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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亮:作家也不能跑调 |
作家施亮沉寂8年后，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黑色念珠》，全景式地描写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写得朴素平实。关于这次创作，他向记者谈了自己的心路历程，特别是他的父亲--已逝世的著名研究英美文学的学者施咸荣先生对他的影响，于是有了这篇访谈。
记者：我读过您的长篇小说《歌与哭》，当时一些报刊发表过评论文章，以后您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出书，又听说您仍在不倦地写作，能给我们讲一讲您的思想经历吗？
施亮：我有８年没有出版作品了．１９９０年，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歌与哭》两年后，我又出版了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加入了中国作协。那时，我隐约意识到，做为作家的头一个创作阶段已经完成了。我虽然还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总有不满足感，或是迷惘感，觉得难以突破自己，写来写去老是这么一个水平，自己觉得幼稚。我渴望能在创作上达到一个新阶段。可是，那一年--也就是１９９２年，我父亲施咸荣得了晚期癌症，这是一个突然打击，我内心很悲伤……
记者：我见过您的父亲，知道他很有名气，是一个翻译家。
施亮：他翻译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等待戈多》一批现代派作品，在中青年作家中很有影响。他毕生致力于英美文学研究，《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是由他编辑而成的，其中的序言也是他撰写的。他还参与《美国文学编史》的写作，父亲在１９９３年５月１８日病逝。临死前，"五一"节那天，他跟我长谈了一次，也谈到了我的写作，问我是不是由于突破不了自己而苦恼？我答是的。他说："有一个办法，你可以突破现在的写作困境，你是不是愿意去做呢？"我立刻问他什么办法？他很严肃地说，第一，从五年到十年的长时间，不要急于出版大部头作品。应该埋头写作，多改一改，不要急于抛出。第二，建议我不光要读文学作品，也还要啃几本外国哲学著作。他当时泛泛地说，古典哲学该了解柏拉图、康德和黑格尔的学说，现代哲学应该知道尼采的观点，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等。第三，他建议我应该深入地了解一下中国文化，起码诸子百家的书都应该看一遍。他还应允我，给我开一张必读书的书单，可是，"五一"节过后没几天，他的病势就突然转重了，由于大吐血住进了医院……
记者：这么说，你父亲的遗嘱对你以后思想发展影响是很深的了？
施亮：其实，我那时对父亲的建议并不以为然。当然，他已经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我也不忍心跟他争论，只好应诺。可是，我内心深处认为，让我读那么多书，是一个训练学者的办法。可我想当一个好作家，作家则偏重形象思维，偏重感情，注重生活积累。我比较讨厌那些抽象的、逻辑思维定式的东西。另外，我认为非要我五年到十年不出书，太过于苛刻了。这段时间，我说不定写出了一部挺成熟的作品呢？干嘛非要放在抽屉里。又过了一年时间，自己的创作仍然在徘徊中，我才开始认真考虑父亲的建议。人说，"知子莫如父"。父亲对我的创作是很关注的。我写出每一篇作品，他都是第一读者。他曾经批评我的作品中天真的成分太多，缺乏那种具有洞察力的东西。１９９３年底，我去了一趟上海，从亲戚朋友及很多人处听到不少奇闻轶事，我那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天翻地覆的大时代，人们也在急剧变化，有多少故事可写呀！但是，如何将那些原始的故事材料化为永恒的艺术作品，就要看一个作家的思想成熟程度了……
记者：不过，产生一部优秀作品的原因很复杂，是否也需要作家的灵感与天才呢？
施亮：好像爱因斯坦说过，成功的秘诀是百分之一的天才，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原话我记不得了。其实创作也同样，更需要作孜孜不求的探索。后来，我对父亲的临终建议有了新的理解。我想其中包含了两个含义。首先，要我在五年或十年中不急于出书，是希望我潜心写作，切忌浮躁，才能使自己的思想与艺术成熟。其次，要我读哲学书，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则是希望我不仅仅直觉地感受生活，也应该深刻自己的思想，理性地认识这个世界。这８年来，我虽然未出版一部作品，确实是获益无穷。我写了三部长篇小说，《黑色念珠》是其中一部。我改了两遍，至今仍然不甚满意。可是，它是我的某种思想求索的结晶。这些年，我也读了一些外国哲学著作，记了一部分笔记。我还研究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三个时期，第一个是诸子百家时期，重点了解了孔子、老庄和墨子的学说；第二个是魏晋玄学时期，这是中国知识界的痛苦时期；第三个是明末清初大动荡时期，《黑色念珠》就描写了这样一个时期，有三分之一的故事是写这时候的……记者：我读了《黑色念珠》，是三个故事层次，仿佛是那种"对位式"的结构？
施亮：那三个故事层次，实际上也是三个时代，反映了三种人物性格。其中，那个善良又懦弱的老知识分子宋英夫，处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而另一位"顾准式"的知识分子，他在艰辛的道路上进行思想探索，所处的背景则是５０年代和"文革"时期；再有就是以钱谦益、吴伟业为首的士大夫群，他们由于旧的传统文化桎梏的禁锢，在明末清初这个激烈变动的大时代里，内心充满了痛苦与矛盾，无所适从。江泽民总书记对美国科学杂志记者谈话中说，中国的科技文化经济到了明末时期就落后了。我认为，这是由于旧传统文化某种严重缺陷造成的。特别是以封建理学为中心的循环历史观，像是一圈无限循环的黑色念珠，又像是从历史贯穿到现实的一个怪圈，阻碍我们走向现代化。
记者：我读到小说的后记，看出您对文学界现状很不满意，为什么呢？
施亮：今年４月，我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致一位作家的公开信，里面讲，我感到悲哀，不知作家将来会不会成为一种让人嘲笑的职业。说实话，我读到某些作品时有一股很复杂的感情，是恐惧？是虚无？是恶心？很难说。我一直认为，不应该阻止作家揭露阴暗面，也不能回避那些龌龊、卑琐、低下的东西，譬如陀斯妥耶夫斯基与福克纳的作品，就将丑恶展览出来警示人类！可是，当今的某些作家呢，却玩味那些丑恶，欣赏那些丑恶，仿佛封建文人雅士欣赏女人的小脚一样，他们恨不得也加入到那些龌龊的交易之中！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得的稿费太少了，太穷了。这是原因吗？我最近读了《福克纳评传》，福克纳一生写了１９本书，有的书根本拿不到稿费。写《喧嚣与骚动》时，他不得不给别人烧锅炉挣钱，所以，他在诺贝尔奖的获奖演讲中说，奖金不该授予他个人，而是授予他的劳动，"一辈子处在人类精神痛苦和烦恼中的劳动。"
记者：最后，请讲一讲您对文学的理想追求是什么？您的目标是什么？
施亮：说到理想追求，我想起了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讲的一个幽默故事。他说，一个美国歌手首次演出，他的咏叹调得到了听众的热烈掌声，大家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他很高兴，又唱一首。但听众还是不住要他唱，一首一首又一首。人唱得声嘶力竭，气喘吁吁地问听众们："你们要我唱到什么时候为止呀？"人们回答："唱到你不走调为止。"索尔·贝娄讲这个故事有深刻寓意，也揭示了一个真正作家的某种宿命："首先你一首一首老得唱下去，不唱是不行的；再有，你得想法子不跑调。可是，说不定你唱的所有歌都在跑调，或者别人都认为你跑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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