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人格寻根
	--读夏中义《九谒先哲书》 　　作者：丁车强 　　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和人格追求的反思已成为人文知识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这个贫乏的时代，在当下既无大痛苦也无大欢喜的混沌语境中，人们已经习惯于用怀旧的方式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很少有人挖出自己的心来拷问历史，更没有人真心为学术传统的断裂承担什么。 　　学术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学人的灵魂决定了整个时代的精神份量。在政治斗争和生存压力下，不少文人只好以牺牲学术为代价换取了喘息的机会，同时也丧失了学者的尊严。象陈寅恪这样活出圣洁的高手，毕竟是少数。夏中义的《九谒先哲书》提出"人格寻根"这一主题，说到底，是对中国文人的人格缺陷的无情揭示。夏中义先生选择了"没有地址的信"这一文体，结合自身的生命感悟，与先哲的灵魂对话，从而将20世纪的学术思想史转化成为一场富有激情和个性的思想对话。 　　学术传统是一个民族对思想资源的特有的配置方式。进入20世纪，由于社会体制的嬗变，学以致用成为社会变革的内在要求。学统的自觉中断使得不少学问搁浅，成为"伟大的半成品"。如果单单为这一历史性的残缺发几句"憾哉、憾哉"的感慨，就未免有些矫情，有几分敷衍。夏中义着力从学者的生存方式和价值根基上找答案，近代学人对"学而优则仕"的道统的反叛，从一定程度上挖掘了国民的"学问的本能"，营造了"为学问而治学问"的心境，把敬学术当作人生本位，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学术的发达，而且也为现代中国人提供了道德的典范。用生命来维系学术研究成为近代学人义无反顾的选择。夏中义用强烈的情感语言着力渲染学统的血肉化、人格化，一个人格卑微、利欲熏心的人在学术上注定是无所作为的。大师们的凝神与专注远非一个"学问欲"就能解释得了的。中国近代学人在急剧的社会变化面前，保持了一种平静而又复杂的心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左右开弓亦学亦道的，即使那些"不为风俗所转"的执拗者，也仍然没有忘世。他们把学术当成负载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一种形式。对学术的痴迷从某种程度上遮蔽了生存处境和文化环境对心灵的影响，也使得他们陷入两难境地，所以，在乱世的压抑下，"奇节独行与宏济之略"最终只能转化为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圆圈。在一个封闭的价值系统中，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寻求"当时之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理想，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一旦王道崩溃，文人的魂儿也随之飘散。夏中义发现象"晚年王国维"打倒"青年王国维"这样的悲剧是一种深刻的宿命。面对这些"苦魂"，我们不难感受到，大冲突、大矛盾所造就的大痛苦，本身就是一笔无法取代的精神财富。苦闷者的思索虽然是非常态的，但是如果象夏中义那样去从头梳理、用心体会，我们就会感受到其中的份量。尽管陈寅恪等学术大师再三将自己埋头学术称为"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但是，我们清楚，这份欢乐只不过是大师内在人格的外现而已。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要想维持这份形而上的欢乐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大多数人为了逃避政治风险而随潮流而动，曲学阿世，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能在人格上站得住脚。"文章我自甘沦落，不觅封侯但觅诗"的偏执和愚顽其实是一个脆弱的防线，用诗的方式来应对险恶政治的腥风血雨，二者的力量显然是不均衡的。大师们知其不可而为之，只是想竭力证明，保全个人思想精神的自由，无法靠外在的赐予，只能诉诸个人的坚守与毅力。当时代的声音过于单一而且强硬的时候，敢于充当不合时宜的一员，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 　　追求学术真理的人不为时代所容，这是那个时代的耻辱。学术人格的扭曲变形常常出人意料的，当初放荡不羁、浪漫多情的吴宓在人生的最后28年竟然习惯于瞅人家的眼色行事，这一前一后的反差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无情。夏中义质问："先生未免活得太懦弱，太失身份，太自惭形秽，太愧对人格尊严了"。这一声苛刻的发问并不是单单针对吴宓一个人的，人格自抑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通病。学者可以不管学问有用与否，而一个讲究政治功利的时代，却不能容忍这种旁若无人的态度。胡适把参与政治称作是"忍不住的新努力"。其实，不管是忍不住还是忍得住，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都难以逃脱被控制、被异化的命运。夏中义对吴晗"半独立"的病案的剖析就足以说明了这一点。笼中之鸟不管挣扎得多么厉害，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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