发表后，读者们的来电和来信纷至沓来，众说纷纭、见仁见智，对这种久违的争鸣与批评风气，表示出极大的关注热情。近日，我们约请武汉几位评论界人士，对“直谏”一文与池莉的创作进行了一次有质量的分析与讨论，现整理如下，以飨关心当下文学创作的读者朋友们。 　　戈雪（江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读了《武汉晚报》（2000年1月9日）发表的《文学博士直谏作家池莉》，感觉全文内容都是对池莉创作方方面面的质疑和批评，稍嫌情绪化主观化了一些，其实池莉的创作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尤其是1987年到90年代初，她是新写实主义潮流中创作成果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所以才得到了当代评论界的认可。 　　樊星（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评论界和创作界能够形成互动局面，这对于营构健康良好的文学氛围无疑是件好事。在池莉作品一路飙红的今天，刘川鄂先生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来直谏知名作家，这种态度和勇气是难能可贵的。他是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用知识分子的眼光在看问题。 　　戈雪：是的，对池莉小说持批评态度的大都是学院派评论家，他们所持的价值立场和池莉是不同的。 　　李晓静（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判断一个作家是否优秀，关键在于站在何种立场，秉持何种评判标准，不能一概而论。有些作家用精神和灵魂写作，带给读者的是沉重的反思，他们的作品处在哲学近乎宗教的层面，就应当用精神标尺对其定位。而池莉却是很生活化的作家，她的作品是让你在休闲阅读之后获得一些生活智慧和感悟，按她自己的话讲就是小说首先是好看不好看的问题，所以就不能用前一种标准去评判，而在这个层面上，池莉是很出色也很本色的。 　　戈雪：在创作路子上，池莉是极有个性的，她执着于自己的创作信念，表现自己眼里的生活，不在乎是否哲理性和形而上，池莉有今天的成绩，与她在这条路上的坚持有极大关系。因此才写出了完全是表现生活琐事、婚丧嫁娶、生儿育女的《太阳出世》，贫乏无聊的市民生活的《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等，光从题目上就表现出她对生活本身的看重。她不属于那种靠深刻思想或是小说技巧写作的人，她拥有的是对当下百姓生活的深切体验和感觉，而且有足够的耐心将其表达出来，我个人认为这一点是当代许多作家欠缺的或是不屑于去体验的。池莉的小说对市井故事的偏爱、对社会转型期大众心理的细微精确的把握、写作时采取的平民视角都使她对大众产生了极强的亲和力。 　　李晓静：我很佩服池莉驾驭语言的能力。比如写武汉的风土人情，众生百态，好看得很；而在写人物语言时则简洁有力、一针见血，在尖锐犀利中抵达人性的深处，尤其是写一些女性小市民，刻画得相当到位，像《生活秀》里的来双扬，她宴请张所长、端午会后母、以情劝九妹、街头骂小金那几幕实在让人叫绝。而且她的语言绝少陈词滥调，十分鲜活，颇具时代气息，写哪个时代就用哪个时代的语码。她有意识地在写当下生活的作品中融入当下的流行符号，像“酷”、“秀”、“张惠妹”等，而写文革时就用一套政治语言，幽默且很有反讽味道。 　　樊星：还有一点，池莉的小说尤其是近期的《小姐，你早》、《来来往往》等满足了普通市民在当下期待富裕的心理，借用王晓明的话就是写出了一种“新意识形态”，适应了时代和市民的需要。她还用笔下温馨的世俗生活带给身处生活压力之中的市民一些心理满足，给转型期的人们的生活增添亮色，所以读者爱读她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池莉作品的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不妨可以称之为一种“池莉现象”。 　　李晓静：我觉得池莉小说之所以如此畅销，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她尊重并关心市民读者的创作态度。她的文字能和读者坦诚相见，特别是著者和读者之间的那种对等，透露出池莉对下层市民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的尊重理解，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张力和质朴本色的情感。她就像一个生活导师，比如像我这样尚未成家的女性就可以读读她的“三部曲”以及《小姐，你早》、《来来往往》等，对理解婚姻的本质、提高今后的婚姻质量大有裨益。 　　戈雪：的确，池莉的小说就是严格遵循民间的叙述手法，尽力将故事处理成粗砺鲜活的生活流。80年代末，随着商品经济的兴起，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市民文化蓬勃发展，王朔和池莉都成为了敢于代表市民文化和精英文化叫板的作家。池莉在作品中对市民文化采用了全新的认同立场，表现凡俗人生，讴歌活着，她的小说竭力宣扬的是一种“存在”哲学，只要有能力、有勇气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存在下去，就是强者。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作为民族精神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向来是崇尚精神而批评苟活的，因此市民在文学中一直是被漠视和批评的阶层，王朔和池莉敢于为市民说话，本质上是反叛、消解五四以来文学的理想主义精神和知识分子的价值道德观，把生活的理想降低到最低层次，活着就是成功。池莉的小说代表着商品经济下市民阶层对于生活的内涵、生存的意义以及人生价值的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观点的重新界定。 　　李晓静：是的，池莉的走红也表明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精英文化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日益受到市民文化的冲击和抵御。 　　樊星：我个人比较欣赏池莉的三个作品：一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它以一种散文化的笔调书写老百姓健康向上的生活，质朴自然，充满着地道的汉味。一个是《预谋杀人》，写革命历史上的一些事情，超出了池莉其他一些市民化的作品，她并非按惯性写作，而是尽力寻求突破，这个作品几乎是重写革命史，表明了一些与正统观念迥异的见解。再有就是最近刚发表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写知青的一种浑沌状态，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精神去消解文革的东西，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是有意闯禁区，而《怀》中的豆芽菜根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糊里糊涂地凭着本能叛逆，这种浑沌状态写得好，不同于此前的文革题材小说，要么高歌青春无悔，要么批判知青生活。 　　戈雪：看来池莉在寻求一种突破。 　　李晓静：我也有同感。尽管池莉已形成了较为稳定的武汉地域文化特色的风格，但她近期的创作路数表明她在尽力突破自我。她以前的作品很“实”，酷似当下生活，但现在则处于虚拟和实写交融的状态。像《惊世之作》纯属虚构作品，《乌鸦之歌》向往男子汉的英雄气概，《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以一段知青生活来追求一种真实、永恒的东西，缅怀荒凉时代的爱情，这都是她此前的作品中所没有的。经过了时间的过滤，《怀》这个小说又和七八十年代的伤痕、反思小说不同，池莉是以一种调侃的笔调来解构权力和政治，凸现真善美。在写法上同时采用第一和第三人称交替叙述，把“我”分裂成两个层面观照同一段生活，拉开时空感，也更客观真实，这也是池莉的一种突破。 　　戈雪：看来池莉还是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的，刘川鄂在书中挑出的100处硬伤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读小说，没有一篇小说是合格的。 　　袁毅：刘川鄂博士对池莉的批评是基于一种启蒙思潮的延续，他是站在精英化的知识分子话语立场来审视池莉的，也许在文学渐趋市场化运作的今天，这种批评本身不失准确但也有要求过高之嫌。池莉有意识地向大众和市场靠拢，她的作品是当下市民社会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比如它们反映了市民生活的原生态，满足了市民渴望富裕和追求时尚的阅读期待，还闪现着浸润大众文化消费韵味的流行符码，这些都说明池莉的作品是有其存在价值的，或许池莉所写的也正是她的特长所在。 　　樊星：不过池莉也可以借刘先生的批评来反省一下自己的创作，批评的初衷本也是为了创作进一步的提高，我想这对于作家本人寻求更高层次的突破是会有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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