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在历史脉络之中
	作者：程光炜 　　今年春天晚些时候，一场围绕90年代新诗的争论自南而北地展开。它的焦点是，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立场的关系，新诗发展与外国诗歌的影响，对待的综合性要求与诗之日常经验观，等等。有些问题在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中曾反复出现过，个别层面甚至一直是影响新诗的思想与艺术个性走向自觉和成熟的障碍；有些问题则与９０年代复杂的文化现实关联极深，不在诗学的讨论范围之内。例如，用商业谋略侵犯文学艺术，用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打击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等现象。 　　持"民间立场"的论者认为，知识分子写作的要害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从文学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可以一直追溯到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思想资源。 　　在３０年代前期，它是左翼文学试图取消其他文学存在权利的主要口号之一。４０0年代又发生了"主观论"和"文学发展道路"的争论，其中，怎样解释"人民性"是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部分。然而尽管如此，它们没有完全离开知识分子思想活动的范围，更没有远离五四时期所追求的历史目标。我想，１９４５年５月闻一多在纪念五四运动２６周年时的发言所以能得到当时大多数知识者的赞同，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原因也在于此。他说："国家究竟是什么；今天不又有人说'人民的世纪'吗／……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但他又说，假如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民性"便失去了它的意义："叫人民献出一切，缩紧腰带，拼了老命，捍卫了国家，自己却一无所得。" 　　由于"民间立场"论者对知识分子写作中的文化精神采取的多是否定的态度，否定后者对人的主体性的坚持，他们不仅未能认同闻一多承认人民性首先须承认其主体性的要求这一核心命题，反而对叨年代诗人创作中相类似的追求抱以挖苦和嘲笑的态度。吗之就使人不能不相信，与其他们接受了五四以来中国新诗史中关于人民性的诗歌观的影响，毋宁说新诗的"五六十年代"及其思想逻辑反倒成为他们批评知识分子写作的立足点。众所周知，五六十年代新诗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对人民性的理解发生了严重的偏误。它们把知识分子从人民中分离出来，使二者人为地对立，通过取消。限制诗人的主体性，达到最终限制人民对主体性的历史要求。闻名一时的对艾青的批判，对流沙河的批判．对公刘。邵燕祥，蔡其矫的批判。 　　对七月诗人，中国新诗派和许多来自二三十年代老诗人的排斥，都是这种思想认识带来的必然结果。历史真像是一个预言。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在二三十年代的适当场合被重新提炼出来：将诗人与人民分离，推导成所谓"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写作"的对立，把本来在中国新诗史上属于常识问题的新诗发展与外来诗歌影响的命题，说成是向"西方文化资源"靠拢，企图将诗学问题政治化。民族主义化。实际上，这是一个文化原教旨主义和将批评私斗化和扩大的陷讲。它与五六十年代诗歌思维的区别在于，前者依靠的是制度的力量，后者却试图借长期以来文化心理积淀对群众艺术趣味的影响，来取得道德操守上的胜利。 　　中国新诗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化的总主题下发展和不断延伸的。在本世纪的历史空间中，"现代化"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实际也构成了世界文学进程中一个普遍性的焦虑。现代化反映到文学当中，首先是人的主体性的全面觉醒，也即鲁迅所主张的"立人"；它不单意味着人类的思想资源的共享，还意味着诗歌文体的追求将打破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界限，在保持民族艺术个性前提下重新激活各个民族的艺术创造性。仅就新诗八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作一考察，不难发现，并非如"民间立场"论者所说，新诗与外国诗歌不是互文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对抗与排斥的关系。恰恰相反，正是这种"关系"构成了新诗发展的主体脉络，使新诗获得了宽阔的艺术视野和现代性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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