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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的麦田守望者 |
作者：韩成
一、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经过几十年时间的考验，已被公认为美国文学中的“现代经典”。书中的主人公霍尔顿因其首树“反英雄”形象，不仅为总多美国青少年争相模仿，而且也引起了众多学者的瞩目。书中包含着的“救救孩子”的理想为大多数读者所接受。我们当然可以从书中读出塞林格对青少年教育的关心，对贫乏的精神生活的不满以及对东方哲学的向往等等内容，但笔者更为他提出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想法所打动，因为它不仅可以是人的象征，亦可是一种制度、一种体系的象征。
塞林格这么多年来的生活其实一直未能脱离“跨掉的一代”的范畴，他笔下的主人公霍尔顿的想法，其实上也是他当年的想法：
“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棗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棗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棗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
这段话是全书的精华，也引起了千万读者的思考。它是塞林格的呼唤，替孩子们呼唤麦田守望者的出现，向大人们呼唤成为麦田守望者的勇气。
固然作为一类人的体现，麦田守望者有足够多令人思考的魅力，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结构象征，麦田守望者亦是个值得探讨的形象。在麦田守望者身上，可以分析出一系列有关自由及其限制的理论。
二、真正的守望者：自上而下的限制
我们的自由在四个方面存在缺陷：方向的单一性、严厉的惩罚机制、失落的荒野以及力不从心的教官。
方向的单一性产生自两个原因，一是政府的设定，二是民众的自觉。中国政府在启蒙教育到高等教育到社会教育一整套的思想宣传上，保持了高度的统一性。二十多年前“两个凡是”的崩溃大快人心，实是民众对自由思考与创造的呼唤。我们应提倡大方向之下的多元发展，应该让民众真正理解并自由抉择未来的方向，而非强制灌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教训不可不引以为戒。单一方向性如一条线连接着目标与起点，是很不可靠的，而多元的方向选择是殊途同归，制成一张从起点到目标的吊床状网，安全可靠。民众的自觉是说即使在没有教官的存在下，操场上的队列仍会有相当大的一致性。中国人有独特的集体观，喜欢一哄而上，不论对错，盲从心理较重。这种盲从心理是传统的民族心理，改变它的方法只有靠外力的刺激与时间的消磨，所以我们只能在外力上有所作为。
其实中国社会的盲从心理特征为实现上述民众的自觉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中国社会并不太多依赖制度化的规章来维系、运作，“私了”的选择仍是首当其冲为人们所接受的。因此，在方向究竟如何设定上，我们大可放心地放开当前强制性较多的国民教育模式，取而代之守望者式的宽松环境。这样自由的时空被拓宽了，而且也不必过于担心中国社会会出现大方向的失落的情况。
严厉的惩罚机制是对自由的最直接的限制，主要有两种手段，一是教官对出格者的法制惩罚，二是民众对出格者的道德惩罚。在中国跨出自由的圈子，走出队伍，就会被政府给予一定的惩罚。这是应该的，它并不妨害自由的发展，最多只是有些地方防范过严或处罚过重。相比之下，民众对出格者施加的道德惩罚则几近残酷。一些学者如何新等人认为中国有种“扼杀精英”的传统，出头鸟往往会遭到众人的打击遏制。这确实存在，无论从例证或是学术分析上都可以得到这种结论，只是并非所有的精英都遭扼杀，否则中国就无以进步了。出格者既走不出队伍，又走不出操场，他只能要么更出格，被剔除出操场；要么永远的恬退隐忍，让队伍再接受。
操场周围是一片荒野，它不象麦田边的悬崖一样，具有彻底的杀伤力。为何说荒野是一片失落的荒野呢？这是针对两类特殊的被驱逐群体而言的：一是被赶进荒野的精英，一是被赶进荒野的有后台的人。
精英们大多是因为不为人理解，或是因为他们需要有更佳的生存空间而自觉走向荒野的。它们中的很多人并没有被扼杀，而是到了国外。他们在那儿寻找的不是同情、保护与共鸣，而是一种能让他自由言论行为的环境。很多人也会失落，他们中不乏爱国者，在放松了自己的心灵后，它们也会失落于终极归宿的渺茫。
有后台的人在队伍中为所欲为，他们寻找的是无限的自由，他们需要无边的麦田，但不可能得到满足，他们受到了法制的惩罚，被赶进荒野。可是中国社会中存在的人情关系网与一些外来糟粕文化会让这些人免于惩罚。他们照样回在队伍中胡作非为，这又会引起民众的失落。荒野不仅带来了民众的失落，同时也隐含着不公平。塞林格笔下的麦田边的悬崖是具有最彻底的毁灭效果的，一旦落下，就毫无生望，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而我们的操场边的荒野则因人而异，缺乏公平。所以荒野的作用并不大，它虽给了少数非主流文化一定的生存空间，但却带来了精英与民众的失落与不满。
教官也是极为难的人，他们一方面充当着守望者的角色，一方面又充当着审判员的角色，另一方面还充当着指挥者的角色。教官棗政府的三种角色给自由带来了阻碍，也给它本身带来了困难，政府的力不从心使它既无法力由心发，又无法心想力具。政府本身也随着队伍一起走，在这种情况下它又如何同时判定自己以及民众的行为和方向呢？
政府究竟应该以何种角色存在，这是数千年来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他们给政府设定了一系列的角色，如“守夜人”、“经济人”、“社会人”、“全能上帝”等等。我们现在仅靠对历史与现实的了解便可否决上述所有角色，它们都是强调了政府的一个方面或全部方面，走到两个极端上。如果我们考虑到政府本身所具有的众多特殊性，并对它们给予足够多的重视的话，便可发现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替它设计什么具有倾向性的角色。它既不能只重点管一个方面，也不能管所有的方面，它是管理国家的政权机构，我们只要探讨它给予了它管理着的一切对象多少自由就可以了，而非探讨它能管什么、能管多少和给予了它管理者的一切对象多少限制。就如霍布豪斯所说“国家的职责是为头脑和个性创造能据以发展的条件”，因为头脑和个性的发展能为国家创造出更多的利益。
四种缺陷于是归结到一点上，那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的守望者，于是我们需要有一道悬崖，而不需要教官。
中国社会是稳重而冷静的，即使没有教官，它也不会有巨大的变革，深厚的底蕴使它能够自律。我们更加需要有一种自由的环境，能够让人们积极发挥才能，发挥创造力，人们需要有一个更能发展的空间。没有人能够替别人设计生活与理想，每个人都有自由选择未来的权利。中国社会又是巨大而好走极端的，所以我们需要有道悬崖，防止整体方向发生偏误，同时也给一些“狂奔”的人们增加一些警示，告诉他们，自由是他们的权利，但不是全部。
我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守望者，他关心人们的奔跑，关心整体的方向，但他不会去训导、去指挥，它只是保护那些向悬崖奔来的人们，告诉他们回到操场去，这儿有悬崖。
三、操场与守望者：自由与限制的共生
操场是自由的环境，而守望者是限制的化身，两者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它们是共生的。
自由给了中国社会活力和动力，人们被激发起的创造力会转化为科技、财富，极大地推动中国的发展。自由给了中国民众理解和支持，人们需要这种尊重和帮助。只有被人们主动而平和接受的社会理论才是最具说服力和号召力的。
当然绝对的自由不存在，缺乏限制的自由会带来恶果。守望者给予自由的限制是恰到好处的。自由存在于无人看守的操场的任何地方，人们可以狂奔，可以列队前进，可以做其它游戏，但不能有任何伤害性的行为，否则他就会因违反了游戏规则而遭到惩罚。
我们所说的自由与限制的共生，不同于无政府主义，只是认为政府最好只做个守望者，给予民众足够的尊重和保护，让民众自由地选择信仰、选择未来，这样更有好处。
自由的目的应该是使个人与社会在目标实现上达到双赢的效果，但双赢的良好目标常使自由与限制进入中庸的状态，这也是目前有关自由及其限制的学说的主流走向。哈耶克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虽批评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具有危害性的集体主义，但它也要走走中庸之道：一方面将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放在实质上等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欲以理想中的公平、安全来实现自由的保证。于是我们不得不将自由与限制的讨论从主义之争中拉出，并把它们当作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来探讨。操场是一种制度，它的特征限定了人们的游戏规则，但它对人们并不具有主动作用；守望者也是一种制度，他的特征限定了人们的游戏范围，但他并不去管人们的游戏。正如有些学者所言，“政治在多元社会的主要职责只是制定法律而不是全面干预”。于是还能让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便只剩下如何设定游戏规则了，这可以借用麦田中的孩子们的游戏规则：麦田中孩子们无目的的狂奔在我们看来是不合理的，但实际上这种无目的的狂奔正是寻找创造、寻找生活真谛的历程，中国人中也应该有一些无目的的狂奔者，他们在社会中也许会产生一种“鲶鱼效应”，让社会更具活力。
四、中国式的操场守望者
通过对中国社会自由状态的分析，我们并没有发现塞林格笔下的麦田及其守望者在中国的翻版，但我们从中亦可以得到很多启示，那就是我们可以找到一个中国式的操场守望者，它将是政府为适应未来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诸多挑战而努力的方向。操场及其守望者都在不同程度（层次）上成为自由的两大限制。
操场不是麦田，它是由中外文化数千年融合而成。因此它本身便是具有这种融合后的文化的诸多特点，最重要之处在于它限定了游戏规则只能根据操场的特点来制订，而非如在麦田中那般，另外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游戏不会是纯粹的游戏，它有较为集中的方向性并且集体性质较强。
操场守望者则类似于麦田守望者，因为我们的操场外将不再是令人失落的荒野，而是深不可测的悬崖。有两股力量导致了悬崖的出现：操场守望者的前身角色，它必须挖一个悬崖才能实现角色的转变；另一股力量是外来挑战，全球化并不是歌舞升平，而是意味着更为激烈的竞争，虽然大家都在喊着双赢竞争，但结果仍往往是零和博弈的结果。它们刺激着前者加大决心与速度去挖悬崖。
我们也决不会认定操场守望者是万能的，它的设定只是为处理自由与限制的问题提供了一个也许较佳的参考。若以波普提倡的证伪主义原则来看，操场守望者只是个理想，或是半个理想，因为有迹象表明中国社会在积极为体现这一形象而努力；但是若以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设计宏图来看，操场守望者则更为适合中国国情。（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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