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作家直面美国
	作者：陈众议 　　"可怜拉美，离上帝远，离美国近。"这句话盛传了一个多世纪，其背景众所周知。如今，新世纪伊始，惯以民族及民众代言人自居的拉美作家又将何如？ 　　年逾古稀的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美疗疾期间就美国记者提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回答。他认为美国在过去的世纪里对拉美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列数自门罗主义以来，北边的这个邻居是如何一步步地将拉丁美洲变成自己"后院"和"狩猎场"的。他不相信新世纪的曙光可以轻而易举地改变这种状况，也不相信所谓的北美自由贸易区或美洲国家首脑会议能使美国政府变得公平和善良。同时，他又不得不承认美国技术的发达与可用。他坚信技术是没有国界、不分民族的。而文学则不同。文学像砖瓦厂，不同的砖瓦厂因所在环境不同而产生完全不同的产品。这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虽然身患癌症，但仍顽强地坚持写作《自传》。而且，在古美之间因小男孩埃连事件引发的外交争端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老朋友卡斯特罗一边，并在关键时刻飞抵哈瓦那，激情飞扬地声援古巴人民（详细报道见本报2000年4月21日第十八版）。人们不会忘记，他和卡斯特罗的友谊就起始于20世纪40年代反美的波哥大国际青年大会。 　　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上月抵达西班牙，在接受媒体采访并谈及他对美拉关系的看法时，似乎远比他的好友马尔克斯乐观。他说，随着冷战的全面结束和墨西哥及 　　整个拉丁美洲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美国已经到了不得不反思自己的过错并设法加以纠正的时候。这位多产作家兼外交家曾长期旅居美国，深谙美国的为国之道。因而，他并不否定反对美国干涉、抵制美国渗透，仍将是拉美人民无法回避的艰巨任务。这一点，已经在他于一年前发表的长篇小说《和劳拉·迪亚斯在一起》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部小说共600页，详尽地描绘了一个多世纪墨西哥社会的变迁，其中不少章节涉及美墨关系。由此，舆论抨击富恩特斯是在炒自己的冷饭，因为他曾在早先的作品如《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中染指相关题材或主题。但富恩特斯的回答是：就像死亡是永恒的主题，历史永远都无法穷尽。这是由现实的变数和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所规定的。因此，面对媒体，富恩特斯所表现出的乐观，也许只是他的一种美好愿望，与实际、与创作无关。 　　但是，并非所有拉美作家在任何时候都那么清醒。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冷战的结束和意识形态在文化及文学领域的淡化，一些拉美作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亲美倾向。尤其是后起作家，他们比较向往美国的生活方式。像智利的伊萨贝尔·阿连德、墨西哥的劳拉·埃斯基韦尔等，不但每出一本书都会立即赴美宣传并推出相应的译本，而且都在美国购置房产、发展事业。美拉关系的历史在其身上淡化。但是，从他们近年发表的文学作品看，其"拉美意识"在不断滋长、复苏。比如，伊萨贝尔·阿连德的最新作品《命运之女》，实际上是针对美拉关系所做的一次深刻反思。小说写一名智利女孩在美国的冒险和遭遇，十分真切地给出了美国式的所谓"民主"和"平等"的内涵。小说表面上取材于19世纪，而且故事发生在拉美人聚居的加州，但是，人物的遭际很快就会使读者忘掉特定的时间，感受到二等公民的悲惨命运。有评论认为，她的这部小说多少写出了作者本人对美国社会政治的不信任。 　　当然，无论是马尔克斯和富恩特斯，还是阿连德和埃斯基韦尔，都无法完全拒绝来自美国的诱惑。这无疑构成了一对矛盾。其实早在上世纪初，这对矛盾已经出现在"怪谲派"、"当代派"等拉美先锋思潮之中。一方面，拉美作家对美国的门罗主义深恶痛绝，恨不能远离美国而后快；另一方面，美国的强大和先进又使他们不得不刮目相看。因此，在抵制和借鉴的天平上，他们表现出来的常常是无奈和尴尬。 　　与此不同，拉美作家在如何对待欧洲这个老祖宗的问题上，倒是比较单纯，也比较一贯。19世纪之前，他们跟着欧洲作家亦步亦趋，以至于每个成功的拉美文人背后都有一群欧洲巨人的影子。19世纪后，他们开始自立门户，即便有时候不得不伸手，那也是光明正大自己伸手去拿。 　　更年轻的一代，如古巴作家塞内尔·帕斯、墨西哥作家豪尔赫·鲍尔皮、智利作家罗伯托·波拉尼奥、阿根廷作家门博·加尔迪内利等人似乎更像他的"祖辈"，亦即文学爆炸时期的作家。这种隔代相传的现象，倒也符合文学的发展规律。他们大都不认可因为全球化趋势而世界就会大同的看法。古巴作家自不待言，鲍尔皮的新作《野蛮侦探》和波拉尼奥的新作《寻找克林格索尔》，虽然都不约而同地把舞台设置在外面的世界（美国和欧洲），但骨子里却是在寻找拉丁美洲及拉丁美洲人的特性。总之，比起阿连德和埃斯基韦尔那一代，他们更注意保持和保护文化的自主性，也更关心拉丁美洲过去的惨痛经历。 　　这就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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