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下）
	——大陆当代小说文本中文化观念的变迁 　　作者：刘再复 　　刚才讲的是从英雄王国到侏儒王国的转变，现在再讲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唯物文化"到"尤物文化"的转变。"唯物文化"是历史唯物主义当中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主宰我们一九七六以前的文学。历史唯物主义当中有一些观点是不错的，比如说我和李泽厚在《告别革命》里面谈到，历史唯物主义里面象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谈话，谈的很好。他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发现是，人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有思想，才有文化，才有意识形态。所以我们讲吃饭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东西后来被毛泽东描述成了另外一种观点，即所谓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他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以这个为核心的。当时我们整个当代文学的创作全部是阶级斗争的框架，全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框架，那么怎么从这个框架中跳出来呢？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作家真是厉害，你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偏说不是，我说"性"才是第一动力。他们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历史，从原始生命的视角来看历史，来解释历史。第一个重新定义历史的是莫言，从《红高粱》到《丰乳肥臀》都是这样。他的基本看法是这样，我们整个中国作为一个种，作为人类的一个种，快要毁灭了，快要被埋葬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命快被教条被伪理性所窒息了。怎么自我拯救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原始的生命重新爆炸，要进行一次对生命野性的重新呼唤。所以他的小说象《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以及象《丰乳肥臀》都是一种性的象征。莫言以个性的历史叙述打破了官方的历史叙述和平庸的教科书式的历史叙述。英雄时代里的文学，女性往往只有一些贞女，一些修女，一些妖女。《霓虹灯下的哨兵》中腐蚀排长的是妖女，象《林海雪原》里的白茹，《创业史》里的改霞，则是贞女。可是现在这些作家偏偏写尤物，我们翻开词典查一查就知道，尤物是指特别漂亮的特异的女子，是那些可以使男子倾倒的女子，甚至可以让皇帝倾倒的女子，象西施。我们原来写历史是国共两党的斗争是，好像那个才是正史，而新作家则以野史取代正史。尤物起很大的作用，完全改变历史的变化进程。象李锐的《无风之树》很有意思，他写一个村子，整个村子叫做"矮人坪"，从公社的主任到村子中的所有人，都和阮玉这个女子有联系，阮玉很贫穷。她的父母亲带着她和弟弟来到这个村庄，她弟弟由于太饥饿，吃东西的时候撑死了。由于这个村庄太贫穷，而没有女子，他们就用一条小毛驴一点粮买下了这个女子，她就成为了生产队长曹天柱的妻子，但是曹天柱对她说，那条驴和那些米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队里面的，所以你是属于队里的，你是队里公共的妻子。小说写当时正好是清查阶级队伍，这个村子这么穷哪里有什么阶级的差异，一概是赤贫阶级，但是为了要搞好阶级斗争，他们就动员一个很善良的人当富农，这个是恰恰是阮玉最爱的一个人。小说通过这些描写，把整个人为的阶级斗争的荒谬全部给解构掉了，写的非常有诗意。瑞典斯德哥尔摩的马锐然教授，他是诺贝尔评选委员会当中唯一懂汉语的委员，他一谈到李锐就很高兴，给我写得每一封信都要谈到李锐，我问他这个《无风之树》怎么样，他说太有诗意了。翻译成英文可能很懂，它是中国的文体。这部小说就是用性把历史给解构了，所以我说是一种唯物文化到尤物文化的转变，这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观念是多么大的变迁。 　　最后我再谈一点，即"激情的消失"，就是从"悲感文化"到"颓感文化"的转变。这也是很大的变化。在史诗的时代，我们的激情是"大激情"，这种"大激情"带有一种悲剧感，史诗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悲剧的时代。在本世纪里，我们的文学充满悲剧感，从近代的感时忧国，到后来的阶级义愤，直到八十年代仍然有很大的激情。可是到了九十年代却出现了颓感的文学，激情没有了。在三四十年代，张爱玲等也写过颓感的文学，而且写得很成功，如《倾城之恋》。这种颓废，是一种内心的时间观念，它区别于外部的时间观，外部的时间观念是一种直线的时间观念，这种直线的时间观念是进步的观念，社会不断的往前进步的观念。颓废内心的时间观念则是对进步的质疑，叩问和批判。我前天谈到，作家的眼睛有第二视力，我们普通人眼睛只看到现实，只有一只眼睛，现实是怎么样，我就把它反映出来，这是第一只眼睛。一个优秀的作家一定要有第二只眼睛，甚至第三只眼睛。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坐过牢，监牢是监牢，他说这是他的第一只眼睛看到的东西，而用第二只眼睛，他则看到监牢之外是更大的监牢，社会是更大的监牢，更加没有自由。那么张爱玲为什么会产生颓废感呢？大家都认为现实当中有爱情，她认为没有，她认为要到地老天荒时候，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才有可能有爱情，在《倾城之恋》当中，是当炸弹炸下来了，他们两个(小说中的主人公)才拥抱在一起，在这个之前，她对历史是悲观的，对人生是悲观的，对爱情她也是悲观的。她看到了现代文明过程中精神的荒凉，这是从作家内心的眼睛来看世界，她看到一种无奈感，一种苍凉感。张爱玲是一个贵族，她的氛围是一种贵族的氛围，所以她的小说就自外于"左翼"的文学，没有陷入"左翼"文学的潮流。我们现在的新的颓废文学就没有贵族气，有的是土气，但我们不妨也用颓废来给它进行概述。我不能简单的把颓废说成是堕落，我把颓废也看成是一种审美范畴，这种审美范畴就是一种内在的时间观，是对人生，人世的一种苍凉感，一种无奈感，是质疑和扣问，是对生活的绝望。 　　现在我讲一部小说，就是贾平凹的《废都》。有关这部小说的争论很大，这个争论到现在还很激烈。我原来谈到这部小说，开始说一说它的好处，后面说一说它的缺点，有的人急的不得了，一开始讲几句好话，就被驳回来了，说："这是堕落，怎么是颓废呢！"。《废都》在大陆的发行量已经有一千万册了，但是很多都是地摊上的。《废都》恢复了我们中国小说闲书传统，我们的小说本来是闲书是茶余饭后讲一讲故事，后来梁起超以后，把小说的地位抬得非常高，说没有新小说，就没有新社会，就没有新国家，整个小说变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后来小说的命运很不好，到了毛泽东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小说完全成为了政治的工具，小说的意识形态化从茅盾那时候就开始了，文学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形像转达，意识形态成为创作的出发点和故事框架。贾平凹的《废都》在使小说恢复了闲书的功能，把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剃除乾净了，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阴影。《废都》中写"性"写得很有特点。在西方，劳伦斯写"性"很难有人能够超过，但是贾平凹写的"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性"。他写出了一个没有私人生活空间的性生活，两个人要做爱没有地方。你看主角庄之碟好几次要和女友约会，他们两个人就象打游击一样。这种颓废感，有土气，没有贵族气。更重要的是他写出了一个人物，我说是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最后一个形像，就是庄之碟这个形像。我们的知识分子有各种各样的形像，不用说象许云峰，江姐这样的形像，也不用说象《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这种改造自己，追随时代潮流的形像。我们解放后，包括在八十年代年代写知识分子的形像，比如是受迫害的形像等，都还是有知识分子的精神，知识分子的苦闷。到了庄之碟就不一样了，庄之碟是只有欲望，但是没有精神，没有任何精神的目标，完全是颓废的知识分子的形像。能够写出这样的人物，也是一个贡献。庄之碟这种颓废，是整个心灵感到非常的疲倦，虽然有那么多女人爱他，他仍然只是感到疲倦，一种无奈感，一种绝望感。贾平凹曾说，地球是宇宙的废都，中国是地球的废都，西安是中国的废都，废都其中有四大闲人，其中一个最闲的就是这个庄之碟，我就讲这个闲人的故事。所以我说他恢复了小说闲书的传统，表现闲人的颓废感。 　　我是从这三个方面感受到，我们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取向，文化取向有很大的变动，这个变动从小说文本中表现了出来。这实际上是一场解构的革命。我所谈到的《告别革命》，主要指的是告别暴力革命，不是指这个解构的革命。解构的革命是一种大变动，对于原有的文化观念，小说家们用他们特有的形式把它解构掉了，但是解构以后却缺少建构，这就让人们感到一种迷失。比如说王朔，他最后就是一种价值的迷失。《红楼梦》也是解构，但是它的情是那么美，其中写女子写的很美，所以在《红楼梦》里面女子是审美的象征，和男子不一样，男子是力量的象征。我们现在的一些小说往往以亵渎来代替审美，缺少人性的光辉。 　　时间也差不多了，我就讲到这里吧。 　　HOST：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给我们的启迪，特别是思路的启迪，这个真是让我们受惠无穷。我们还有几分钟时间，我们可以提几个问题。 　　问：我是代表我的朋友陈瑞琳(音)，她不能来，她委托我来问这个问题。就是关于怎样看待当前的海外文化和文学，它在整个当代的价值，或者你觉得它的方向应该怎么走，这是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刘：海外文学有好几个历史层面，而且对海外文学的定义也很困难。比如说从林语堂到现在，我们把中国的海外文学分成几个层面。从台湾开始的第一批流亡文学，到八九年以后大陆出来的第二批流亡，所谓二渡漂流文学，但其精神内涵就很不相同。另一个是用外语写作的海外文学和用汉语写作的海外文学，也很不一样的。光就英语写作的海外文学，我们又可以加以比较。比如从俄国流亡到海外来的纳博科夫(音)写的《罗丽塔》，还有其他的人，他们都是离开母亲的语言用英语写作，他们都写的非常精彩，层次非常高。《罗丽塔》被《纽约时报》列为一佰部最好的英文小说中的第二位，很不简单。但是我们中国人写的英文小说，比如象《虹》(音)等，和他们相比起来还差了一些。这些东西讲起来很复杂，也是很有意思的题目，只是时间太短了。 　　问：我有一个问题和小说没有关系。我知道您除了文学评论以外，您自己也写散文。您能不能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状况讲几句。另外，从散文创作的角度，我们如何继承和借鉴中国古典散文，就是说，您认为中国散文的方向应该是什么？ 　　刘：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散文和别的文类不一样，别的文类有时可以掩盖作者的人格。比如说小说，就不一定文如其人，包括诗歌也有可能是这样的。散文在这一点上就特别难。所以说，散文除了语言问题，还有一个精神内涵问题，人格水平的问题。散文一般来说要有一个人格的自我塑造。散文的水平要提高，一定要提高精神境界，把自我充份开放，把视野充份打开，这样我们的散文才能有一个大的提高。为什么巴金的《真话集》只能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应该说《真话集》这样的散文代表了我们当代作家最高的道义水平，但是并不是最高的语言水平。我们应该有新的散文能够超越这个《真话集》，一方面道义水平上不能比它低，人格水平上不能比它低，同时要更有文采。散文应讲究内在的情韵，古典散文的内在情韵值得我们学习。现在的散文，象国内余秋雨的散文在国内很畅销，当然余秋雨的散文很有文采，但是他的缺点是自我比较封闭，如果他自我更开放，成就会更高。 　　如果和台湾的散文作个比较，有时候会更加清楚。台湾的散文和诗歌，技巧很成熟，在写作情感上的细腻来说，台湾的文学更加细腻。我那天演讲谈到，好的文学作品，一定要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恢宏的气魄，恢宏的视野，这是宏观的，还有另外一个微观的，就是性情的细腻，性情的精彩。两者兼备是最好的，如果不能兼备，至少要有一个强，我认为大陆前者较强，台湾则是后者强。大陆因为经过那么多苦难的日子，有大爱大恨，不仅有心验，而且有体验。散文要有"悟"，这是心验，可是心验不能代替体验，大陆作家有个好处，就是有过苦难的体验。比如说牛棚，对我来说胜过十所大学，虽然我没有坐过牛棚，但是我挨过饿。这样的体验是刻骨铭心得体验，大陆有这样的东西，所以它往往恢宏的气魄，象莫言这样的大爱大恨。那么台湾不论小说还是散文，它主要是写性情，带有更多南方文化的特点，更加细腻。两者互相补充就会更好，王国维曾经说，我们中国的大作家要把南方的文化和北方的文化结合起来。我说，把苏童和莫言结合起来。为什么屈原的《离骚》会有这么高的成就，就是南方文化吸收北方的那种气魄。过去我们主要谈南北文化，我们只知道中国是泱泱大国，不知道地球还有东半球和西半球，现在我们知道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如果我们能够把两个文化的气脉连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创造出好的文学。我出国以后，非常高兴，坐在草地上，觉得两种文化的气脉在我身上搏动，舒畅流通。我想把两种文化的优点都吸收了，美国的天真，开朗，热情，不记仇的大峡谷的精神，和我们东方的人际的温馨都吸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内心不断丰富，不断的扩大。我尽量这样去作，但是我可能略输文采。 　　问：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这几年的动态。 　　刘：我现在到了美国，我说我既爱中国，也爱美国。美国对别人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意味着自由的表达，意味着一张平静的书桌，意味它是一本大书。我在这张平静的书桌上阅读这本大书。一方面我在搞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我在写散文，主要是《漂流琐记》系列，我刚完成第六卷。第五卷刚刚出版是《漫步高原》，第六卷是我和大女儿的父女两地书是《共悟人间》。情况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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