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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侗 说我们当下的杂志"不是个东西"应该不算过分。因为在搞文化工作的人眼中,这些杂志既不学术(因为口口声声要面向大众),也不大众(因为多少得立一个文化的牌坊,而且大众只读报纸看电视);既不粗糙(印刷一个比一个漂亮),也不精致(差错连篇);既不贵(顶多一包红塔山),也不便宜(贵过一天的盒饭),不是"不是个东西"又是什么呢? 有朋友问我:如果让你干一个好像《新周刊》主管那样的差事,你干不干?我说不干,坚决不干。我怕就怕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和为什么要干。说是为了推动文化,广告客户一见到你是"文化的"便退得很远;说是为了赚钱,开个餐馆更省事;至于最中立的态度为了资讯,没有你的这个东西,报纸和电视也一样会把资讯做得更多更快。所以,正在干杂志的人和我一样,都很聪明地为自己选取了一个词,叫做"玩杂志",这样,遇到好就说是自己的主意,遇到不好就说没办法,市场主宰一切。 先说说我们现代杂志中的超级榜样《新周刊》,如今广州的杂志摊上几乎没它的影,这说明它的群众基础实在一般,当然机场大酒店的书店肯定少不了它,因为那些地方才代表时尚。《新周刊》做得漂亮,而且显得财大气粗,不过,如果你用冷水浇一浇头,问问自己是否真愿意读里面的东西,大概很多人会回答说不。《新周刊》从头至尾都像是为了办下去而设的一个局,设得好也只得个精致,设不好就显得牵强。作为一本双周刊,本来是新闻性颇强的,但是非要几个人凑在一起炮制那些没有新闻意义的专题,例如"电视"和"广告",似乎是为了填补那些没有重大事件的空档日期。 另一个令人瞩目的周刊是《城市画报》,因为价格偏低,它出现在每个地摊上,似乎每一个广州人都应该买一本。《城市画报》对《广东画报》的改变算是一个进步,从效果上看,它是一个介乎《新周刊》和《周末画报》之间的杂志,所以它有它自己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个格子,然后均匀地往里面放东西:一点新闻,一点怀旧,一点民俗,一点时尚。老这样下去我不知刀枪不入的广州人是否忍耐得了。 广东以外,有几本杂志也成功地实现了它们的改造。南京的《光与影》从一本专业摄影杂志变为摄影文化杂志,1998年似乎是它最风光的一年,这得益于它的大开本、骑马钉装的朴素外表。1999年改为16开线胶装后,读者普遍不看好,这说明一味地走高档路线不见得就是适应了市常 上海的《艺术世界》也挤到时尚队伍中来了。最近他们搞了一个人体的专题,其用意再明显不过。照我看来,不如索性谈"性",因为人体只是艺术学院的基础课程,而性则是艺术的三分之一主题。不巧,与我有关的《视觉21》也想拿人体开刀,我就提醒主编,我们又走到同一个巷子里去了,赶紧掉头吧。人体这个东西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谈不得,非要在1999年的冬天不成?如果这一招真那么奏效,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我们还有什么猛料可曝。 不以图像为主的杂志也在改变。湖南的《芙蓉》算是最成功的。芙蓉从一份没有人要的地方文学杂志变成一份在书店非常畅销的"文学性"杂志,这一改变为文学杂志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子,但这条路子唯有主编萧元能走,别人学不得。萧元差不多是一个光杆司令,一切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他的原则是从不与人抢稿子,而是什么稿子别人不要他就要,拿来后再进行很好的包装,然后人们就被说服了。1999年《芙蓉》的一个大胆举措是每期登一个书店的封面夹带有关文章,这样,《芙蓉》就堂而皇之地摆在了被介绍的那些个书店里,它的影响就这样传达开了。 几年来,我唯一真正告别了的杂志就是《读书》,而今它的位置已被上海的《书城》所替代。几年前,我就发现《读书》像是个在你桌子旁边的另一张桌子上吃饭的一群人,他们的一举一动仿佛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为了引起其他桌子的注目,要别人说他们多么厉害,多么有理想。那些想凑到那张桌子跟前去而又不敢去的人年复一年地订阅这份杂志,而有思想觉悟的人则说你吃你的跟我有什么相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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