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学的观点反思"五四"
	作者：黎鸣 　　近半个世纪以来，每到一年中的五月四日，中国的上上下下都会有相应的纪念活动。这几乎成了一种定规，而且每年的五月四日还被确定命名为青年节。可见，"五四"在中国人心中的历史份量。但是，"五四"究竟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呢？人们究竟纪念它什么呢？从正面讲，无非是民族主义的爱国精神，或理性主义的科学、民主精神，至于为什么"五四"运动在历史上显示了这些精神，多数人其实早已不甚了了；而谈到"五四"运动是否还有负面的教训，人们就更是很少问津了。趁今年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之际，我想就此谈一点可能是非常不同的看法。仅一家之言，供学术界的人们以及广大的读者参考和批评。 　　"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它的重要性，这又是因为，这种理解的方式，实际上紧密地关联着中华民族今后未来的路。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代青年学生们都被告之，"五四"运动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滥觞或萌芽，海峡两岸的人们几乎都是如此认为。所以大陆赞美"五四"，台湾贬低"五四"；而在大陆，则是过去颂扬"五四"，近期却开始批判"五四"。 　　正是因此，海内外的专业的历史学者、文化学者们，在论及"五四"的历史意义问题之时，也往往意见分歧，各擅一端，虽不怀疑人们治学的公允，毕竟各各背景不同、视角不同，所以即使都能言之成理，也总不免要受时代、地域、信息隔离的局限。如今海内外已能充分沟通，"主义"的隔阂也远不象过去那么僵死，所以窃以为，还"五四"运动以一个更公允的历史评价，该是时候了。 　　视"五四"为中国共产主义的监觞或萌芽之论，其实是事后诸葛亮的取巧的说法。就好象一个女人在送子娘娘庙里许过愿之后生了儿子，人们就说，这是因为娘娘显灵所以才生了儿子一样，同都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毕竟从1919年到1949年中间隔了三十年。"五四"运动的发生并不能保证中国就一定走苏俄的共产主义道路。如果说中国的这段历史中真有某种必然性的话，与其说这种必然性只体现于"五四"运动的渊源，还不如说更体现于中国人的某种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之中。实际上，即使"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它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本身，也还只是这种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一时的产物。今天，我正是要从这种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的角度，也即我所谓的人学的观点来剖析"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中国人的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会是什么呢？它与我所谓的人学观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通观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特别是社会发展史，在非常多的场合，权力始终是最核心的东西，既是最核心的观念，也是最核心的有形的物质性的力量。权力的发生、维持和崩溃几乎就是社会的发生、维持和崩溃。这是第一种基本的判断。 　　此外，通观人类几千年的世界史，真正在历史中长期存在过的权力形式，最漫长且最稳定的是中国的皇帝一官僚的绝对的极权的形式，其次是欧洲中世纪罗马天主教教会的神权的绝对的极权的形式，再其次则是希腊一罗马共和国和帝国的含有平民或贵族议会的相对的权力形式。这是第二种基本的判断。 　　再次，同样通观人类的历史，一种权力形式的长期的稳定存在，只有在与一种基本的人类的道德形式构成密切的结合之后才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只有通过道德，人们对权力的服膺才可能是心甘情愿的，或者说，只有赋予掌握权力者以某种道德的力量，才可能使之具备某种所谓奇里斯玛的人格魅力，而这种人格魅力正可以使之掌握的权力也获得某种相对长期的稳定性，也即不受到其他人的挑战的可能性。这是第三种基本的判断。 　　还有第四种基本的判断：依然通观人类的历史，真正可以认为是人类的道德精神的模式不外为三种，它们即：中国人的宗亲道德，其核心观念和行为范式来自中国先秦时代儒家的孝悌忠恕的仁爱思想以及汉代以后的三纲五常等；希伯来人的宗教道德，其核心观念和行为范式来自圣经的对唯一神的崇拜信仰的思想以及教会神权高于世俗权力的观念等；希腊、罗马人的功利性道德，其核心观念和行为范式来自希腊古典哲学，在罗马共和国之后，特别来自伊壁鸠鲁的哲学和斯多葛的哲学。前面两种道德均为绝对道德，也即不必经过人们的理性判断的道德，第三种道德是相对道德，因为它是在经过人们的哲学理性的判断之后才逐渐形成风俗的道德。 　　通过上面的介绍，读者可不言而喻：为什么中国的皇帝一官僚的极权形式坚持的时间最长，达两千年以上？这是因为，它与一种绝对的道德精神形成了极顽固的结合。又为什么欧洲中世纪的天主教教会的神权的极权形式也同样坚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达一千年以上？这是因为，它也与一种绝对的道德形式形成了坚固的结合。而又为什么希腊一罗马的存在议会的权力形式则相对而言要短得多，只是断断续续地维持了远不到一千年？这却是因为，它只是与一种相对的道德形式形成了并不很牢固的结合。 　　以上的讨论，既是一种理论背景，也是一种对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的描述。例如在中国，皇帝一官僚的绝对的极权的形式与绝对的宗亲道德形成了长达两千多年的结合过程，这个过程在一切中国人的心灵中形成了共同的历史的行为的惯性的基础或根源。实际上也即构成了中国人群体的潜意识。 　　当然，必须指出，上面虽说宗亲道德、宗教道德是绝对的，而功利（理性）道德是相对的，但这并不等于说绝对的道德是错误的（或只有相对的道德才是正确的）。笔者反倒认为，中国人的宗亲道德中的仁爱精神、希伯来人的宗教道德中的信仰精神与希腊人的理性道德中的哲学求知精神，恰恰共同构成了人类的不可或缺的三种基本的元精神。正是这三种元精神的某种缺失才造成了人类及其社会、文化、历史发展中的困厄之境。关于这一点，显然已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所以暂不予以深论。 　　在有了上述基本理论观点的阐明之后，我们现在即可以用来回观"五四"运动的历史现象并分析其意义。 　　"五四"运动发生于1919年。在其前重大的历史事件有：1895年以中国失败告终的中日甲午战争；1898年失败的戊戌百日维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直捣中国京城的惨剧；1911年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却迎来了窃国大盗袁世凯；1912年成立国民党；1916年袁世凯称帝并死亡；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作为协约国成员属于战胜方；1919年巴黎和会上列强无视中国作为战胜国一员的尊员，竟然把战败国德国在华的权益转让于另一个战胜国日本，而中国的军阀政府--段祺瑞的安福系也竟然出于一派之私，与日本勾结，签下了可耻的丧权辱国的协约，从而激起了中国京城青年学生的愤怒抗议。 　　在"五四"运动之后，重大的历史事件有：1921年共产党成立；1924年国共两党联合；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1927年蒋介石政变除共，共产党军事起议；1931年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1931-1935年国民党五次剿共；1936年西安事变；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1945年日本投降；1946-1949年国共全面内战；1949年共产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运动；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1978年文化大革命；1978-改革开放。 　　纵观上述"五四"前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无不是以权力为核心所发生的事件。只有"五四"运动才是较多地带来了人类文化信息的历史事件，而这些文化的信息中，一部分是正面的，如关于科学、民主的消息，另一部分则是负面的，如把中国传统的道德精神全然贬为有害的东西，且要完全彻底地加以打翻。中国文人在极权体制变得松弛的短暂的环境中，一下子忘乎所以而特别显得浪漫起来。欢呼来自西方的新精神--科学、民主、自由自应是一种合乎理性的心态，但对中国传统仁爱道德精神的肆意的贬斥，则不能说不是一种显然盲目的浪漫。在康有为之后的各家各派的严厉的批判中，人们全都忘记了对中国几千年来极权专制体制本身的关注，毫不怀疑自身理性的不足，却拼命诅咒起支撑了民族几千年的道德精神的价值来。近半个世纪以来，从军阀割据到蒋介石、毛泽东，全都在不期而然地回归传统的极权体制。文人们除了骂礼教、骂主义、骂个人之外，自身却依旧乐于参与旧体制之中，甚至毫无自觉地自己也变成了极权体制的代言人、作甬者。这种历史的悲剧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难道不值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深思吗？ 　　"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其所得是什么，有没有所失呢，失在何处？ 　　前面曾指出，中国人的群体潜意识的历史惯性的基础或根源来自二者的长期顽固的结合，它们即：皇帝一官僚的绝对的极权政治体制和个人的孝悌忠恕、仁爱的道德精神，其历史淀积的形式即自汉代以来的三纲五常的等级的人伦关系。这种等级的人伦关系的群体潜意识使中国人在认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简直丧失了起码的理性能力，尤其中国的文人，其之所以成为文人也只是因为他们具有根深蒂固的被视为天理而不必加以理性批判的等级的人伦知识，而毫无关于自然和自身心理的常识。不象欧洲希腊一罗马时代的哲人具有思辨的自然哲学知识，也不象欧洲中世纪时代的教土，同样具有深厚的自然常识，以及还特别具有一定深度的关于人类自身的涉及信仰的心理知识。最不同的是，中国文人在科举制度下成了一个个日思梦想的官迷。文人不做官，就等于丧了魂失了魄。孔子早就言："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一个中国文人当不了官，且没有一个主子皇上，那就没法活了。总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活着即围着官转，文人做梦都想当官，老百姓见了官象老鼠见了猫，象兔子见了狗。这种典型的官场化人格即是中国人的群体潜意识，且尤其是中国文人的群体潜意识。中国文人即是带着这种群体潜意识遇上了1919年的"五四"历史事件的。 　　1919年5月4日的具体历史事件，只是一次爱国学生的集会、抗议、游行活动，是对巴黎和会中列强侮篾中华民族的尊严的行为的反抗，也是对军阀政府卖国妥协的抗议示威。集会的学生们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游行，并火烧赵家楼曹汝霖住宅、痛击国贼章宗祥。警察赴现场镇压，逮捕学生。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序幕。接着的是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各界通电响应。最终迫使军阀政府撤销曹、陆、章的职务，在巴黎，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终于取得胜利。 　　上面所述只是狭义的"五四"运动，广义的"五四"运动指的是一场历史上空前的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出于人们不同的理解，人们或视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胡适），或视之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微拉、斯瓦兹），或视之为全盘西化的激进主义的思想运动（林毓生），或视之为中国共产主义导向的萌芽（毛泽东），或视之为中国文人的浪漫主义运动（梁实秋、李欧梵），或视之为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再现，等等。 　　这些提法都各各言之成理，但也均都只是关注一点，不及其余。虽都有所贡献，然而，真要看清"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它对于中国历史后来的走向的实际影响，却也均都有所不足。问题在于，他们的视角所由出发的理论，或者是西方历史，或者是西方哲学，或者索性是中国传统。事实证明，这些理论均难以解释和洞察人类未来的命运。诚如作者一直在叫唤的：哲学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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