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马原的幸福生活
	作者：张永义 　　有两个马原，一个是写出了《虚构》、《冈底斯的诱惑》和《叠纸鹞的三种方法》等一大批精彩绝伦作品的那个汉人，身材魁梧，他来自拉萨的八角街，曾经占据着纯文学刊物的最显著的版面，十多年前在他的名字后面，经常尾随着余华、苏童、格非和孙甘露等一伙文学青年，就像一嘟噜新鲜的葡萄，那些多事的评论家习惯把他们称为先锋派。那时的马原，发誓“要做拿世界大奖的中国第一人”，多么奢侈的愿望啊。 　　另一个马原是你我所陌生的，1988年岁末从西藏撤退到老家东北，已有了个落地时整整10斤重的儿子马大湾，从此很辛苦地赚钱，拍电视，办公司，津津乐道男人的美色和衣服，在深夜的街头骑着单车，一边大声唱着谭咏麟的流行歌曲：谁能够喜怒哀乐自由？我觉得这时的马原恰恰是幸福的，离现实生活也最近，他那灼人的目光在漆黑的胡须掩映下，或许已经变得黯然，但谁又能说，作家就活该在一根绳子上吊死呢。花花朵朵、坛坛罐罐里面同样孕育着美。 　　这本题为《两个男人》的随笔集里，始终有两种不协调的声音在激烈地争辩着，一种声音以机械工程师的精心态度来审视小说的技巧和构造，这在卷首的“大话小说”和第三卷“虚实之间”里表现得尤其充分；另一种声音则低沉沙哑，略带着疲惫和追悔，处处散发着平凡生活的汗味，即使是针对同行如余华、陈村、贾平凹等人的评头论足，也显得随意而发，不那么严谨刻板。 　　首先，我要说，马原是位阅读视野非常开阔、真正懂得小说内里的作家，他指出了很多创作当中隐藏已久的矛盾，透露出重估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比如，文学价值与作家的历史地位相适应吗？为什么有些作家不被文学史家看重，作家同行对他们又极为推崇？小说里的哲学意味深厚了，小说的文学价值会因此提高吗？对此，我们可以想想大仲马和毛姆受到过的鄙视，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书被奉若神明，却不得不束之高阁，与蜘蛛网做伴；可以想想霍桑的《红字》和博尔赫斯的《小径分岔的花园》多么精致多么激动人心，奇怪的是，文学史家每到他们这儿反倒吝啬起笔墨来。请你稍微想想，就会明白马原的质问：是谁的眼光出了误差？ 　　其实，是外面的世界起了大变化，时隔数载，当马原又不甘寂寞地回到写作流水线上，不适应是肯定的，这关系就好比近视、远视和老花眼，三种情况很难同时发生。试想，钱钟书在写完《围城》以后，那么多年浸淫在古典诗词的氛围里，即使社会环境允许，恐怕也未必能够把散失的小说手稿《百合心》再次铺叙开来，过了这村没那店。马原是聪明人，何必要为昨天的云而错过今天淋漓的雨呢，何必要说回调内地“是我一生中走错的最大一步”，即使你回到拉萨，那里也再没有你的家。真正的作家，心里随时都带着一张地图，诗人毛泽东就曾经说，我是个打着破伞云游中国的孤人。 　　不必懊悔，不必惭愧，马原，好好唱你的西北小调，平凡的生活犹如大胖子女人过小桥，少了分诗意，多了些朴实。那个难产的长篇小说《缘分的拉萨》，还是留待将来，由你的儿子大湾来写吧。到大学里教教写作，或许还能发挥些余热。你不是经常把梅勒的至理名言挂在嘴边么，“写小说至少不比弹钢琴容易”。然而，谁又规定小说家一定要会弹琴赋诗呢，选择你爱的，爱你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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