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情结与精神退路
	作者：丁国强 　　在大众文化的话语系统里面，“农民”是一个具有反讽意味的字眼。拿王朔来说吧，他虽然时常拿知识分子来开涮，但是，从本质上讲，王朔对知识分子是心怀敬畏的，他自己也认为反对知识分子是一种失策。而王朔们对农民的挖苦则是从骨子里发出来的，他们在看不惯、瞧不起某某人的时候，就不自觉地说上一句：“整个一农民”。象王朔这种市民文化的精灵，注定是对农民相隔的。而中国绝大多数人摆脱不了农民情结，这并不是因为农民出身对他们来说是何等重要，其实，他们对农村生活的记忆已经很淡很淡了。他们之所以割舍不掉农民情结，与他们当下的境遇有关。 　　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挫折的人，不得已，就把当农民当作平衡心理的一个重要渠道。竞争激烈的城市生活把人们搞得神经高度紧张，在招架不住的时候，人们便这样安慰自己：“大不了回家当农民”。城市是无根的，让人难以有归属感。即使是那些在城市里面度过大半辈子的人，也仍然感到这是别人的城市，与自己无关。一番挣扎和追寻之后，却落得个两手空空，无可奈何，只有原路返回，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连那些被推上审判台的贪官也企图回家种上几亩地。总之，对于农民来说，是无所谓成功与失败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有太多的物质诱惑，也没有灯红酒绿的晕眩和刺激，在平平淡淡中度过一生，比在拥挤的人群中勾心斗角轻松多了、舒服多了。那些在城市生活中疲惫不堪的败将的这种农民情结，受了陶渊明田园图景的影响，诗化的冲动不是源于心灵的内在呼应，而是一种虚伪的设计。一些明星大腕也把“回家种地”当作一种梦想，这些话是不能当真的。那些不必为衣食犯愁而精神匮乏的人，何必拿农民来说事呢？ 　　应当说，90年代以后，增收的缓慢使农民生活重新陷入困境，正如湖北省监利县那位敢于直言的乡党委书记所概括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民的生活远没有城市人想象得那般浪漫。日益减少的土地已经难以养活传统劳作的农民。而那些背着背包挤火车的民工在城市里所收获的往往是人与人之间的欺诈和超恶度且无安全保障的劳作。在这个时候，一度寂寞的文坛居然响起了一片“农民”声。新锐散文家刘亮程声言：“农村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老家”，这位农机管理员出身的写作者靠描写农村生活出了名，而且摆脱了农村的生活环境。农民是默默无闻的，赞美他们的都成了局外人。贾平凹在新书《我是农民》中，写了他20岁以前的农村生活，他自称是“进了城的农民”。进了城的贾平凹并没有真正从精神人认同城市生活。农村滋养了作家，为他们提供了不尽的精神资源。这些具有浓厚农民情结的作家是不肯轻易放弃“农民”这一原始身份的，因为“农民”作为一个朴素的审美符号，使他们获得了足够的发言权。城市人是把农村当作风景来观赏的，这为“农民作家”开辟了广阔天地，他们在那些玩够了解构、重构和后现代之后，也趁机换换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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