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要让人注意就要喊得怪一点
	"现在这世界声音太多，要让别人注意到，就要喊得怪一点"。这是王安忆接受《中国青年报》访谈时发表的观点。王安忆最新创作了长篇小说《富萍》，讲述了六四年、六五年到上海的移民故事，描述上海人怎样到这个城市来聚集。在这篇访谈里，王安忆对自己的新作以及现时的文坛作了介绍和评论。 　　《富萍》的人物是富萍和"奶奶" 　　钟红明（下称钟）：从《长恨歌》到《富萍》，背景都是上海和上海人，小说写的主要是什么？ 　　王安忆（下称王）：《富萍》写的是"文革"前---六四年、六五年的故事。上海这个城市，还没有本质上的分崩离析，社会组织特别严密。我从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题目---移民入手，描述上海人怎样到这个城市来聚集。我分头写了许多上海中层、底层的市民，他们以什么样的理由来到上海，又慢慢居住下来。富萍这个人是在一个城市组织严密、生活秩序已经相当完善、已经不太能够允许有外来分子的时候，慢慢潜入上海的。当然她背后有许多榜样。六四年、六五年的上海对我来说，是有感性经验的，内容涉及到我个人的经历和我的家庭及我小时接触的人，不像《长恨歌》凭的是想像。 　　钟：小说中一个主要人物"奶奶"，从扬州来到上海做保姆，见过许多世面，他们承袭了上海昔日的繁华和完整。 　　王：上海这个城市很奇怪，它固然繁华华丽，但真正它的主人，是在这个华丽的芯子里面的，未必参与这种华丽的。我觉得他们特别奇特，什么都见过，但他们可能过的完全是另外一种生活，不像《长恨歌》里的王琦瑶。在上海浮光掠影的那些东西都是泡沫，就是因为底下这么一种扎扎实实的、非常琐细日常的人生，才可能使他们的生活蒸腾出这样的奇光异色。奶奶是一个有趣的人物，她是一个扬州人，本身带有一种绚丽的乡气，然后她来到这个城市，完全不同的文化，她完全融在里面但又保持着自己很"俏"的色彩。这就是这个城市的一种特征。一方面有吸纳力容纳力，另一方面也是60年代的上海给我的印象，各种颜色都有，不像现在纳入规范化格式化非常一致的面目里去了。 　　钟：以前你说过，小说的目的并非反映所谓的真实，因为有太多的途径可以达到这种真实。对这部小说来说，构筑它的材料---情节和语言都非常日常生活化，写来也是很平静的方式，也许激烈是在内心里面。这样的风平浪静，缺少跌宕起伏，能有吸引力？ 　　王：我不知道今天的读者发生了什么巨变，但我觉得有些东西是恒定的，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事实上我们看小说，都是想看到日常生活，小说是以和日常生活极其相似的面目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日常生活。这种日常生活肯定和我们真实经历的日常生活不同，首先它是理想化精神化的，还有是比较戏剧化的，但他们的面目与日常生活非常相似。人的审美一定要有桥梁，就是和日常生活相似，所以我不担心没有读者。 　　钟：小说里的富萍从小没有父母，在亲戚家长大，她因为和"奶奶"的孙子有婚约来到上海，外表木讷，但内心敏感，渴望变化，你对她的感情世界如何设计？ 　　王：富萍这样一个女孩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男女关系，仅有的是和"孙子"的关系，以及略微接触了一下的舅妈的侄子光明。她是一个没有太多欲望的人，但有一点她特别强烈，就是她特别要一个自己的家，因为她从小生活在不是至亲的人当中，最后她遇到一对母子，这方面给了她最大限度的满足。她有一个婆母，一个丈夫，他们在生活上都依赖她，所以她就有可能在做主人，覆盖她整个感情世界的就是这些。 　　现代人把爱情和性夸张了 　　钟：相对当今一些小说，你对感情的描述有太多的限制，恐怕这是时代的因素决定的？ 　　王：我觉得现在的人把爱情和性夸张了，这可能来自几个方面的原因：一、好莱坞电影。二、现代人生活相当单调，生活方式受到很大限制，生活只能这么一步步走，别的都是安排好的，没可能改变的，活跃的自由的就是爱情和欲念。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为什么那么强调爱情，遍地泛滥，开花结果，就是生活方式单一、单调、简单化的结果。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可以蒸发出一点戏剧性来，但其实都是重复。现在好像离开爱情别的故事都没有了，事实上爱情只是很小的故事，爱情背后有很多很丰富的故事。 　　钟：从你以往的创作而言，隔段时间会有一个意外，《富萍》风格与前段时间的小说相似，是否代表了你审美上的一些看法？ 　　王：年轻时特别喜欢色彩强烈的醒目的奇峻的东西，现在人到中年，慢慢安静下来，喜欢蕴涵很深的戏剧性，不是表面的，从前未必看得到，在底部的像潜流的东西。看上去面目特别安静，但里面有一种演变动力，由很小的东西一点一点积累起来，最后形成一个大动作。富萍的故事也是如此。 　　没有好的情节人物和语言，你怎么都无法说服我 　　钟：能进入你视野的优秀作品是什么？ 　　王：我还是遵守严格叙事，要有故事、情节、人物，这是基本的训练，必须做到的。90年代以来的小说技法，开了方便之门，任何一种写法，都可以找到一种理论证明它是先进的。但没有好的故事情节人物和语言，你怎么都无法说服我。在一个假定的前提下，还要做非常逻辑严格的推定，否则你一下子跳到彼岸，说这是命运和宿命的力量，怎么能说服我？还是要用细节来推。关于优秀的作品，我举不出流行的例子……现在德国的《生死朗读》是很红的。这故事是说一个大女人和一个少年的畸恋。多年后，少年作为法律系的大学生去实习，在法庭上把这个女人作为审判对象。少年已经成长，他冷眼看这个女人在法庭上的表现。她注意地听，为自己辩解，忽然又气馁不说了，承认了……它看上去非常日常，可它表达出另外一个戏剧。现在流行的作品，一大堆句子，孤立地看也挺好看，可除了句子以外，我还能看到什么呢？看不到人、人性，也看不到好的故事和戏剧性，我很难说一声好。 　　这世界声音太多，要让别人注意你，就要喊得怪一点 　　钟：现在的作品数量比以往丰富得多，限制也少，这种自由是否就能促进小说的繁荣发展？ 　　王：我觉得不会，每个人都在写，行动特别多，但内心生活很少，越来越贫乏，没有实质性的使你的内心得到改变和影响的东西。没有内心生活，外部生活是有摧残性的。出版物的多少和繁荣没关系。 　　钟：于是有人说现在的生活看上去多样，浓度却稀释了。个人经验显然无法成为创作的全部，你怎么看写作资源？ 　　王：写作资源就意味着生存札记。写作中材料紧张紧缺对我真是一个问题。我个人经历比较简单，生活环境比较简单，个人也比较喜欢安静的生活，不喜欢变动的生活，所以我始终感到我的砖头很少。如果再多给我一些砖头的话，我可能还会做得好一些，但我又很挑剔。我对所有这些砖头都很宝贝。我很少写散文，这一点可怜的材料，可不能给糟蹋了，要用在刀刃上。写作资源一方面是生活经历，一方面还是想像力。 　　钟：你会留心现在比较年轻的人的写作吗？ 　　王：没有太大兴趣。但市场选中的是这些东西。当然有一些年轻孩子真的写得很好。 　　钟：你成名很早。 　　王：当时成名比现在容易，现在这世界声音太多，要让别人注意到，就要喊得怪一点。但实事求是地讲，还是有才能问题的。能坚持下来，一直写得好，还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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