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上)
	——大陆当代小说文本中文化观念的变迁 　 刘再复在莱斯大学的演讲：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 　　HOST：诸位好，今天莱斯大学东亚系和中美文化游廊项目有幸请到刘再复教授，为我们来作一个演讲。演讲是关于，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大陆当代小说文本中文化观念的变迁。我们先请刘教授作大约四十分钟的演讲，然后欢迎大家提问，作一个圆桌交谈。好，现在我们请刘教授开始。 　　 刘再复：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大陆当代小说文本中文化观念的变迁"。 　　首先把题目解释一下，"从史诗时代到散文时代"这个命题是黑格尔(Hegel)提出来的，是黑格尔在《美学》里面一个很著名的命题。就是说，社会的基本性质从古典转入现代，是从诗歌的时代(即史诗时代)进入到散文的时代。这里所说的诗歌和散文都是比喻性的，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散文中间也有诗，但是它主要是把握住了诗歌和散文基本不同的特点。诗歌有几个重要的符号--重要的特徵，也可以说是诗歌的几个象征意蕴。这些符号，一个是英雄，一个是理想，还有一个就是激情。那么我就从这三点开始讲。我和李泽厚先生在一九九五年共同出版了《告别革命》，在这本书里面，我们曾经用这个观念来把握中国文化的变化。中国现在正在进入现代社会，我们中国的情况和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美国是现代社会已经得到了充份的发展，所以它要走出现代社会，进入后现代。工具理性和由工具理性派生出来的各种制度都已经充份发展甚至饱和了。所以，它要对现代社会进行理性的批判，要走出现代社会。中国不一样，中国刚刚开始进入现代社会。也就是正好要从一个诗歌的时代进入一个散文的时代。我这次讲的副题目是"大陆当代小说文本中文化观念的变迁"，在我们中国现代文学里面这个"当代"的概念，已经分得很清楚了。"Modern Culture"或"Modern Literature"和"Contemporary Literature"是完全不同的。我今天讲的是Contemporary Literature"，即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以一九四九年为时间的起点，中间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时间点，一个是一九七六年，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正好是四分之一个世纪。我所要讲的是前四分之一世纪和后四分之一世纪的比较。后面的四分之一世纪又有一个重要的时间点，就是一九八九年。我更侧重于讲一九八九以后，即九十年代的小说状况。我们可以从九十年代这最后这十年在小说文本里面所表现出来的状况，来看中国社会文化取向，文化观念的变迁。这些年来我主要还是在研究现代文学史，还作一些文学评论，其中涉及到思想史。近几年来，我也看了一些当代文学的作品。由于莱斯大学的项目是关于当代文学的，所以我就讲当代。 　　首先讲一讲中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中国目前所处的历史位置。这个历史位置是什么呢？如我上面讲到的，中国正在进入现代社会。但是，要更加具体地描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并不容易。我想用一个概念进行概述比较清楚。一九四九年，中国完成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叫作"国有化"革命，这场革命非常悲壮，经过本世纪上半叶非常残酷的几场战争，最后才完成。国有化革命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剥夺剥夺者"。所谓剥夺者，就是地主，资本家。"剥夺剥夺者"就是要完成经济制度上的一种根本转变。李大钊和胡适曾经进行过一场辩论，辩论到底是"主义"重要还是"问题"重要，最后大家认同了李大钊的观念，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不能够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解决。根本解决就是要使社会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根本变化就是把公有制变成私有制，为了这场制度的变化我们经过了几场严峻的流血的战争，建立了一个革命的王国，这是非常悲壮的，所以带有史诗性，英雄性。但是没有想到，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后，整个倒过来了，变成了一种"化国有"革命。要把国有的东西化成私有或集体所有。前一场革命虽然残酷，但是比较简单，使用的是暴力的批判。而"化国有"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把全民所有制，国有制转化为私有制是非常艰难的。社会在这个时候又经历了一次新的大转型，所以我们谈中国的当代文化，特别是当下的文化，如果忽视这个历史背景就讲不清楚。因为我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文化的特点是跟整个社会的变动密切相关的。四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了一次公开演讲，题目是《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维度》，当时我谈到，中国的现代文学如果从审美的内涵来说只有一个维度，就是国家，社会，历史这个维度，可以说是单维文学，缺少另外三个大的维度，一个是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叩问的维度；二十世纪的文学，在西方，这一点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从卡夫卡开始，后来一直到萨特，卡谬，还有艾略特等，他们的文学都是对人存在意义的叩问。宣布上帝死了以后，人们失去精神家园，那么人的存在意义在那里？我们中国太贫穷，社会问题太多，这就迫使中国的作家不得不用很多精力来考虑国家的兴亡，社会合理性问题，没有办法来叩问自身存在的意义。另外一个就是缺少超验的维度，就是叩问神的维度，所以我们的作品缺少超验的语言。第三是缺少一个自然的维度，这个自然的维度又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外自然"的叩问，一个是对"内自然"的叩问，"内自然"是指人性，"外自然"是指大自然。在美国的文学中，对"外自然"表现的非常好，象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福克纳的《熊》，维尔梅尔的《白鲸》，我们就缺乏这样的东西。我们在"内自然"方面就更差，西方二十世纪的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弗罗伊德的潜意识学说，对于人性的认识很深刻。 　　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是单维的文学，这样的单维的文学，感知忧国，和现实社会的关系格外密切。这样的一种惯性一直维持到了当代文学，所以时代的变动在小说的文本中充份地表现了出来。在八十年代我们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表现出一些变动，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变动在人文科学上表现了出来。比如象李择厚先生谈康德的主体性，我跟着就把这个哲学的主体性引入文学理论中来。所谓主体就是人，我们要实现重新张扬主体性，要实现主体性的解放。在九十年代，人文科学没有什么变动，但是在小说上变动非常大。也许领导人没有时间看小说(笑)，所以只抓住我们的《告别革命》，没有抓住小说。现在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谈谈小说中文化取向的变动。 　　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变迁是"英雄"的瓦解，即从"英雄的王国"走向了"侏儒的王国"。一九七六年以前的文学，也就是在前二十五年的文学，整个的来说是"英雄的王国"。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读者覆盖面最大的一批小说，从《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一直到《艳阳天》，《金光大道》和《李自成》，全都是英雄的王国，英雄的传奇。这个英雄的王国发展到最后的极端，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和文化大革命当中以浩然为代表的小说，已经发展到了"高大全"，发展到了极至。发展到了极至最后就是神化和面具化，一个是把英雄写得象神一样，完全没有缺点；没有私生活。样板戏里面的女英雄是不能够有丈夫的，像人们问到阿庆嫂她丈夫到哪里去了，她就交代了一句他跑单帮去了。因为革命是一种公共性格，而情爱和家庭是种私人性格，私人性格和公共性格是紧张和不可调和的。在这些小说中总是一种模式，一定是"有始无终"，比如说在《艳阳天》当中，看起来好像焦淑红和萧长春要结婚了，最后人们问事情怎么样了，是不是要把房子弄新一点，结果他也没有回答，却说"割麦子去吧。"(笑)，只能如此，必须把他们神化，掏干了所有人性最基本的东西。"高大全"另外还带来一个问题就是"面具化"，所有的英雄都带假面具，开始他还有真实的东西，到了《金光大道》就带假面具了，让人们感到很虚假。所以，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这是主要的东西，这个特点非常清楚。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开始，就有了一些过渡的东西，虽然八十年代还保留着一点激情，但是已经走向另外的一个极端了，已经开始走向"侏儒的王国"了。到了九十年代，这个就非常清楚了，用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从"武松的王国"已经走向了"武大郎的王国"了，不过武大郎还是很善良的，我们最好是不要用武大郎，用"杨志的王国"和"牛二的王国"，牛二就是一个泼皮了。这个现象在王朔的小说中就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在八十年代，韩少功就写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侏儒，名叫丙崽。作家的关注点投射到侏儒上来了。丙崽很有意思。阿Q是一个典型，丙崽也是一个典型。我写过一篇《论丙崽》，丙崽头脑特别简单，是一个长不大的小老头，身体长不大，智力也长不大，思维只在两极上摆动。要么是"爸爸爸"，要么是"X妈妈"。这很像当代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要么是红五类，要么是黑五类，丙崽这样的人物有很高的象征意义，这已经进入"侏儒王国"了。那么到了九十年代就更加明显了，这样的"侏儒"呢，就有两大类了，一种是积极性的侏儒，一种是消极性的侏儒。消极性的侏儒大家都比较熟悉，它以王朔为代表。王朔的成名作是《顽主》。积极性的侏儒是"暴发户"，消极性的侏儒是"破落户"，理想"破灭"，人生失去了生命的支撑点，精神也变得矮小。《顽主》中的主角开了一个公司，叫做"三替公司"(三T公司)，这个公司专门替人解闷，替人解忧，替人解难，所以叫做"三替"。小说中一开始就写了一个女人，她的丈夫很忙，在外作生意，这个女人就很闷，她丈夫便请这个"三替公司"帮他的妻子解闷。公司就派了一个人去给她解闷，逗她快乐，这实际上是帮闲。"三替公司"的人最擅长的就是"侃"(笑)，他们以"侃"为生，以"侃"为中心，彻夜聊天，聊到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打牌，或寻找其他方式玩，生活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纯粹是垮掉的一代，是一批精神的矮子，完全没有一点英雄的影子了。王朔是九十年代读者覆盖面最大的作家，他进行了一种价值的解构，就是撕毁一切价值。在我们原来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里面，有很多虚假的东西。在王朔的作品中，这些都一概被撕毁掉了，人们可以来享受撕碎的笑声。这种撕毁，很受欢迎，当时连王蒙也支持他，说是"回避崇高"，过去那种伪崇高的东西被撕掉了。当他写得越来越多的时候，问题也就出现了。价值和伪价值常常是联在一起的，他在撕毁伪价值的同时把真价值也一并撕毁了，这样整个价值的王国就崩塌了。王朔腔开始是很独特的，可是最后王朔腔让人们感到是一种流氓腔了，一种犬儒主义的流氓腔。我们知道犬儒主义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流派，它没有任何信念，没有任何信仰，是随机应变的。王朔有一句话很能代表他的思想，他说："我是流氓我怕谁？"，就是无所畏惧，无所信，无所畏。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们说彻底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样的东西最后导致不怕任何报应，不怕任何良心的谴责，最后就走向流氓主义。文学很怕形成这种腔调，一种文学不断的重复，就会形成一种腔调，就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所写的文章全是红卫兵腔。文章一定要很自然很真实，一旦形成一种腔调就不行了。王朔的流氓腔正在形成一种耍贫嘴的犬儒主义。我不是说这全是王朔的罪过，这是因为过去那种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无所信，无所畏，整个信仰崩溃以后，导致所有的规则，原则，信念和信仰都没有的结果。也就是说，流氓主义乃是专制主义文化的一种效应。所以现在当代的中国知识份子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对流氓文化的批判。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专制主义的文化堡垒，还有一个更加麻烦的流氓文化的堡垒。这个堡垒使良知系统崩溃，使社会丧失良知的原则，心灵的原则。知识结构的缺陷我们可以在十几年间得到补偿，但是良知系统的崩溃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补上，很困难。 　　还有一种积极性的侏儒，他是进取的，是创业的，消极性的侏儒看不到希望，不知道生活的目标在哪里，积极性的侏儒是暴发户式的。反映这个的最典型的作品是莫言的《酒国》，最近刚刚翻译出来，是一部写得非常精彩的小说。在小说中，酒国不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城市的名字，这个城市的特点是大家都非常喜欢喝酒，从市长，部长到平民各个都喜欢喝酒，里面有许多酒仙，酒鬼，酒妖等等。其中有一个主角叫做余一尺，就是说此人身高比一尺稍微高一点，57厘米，是一个侏儒，但是这个人非常聪明，他曾经作过大酒店的一个小夥计，本来酒店的老板很喜欢他，觉得这个人很伶俐。可是奇怪的是，这个酒店里的酒老是丢失，有时地窖中的几十缸的酒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个老板感到很奇怪。有一天晚上，他就去查一个究竟，结果发现原来就是那个小夥计，一缸一缸的拿起来喝掉。他就把这个小夥计狠狠揍了一顿，把他打得死去活来，最后从小夥计的肚子里跳出一只酒蛾，原来所有的酒都被这只酒娥吸进去了。我刚才说道，中国的现代文学里面缺乏超验之维，可是在这篇小说里有。酒娥就是一种超验的东西，但是它和现实结合的非常有意思。这个余一尺被老板开除以后，他把自己的旧房子装修了一下，他敏感到新的时代来了，要抓住这个时机，于是就把旧房子一修，建了一个"一尺酒店"。他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自己是侏儒，也想办法去聘请侏儒，结果请来了两个高干子弟，也是侏儒，两个袖珍小姐。这一举动轰动全城，酒店很快就兴旺起来了，而且赚了很多钱，纳了很多税给这个酒国市，他成为了一级劳动模范，成为了酒国的灵魂。莫言在小说中写道："余一尺体现我们当代的时代精神。"。这个人为什么会发财呢？他发明了一种最好的餐，叫"婴儿餐"。按照国家的规定，一对夫妇只能够生一胎。他就让市里面的领导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再生一胎，然后立即送到酒店，酒店把这些婴儿蒸得非常好吃，人们都很喜欢吃。整个故事就是这样，余一尺是一个很积极的侏儒，不象王朔的人物那么消极，他非常进取，但是这种进取是不择手段的，只要他能赚到钱，就不顾一切。原始积累，不惜使用残忍的手段。这是进攻性的流氓主义，有强烈的欲望，但没有任何精神境界，也没有任何精神目标。这很能够反映我们当代文化里面的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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