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鸦·白象·伟人
	形容这夥人或那帮人的阴狠毒辣流氓习气，常常会冒出一句「天下乌鸦一样黑！」的俗谚。可是据传媒报道，在新疆裕民县察汗托海牧场，一名哈萨克学生发现了一只白乌鸦，将它放在黑乌鸦窝里，黑鸦们群起叼咬，学生只好将这只白乌鸦放回大自然。黑乌鸦是由於嫉妒心呢，还是由於排斥异己；白乌鸦是由於基因变异呢，还是一个新的品种；那只好留待专家予以论证了。 　　鲁迅自喻为猫头鹰，民间传说它是预告不祥的鸟。鲁迅还自喻为火乌鸦，飞到哪儿，就会引起燃烧。这些比喻都带有自咎的性质，远不如融贯中西的学者林语堂来得公正，他一向认为鲁迅在中国的出现是非常珍贵难得的，把鲁迅比喻为「白象」（许广平《欣慰的纪念》第一百五十九页）。象是长鼻目，多生长於非洲、印度等地。中国只有西双版纳有少量野生种群。不论非、亚，象，几乎全部是灰色。白象就像白乌鸦一样。是珍稀之宝。白象既是象，又不是一般的象。这是个赋有哲理的命题，正如：伟人是人，但又不是一般的人。他既不是神，更不是鬼。这是个辩证逻辑问题，对此人们往往会陷入战国时公孙龙的「白马非马」的绝对主义的泥淖，说白象非象，长期以来，把鲁迅夸大成「神象」；而今某些酷评家又把鲁迅歪曲成怪兽。上述两种倾向，都是以形式逻辑来代替辩证逻辑。按照形式逻辑，马等於马，而不能说白马等於马，因为主语与述语应该是相等的；公孙龙看到了逻辑中的这个矛盾，看到了白马同马的差别性，把白马与马相区别，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公孙龙否认白马同马的同一性，否认白马也是马，这就违反了辩证逻辑，陷入了绝对主义的诡辩论。恩格斯说：「同一性自身包含着差异性，这一事实在每一命题中都表现出来，在这里述语是必须和主语不同的。百合花是一种植物，玫瑰花是红的：这里不论是在主语中或是在述语中，总有点什麽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与自身的同一，从一开始起就必须有与一切别的东西的差异作为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马恩全集》第二十卷第五五六至五五七页）。 　　对鲁迅的评价，从他生前发表了《狂人日记》、《阿?正传》，到他临终前夕写章太炎先生，直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鲁迅生前和死后，受到的攻击、曲解和贬损，可编成上百万字的《黑乌鸦集》。这方面的可靠资料，现在我见到的有两本，一是陈漱渝主编的《鲁迅和他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中国文联版，五十七万字）；另一本是孙郁主编的《被亵渎的鲁迅》（群言版，二十四万字）。这两部书完成了鲁迅生前的一个遗愿，编一本他的论敌们如何使用五花八门阴面战法的资料书：《围剿集》。从这两部书中，都有我们很难看到的稀奇古怪、左倾幼稚、人身攻击、诽谤诬陷，乃至流氓骂街……诸多战法淋漓尽致的表演。看看这些难得的史料，有助於我们从相反的角色，更深刻地认识现在很时髦的贬损鲁迅的酷评表演。 　　对照八十年代中期谩骂鲁迅是「鲁货」的贬损之风，九十年代中期引述台湾某书关於内山为日本特务，鲁迅是拿日本津贴出书的诽谤（鲁迅曾在《伪自由书》后记中对此早有辩证）（《全集》第五卷第一六九页）。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三次掀起了借矮化鲁迅而进行的自我炒作，无知加无畏的表演，更加从反面证实了鲁迅这个无法逾越的存在，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是如何令新的论敌们窒息难耐，胆战心惊，必欲灭之而后快。他们知道，即令高呼「打倒鲁迅！」惹起公愤，他会一旁窃喜。他知道不会被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真是投入小产出大的速效成名法。 　　六十年前，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给予了极其崇高的评价：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诚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一九三八年，延安成立了以吴玉章、周扬为院长的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的人才和作品，国统区的进步文化运动的实绩，都证明了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是正确的，很具权威性的。但是，毛泽东也说了些过头话：「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鲁迅是伟人，但伟人不是圣人，伟人也是人。人，都有缺点错误。比如鲁迅写的为苏联辩护的杂文《我们不再受骗了》，是被苏联当时粮食出口的假象欺骗了。实际上，当时的苏联是饿殍遍野，对农民实行剥夺。因此，说鲁迅是最正确，一贯正确，是没有错误的圣人，是不符合事实的。建国以来，鲁迅被神化、偶像化、棍子化了。鲁迅成了不能被批评的完人，对他的评价，更是不容讨论的。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诸如批武训，批俞平伯、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直至文革，都要抬出鲁迅，使他成为能够预见未来的一个宗教的「先知」。这样就造成了社会上某些人的一种逆反心理，於是在：人-伟人-神，关於鲁迅评价的三部曲之后，物极必反，鬼化鲁迅的第四部曲就理所当然地发生了。这是神化鲁迅，搞极左必然的报应。但是，我想问：这与鲁迅何干？能怪罪於鲁迅本人吗？ 　　一九二七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来中国考察，曾与刘半农商定，拟提鲁迅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并由刘托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本人的意见。鲁迅是这样回答的：「诺贝尔奖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五百八十页）。 　　今年六月二十三日《环球时报》刊登了我国研究日本文学的学者许金龙对即将第三次来华访问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访谈录。大江先生说：「我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亚洲，也就是在这一百年间的亚洲，最伟大的作家就是鲁迅。印度的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亚洲人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如果鲁迅先生能获奖，那就太好了。可惜鲁迅在泰戈尔获奖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该报二十版）林语堂在《悼鲁迅》一文中，有对鲁迅的并无恶意的揶揄，但他说，我始终敬仰鲁迅，并引以为相知；即令「鲁迅弃我，我亦无悔。」他说鲁迅有一副大心肠，他是以对待长辈、战士的态度来评价鲁迅的。郁达夫说得更深刻：「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一九三七·三·一，日本《改造》杂志《鲁迅的伟大》）。王景山在今年第四期《炎黄春秋》杂志上写的《鲁迅心目中的改革和开放》，很值得一读。不仅是鲁迅研究专家，要靠鲁迅吃饭；今天，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也要不断地从鲁迅汲取营养，永远靠鲁迅吃饭。中国再也不是好人怕流氓的奴隶之邦了！郁达夫下面这段话，必然会触到某些人的痛处（他们怀念流氓横行，骂倒大师，打倒学术权威，否定一切的文革岁月）：「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怀鲁迅》）。难道我们还想回到奴隶时代？ 　　凡是中国人都承认：鲁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中国人当然也包括台湾同胞在内。《鲁迅全集》前十年就在台湾被解禁，公开出版了。那麽这些借鬼化鲁迅来自我狂炒的论客们，您的著作在世界上被译成了几种文字呀？您的全集在台湾什麽时候出版呢？ 　　对鲁迅各种不同的评价，二十一世纪还将会持续争论下去。没有任何法规和任何人有权禁止批判鲁迅。但在争鸣中，至少要遵守以下三点游戏规则：一、起码读过鲁迅的著作哪怕百分之十以上；二、多少有一丁点文学和文学史常识。（如有哪位执行副主编先生，存心想毁掉贵刊之名牌声誉，那也不能允许如此下作的文字出现吧：蒲松龄、欧·亨利不算作家！契诃夫不是伟大作家！）三、争鸣时可以嘲笑、讽刺，甚至充满火药味，但不要像阿?跟小?打架那样，互抓辫子，骂别人是「畜生」，或自侮辱为「虫豸」。即令是对待死敌，也还是不要使用流氓语言为好。这三点要求，不算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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