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真实的和智慧的
	作者：余杰 　　"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清代一个读书人无心之间写下的两句诗，却被当作讽刺大清王朝的铁证，最后弄得作者为此掉了脑袋。其实，我恰恰欣赏"随便翻翻"的读书状态。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解。"这句话深得我心。 　　我的研究方向是近代文学史、学术史。但我并无评比职称的需要，所以搞研究常常是兴之所至。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和谭嗣同的《仁学》（中华书局1981年版）被我放在案头，每当读到《少年中国说》这样血气方刚的文字时，便感叹于百年之前启蒙先驱的热情热血。他们的人格魅力渗透到文字之中，使得文字也具有了穿越历史的不朽魅力。研究中国的近现代历程，海外的视角常常令人耳目一新。如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余英时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孔飞力的《叫魂》（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等，都帮助我们深刻地体认到，我们是怎样一步步地走到今天的，我们有哪些值得骄傲的经验、有哪些惨痛和残酷的教训。 　　文学界新作层出不穷，但我还是对老书感兴趣。李锐的《厚土》（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是八十年代就出版过的短篇小说集，今年又重版了。李锐对吕梁山区农民苦难生活的刻画，读来让人揪心。李锐说："我刻骨铭心地知道，我写的这些东西，是不会捧在那些捏锄把的手上的。和他们时时刻刻也是世世代代操心的问题相比，文学实在算不了什么，或者说实在是一件太奢侈的东西。"他认识到文学的局限性，谦卑地进行着自己的耕耘。无论文字的娴熟还是思想的深邃，他都远胜于为大众所熟知的乡土作家贾平凹、莫言、陈忠实等人。当国内还几乎没有评论家关注李锐的时候，瑞典汉学家马悦然就已经对其击节赞叹。我认真地读完了《厚土》，不得不叹服马悦然眼光的独到。与李锐相比，阿城无疑也是当代文学中的一个异数。当年，阿城的《棋王》一出手便轰动文坛，即使到了今天也光彩不减。去国之后，他先后结集了《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闲话闲说》（均为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等几本薄薄的小册子。其文字犹如行云流水，飞鸿不带雪泥。阿城知识渊博、理念清晰，他关注世俗的快乐，也就关注到了人性的本质。他已经具备了创作一部伟大作品的潜质，只是他的性格过于潇洒，也许根本就不想再吃苦写个大部头。可能他是正确的：享受生活第一重要。藏族作家阿来，是比阿城晚一代的、迟到的"寻根者"。今年，阿来因长篇《尘埃落定》获茅盾文学奖，并获得了十五万美元的海外版税，顿时成为媒体热门人物。我也爱读阿来，不过我并不像他本人那样，认为《尘埃落定》是他最好的作品。我反倒认为阿来的短篇写得更好，如《旧年的血迹》（作家出版社1999）、《月光下的银匠》等，神采飞扬，风情万种，让人倾倒。 　　传记一直是我喜欢阅读的一类书籍，今年读了《甘地传》（徐友珍著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曼德拉传》（张世国、张洪英著东方出版中心1998）、《杰斐逊传》、《金大中自传》（金大中著外文出版社1998）等。这些传记让我认识到，在同样的一个星球上，还有另外一种高尚而纯洁的生存方式。这些伟大的人物，为了民主与和平，终身奋斗不息。我在他们的生命中寻找到了力量、信心和勇气。 　　另一类普通人"我手写我心"的传记，同样深深地吸引着我。"文革"中的先知、先觉和先驱遇罗克，以生命殉真理。二十多年以后，其人其事已经逐渐不为后人所知。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以一本《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写尽了一个平凡人家在"文革"中的灾难与抗争，写尽了惊涛骇浪中少数中国人坚挺的脊梁与不屈的灵魂。陕西铜川煤矿普通女工罗瑶华写的《步痕》（陕西旅游出版社1999），凸现了大西北黄土高原群山险沟深处，一个坚强的女性同邪恶的权力、牢固的传统所作的惊心动魄的斗争。类似的作品还有俞明达的《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刘邦立的《我是四不像》、杨瑞的《吃蜘蛛的人》（南方日报出版社1999）等。过去的生活就好像一场被迫吃蜘蛛的噩梦，然而，正如杨瑞所说：我吃的蜘蛛使我明目醒脑，对大大小小的谎言不为所惑。 　　我对书籍的选择有两个标准，一是真实，二是智慧。两者兼备的，当然就是第一流的好书。阅读这些好书，既体验心灵的真实，也能找到思想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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