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杂文
	作者：宋慧献 　　20世纪行将盖棺,20世纪文学定论尚早。 　　不过，无论谁来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对杂文总是要浓墨重彩的--虽然，翻遍世界文学理论论著，最无足轻重的杂文难觅影踪。然而，在中国，在中国20世纪文学的历程中，仅仅作为一种短小的文章体裁的杂文，竟让伟大的国家领袖牵肠挂肚，竟与千千万万弱小的生命同生死、共患难。 　　在20世纪中国，杂文走出了文学花园，走向荣幸、也走向耻辱…… 　　荣幸无须道，连中小学生都知道杂文多么了不起，它首先成就了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巨子鲁迅。后期的鲁迅，一改前期苦闷中的彷徨与呐喊，以其无与伦比的成熟、深邃和坚定个性思想铸造了锋利的匕首、坚韧的投枪，向着黑暗、腐朽、野蛮和专制勇敢开战。正是这一点，最终奠定了他在后人心中几乎成了神的至高权威的基础。也正因此，杂文还给鲁迅带来了不尽的嘲讽、曲解乃至谩骂、中伤，无论生前，还是身后。 　　生前的鲁迅，一定觉得很累，身陷重围的他除了每天都要迎战来自各路的英雄或狗熊，还要领教当局的封杀。 　　据有心人统计，鲁迅一生先后有三次享受被通缉的待遇，晚年也曾荣登特务的黑名单，原由无非是话说的太多。第一次被通缉，是因为"三一八"期间他写了《无花的蔷薇之二》、《"死地"》、《可惨与可笑》以及《纪念刘和珍君》等杂文，惹恼了段祺瑞政府，被列入了共50人的通缉名单。随后，从1926年3月26日到5月2日，鲁迅离家逃难，先后在莽原社和几家外国人开的医院里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其后，鲁迅竟不接受教训而闭口封笔，反以杂文笔战为业，而封与杀便也未曾停歇过。 　　国民党治下，伤民害理之事多有发生。因而，既知理亏又觉心虚，当局就搬出几千年来专制者惯用的伎俩，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而鲁迅这种爱动口的人当然是防的对象。本世纪最大规模的一次"防口"逆行，是1934年国民党当局对149种文艺类图书的查禁。其中包括了大多数左翼作家的重要作品，而与鲁迅有这样那样关系的更是佼佼者。单是鲁迅的杂文就有《二心集》、《伪自由书》、《而已集》、《三闲集》等。《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门外文谈》、《花边文学》以及他人所编辑出版的《鲁迅讽刺文集》、《鲁迅杂文集》等则在其他不同的场合遭遇围剿。 　　虽屡遭明枪暗箭，鲁迅依旧凛然，"我若存在一日，终当为文艺尽力，试看新的文艺和在压制者保护之下的狗屁文艺，谁先成为烟埃。"杂文之与鲁迅、之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已是铭记胜利与辉煌的碑石。 　　然而，为了这辉煌的碑石，后人却损失了应有的安宁。 　　鲁迅死了，但他还活着。不错，但这活着却有不同的"活"法。他的精神可以且真正已活在了后人的心中，可是，有的人却为死去的鲁迅树起神的牌位，让所有的人去供奉、祭拜。更有居心深晦者扯虎皮拉大旗，借神化鲁迅，行龌龊伎俩。甚至出现了"凡是鲁迅骂过的人，凡是骂过鲁迅的人，都不是好人"这种荒唐与悲哀。于是，张资平、周作人等果不负鲁迅所骂；林琴南、陈源、梁实秋等至今都还蒙在诟中。那些营垒中人，竟也因小小龃龉而获致灭顶之灾。徐懋庸，原本很受鲁迅好评，只因"两个口号"之争导致二人关系恶化，受到鲁迅点名批评。后因"反对鲁迅"之罪名，历经劫难。高长虹，早期与鲁迅交好，因一起压稿事件引发二人之间一场激烈的冲突，曾著文15篇攻击鲁迅。后来，只因老子"反对鲁迅"，高长虹的儿子被打成右派。"四条汉子"，即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因为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中给予批评，成了他们后来惨遭政治迫害的口实。 　　--还有没有必要探究，鲁迅及其杂文在一次次人祸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谁是真正的反对鲁迅者故而祸得其所？还是罢了吧，也无须再以"无辜"这样的字眼为鲁迅及其杂文开脱。杂文背负的沉重，每一次挖掘都要增加一份。 　　在鲁迅逝后的半个世纪里，大家都在讨论着一种假设：鲁迅活到今天，还会写杂文吗？他写了以后结果又会如何呢？假设历史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历史无法假设；但假设又是最有意义的，因为这至少可以使我们换一种新的思路。虽然历史无法回归，但我们总要走向未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深谙历史假设的意义。 　　老人家一生都重视文艺（当然包括杂文）的妙用，鲁迅地位无与伦比的至上也多亏他老人家的提携。比如1957年3月，在与文艺界人士座谈时，老人家说过，鲁迅如果不死，还会写杂文，所谓"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有人提到杂文难写，老人家则说，杂文要有，整个报纸文风要改进，还说他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可以给报纸写些文章。 　　其实，对于鲁迅、对于杂文，假设却早已不必，因为我们尽力假想的一切已然存在于我们身边。鲁迅多次实实在在的"复活"，伟大领袖想必不会健忘。 　　1942年初，一场绝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文艺整风如火如荼。既然运动的组织者真诚号召那些来自各方的文人积极贡献其才智，《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便适时而动，从3月到4月连续刊登了一系列意欲针砭的杂文。来自鲁迅身边或受过鲁迅杂文熏陶的几个小知识分子更是当仁不让、一马当先，好象只有他们才更象伟大的鲁迅，更会写不走味的杂文。半年前，丁玲就先知般地呼风唤雨，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此时的罗烽更是出语吓人，其杂文《还是杂文时代》直率而大胆地说，"云雾不单盛产于重庆，这里也时常出现。"随后，他们谁也没有特权绕过既整他人之风、就要被他人所整的循环。并且，此环一循竟是几十个春秋。 　　而杂文最惊人的不凡，在于王实味以脑袋作了它的祭品。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小知识分子，写了几篇再平凡不过的杂文，一夜间被提拔为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反党集团头目。他还有幸让领袖长期念念不忘，老人家在1945年提到，"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在一个应是繁花似锦的春天的黄昏，王实味，连同他的"野百合花"，枯萎凋谢了。 　　王实味死了，野百合花也枯了，然而，王实味和这花留下的苦涩竟缭绕不散。几十年间，它一直浸染着我们脚下的土地和周围的空气，浸染着王实味家属与后代的人生。 　　王实味写道，"据说这花……吃起来味虽略带苦涩，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但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当真，这香甜中一点点的苦涩，竟没有人愿意认真地品尝辨别一下？ 　　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王实味的生命太不值钱？还是杂文的尊贵与伟大，足以让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它殉葬？ 　　1957年，老人家的上述那番谈话真是鼓舞人心。随即不久，文艺界、新闻界便都"杂"了起来。徐懋庸、宋云彬、巴人、严秀等异常活跃。不少文坛宿将也焕发了青春，个个粉墨登场。巴金、叶圣陶、茅盾、郭沫若等人还用笔名发表杂文。--鲁迅虽然死了，可他的精神永存、他更多的传人还在呀！此言果然不虚。 　　于是，1957年春夏，又一次杂文的辉煌。 　　然而，这辉煌还是象杂文的篇幅一样，短得转瞬已逝；而且，还象上次一样悲壮。 　　《文汇报》和《人民日报》6月份先后刊发的徐仲年的杂文《乌"昼"啼》引起了老人家的兴趣。7月初他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右派最喜欢急风暴雨，最不喜欢和风细雨。……你们上海不是有那么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叫《乌'昼'啼》吗？……我看，那个'乌鸦'现在是很欢迎和风细雨了。"但是，徐仲年却得不到了。 　　《人民日报》在去年10月发过的杂文《说"难免"》也引起老人家的不满。他说："那篇文章，说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并不是难免的，我们是用'难免'这句话宽恕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杂文的作者是舒芜，后来的右派。 　　对有的人，旧帐与新帐一起算了。据说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1958年第二期的《文艺报》搞了个"再批判"专栏，王实味《野百合花》、罗烽《还是杂文时代》、丁玲《三八节有感》、萧军《论同志之"爱"与"耐"》等一批延安旧文在新的阳光下被暴晒。毛主席评价它们说，这些"奇文""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几位作者的下场可以想象。如果亡者地下有知，王实味定会感慨，逃过初一、怕也难逃过十五。 　　不过，还真有人逃过了初一却没逃过十五。 　　如前所言，历史喜欢循环。鲁迅们的魂灵沉寂一段之后，总忍不住要寻机跳将出来。6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又一次得到说的鼓励。正当很多人不敢信口开河的时候，一些没有过右派待遇且身居一官半职的人就放开胆量，拿起杂文的铁耙，潇洒挥舞起来。三四年间，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北京市委另二位高官邓拓、廖沫沙合用笔名吴南星在《前线》上发表了名为《三家村札记》的67篇杂文，同时，似感不过瘾的邓拓还独自在《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上发表了后来结集出版的系列杂文《燕山夜话》。至此，杂文又一次辉煌起来。 　　文化大革命从此拉开了序幕。《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向党和社会主义射出的"一支毒箭"，粉碎"三家村反党集团"就成了革命的第一个胜利果实。不管是畏罪自杀、还是以身殉道，1966年5月18日，邓拓走了；1969年10月11日，吴晗也随之而去。 　　这邓拓，逃过了初一却没逃过十五。曾因是死人办报、书生办报而受到老人家痛骂，丢了《人民日报》总编辑职务；虽如此，却有幸没被打成右派，还去做了北京市委文教书记；虽如此，邓拓却终于忍不住……一个失马的塞翁，最终竟是杂文的殉葬者。 　　杂文，"野百合花"又一次盛极而衰。 　　"假如鲁迅还活着……"面对昨日的现实、今天的历史，此种假设不是已显得太苍白、太造作、太蹩脚了吗？真正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应该是，无情的鲁迅面对无情的暴政当局，何以能一次次躲过风险？而诚善如王实味邓拓等人，面对自己信任、也信任自己的革命同志，怎么能因人民内部矛盾而断送生命呢？ 　　杂文，这被迫作了政治晴雨表的瘦小可怜的杂文，背着耻辱柱、顶着纪念碑的杂文，它能不感到沉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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