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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青 日子到了2000年总是要与别的时候有些不一样,比如中国的文人和传媒就对诺贝尔文学奖的纠缠到了近乎抽疯的状态。今天这个入围,明天那个被提名;一会儿是这个作家自告奋勇自逐诺奖,一会儿又有那个人说以前谁谁谁曾经差点拿到了,旧恨新怨涌上报头和网络。真真假假,扑朔迷离,仿佛只要跟诺贝尔沾上一点儿边,就会遍体生香似的。 看看这半年时间内发生的新闻,哪一项都令国人振奋不已和如释重负,觉得这项大奖终于离中国人很近了——就是轮也该到咱们了……堂堂中国岂能无人?百年中国焉能受此大辱?回顾百年中国文学史,那挂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最高奖项让中国人何等爱恨交加。 一场游戏一场梦 首先是自称老顽童的台湾作家李敖,开春伊始就宣布他因为新书《北京法源寺》而正式获诺贝尔文学奖审核小组提名。消息传出后,一夜之间,李敖图书充斥各大书店,出版商赚了个钵满盆满。担当雪洗中国文学奇辱重任的李敖放言道:“出了小小的一点恶气!我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为了考验评委会,颁奖颁了100年,还不分一个给中国,太荒谬了!” 然后是5月份突然有了巴金老人要角逐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消息。过了两个月,王蒙被搁进这场玩笑中充当主角,据说,他也被提名为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那时王蒙正在北戴河休息,闻此讯立时否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已故“语言大师”老舍之子舒乙突然“首次”向外界披露独家新闻,说1968年的诺奖本属老舍,但由于当时中国已进入“文革时代”,各国又谣传老舍已死,而诺奖一般不给已故人颁奖,所以这个奖“让”给了日本人川岛康成。因此,本应该由老舍打破中国诺奖零记录的最高荣耀却由一个日本人代领了。 掐指一算,现在离诺奖定名还有一个月左右,这个时候文人和传媒还会制造出什么新闻来呢? 失衡的名单 中国文学与诺奖百年无缘的确令人惋惜,但国人的诺奖情结似乎有些病态。诺奖真的是衡量一个民族或个人文学水准的唯一尺码么?如果是这样,诺奖会是什么标准?这个标准又由谁来执行?执行者本身是否本着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在我们为诺贝尔文学奖疯狂的时候,有谁真正考虑过这些问题?有谁注意过那些瑞典文学院士们的眼睛,他们是否抽空了自身的喜恶和爱憎,冷静面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的文学经典? 审察百年的诺奖名单,可以看到,从1901年至1998年为止,共有95人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其中法国、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等8个国家占59人,加上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则有71人。其中他们又是这么分布的:法国12人;美国9人(不包括有美籍的布罗斯基);英国6人;德国、瑞典各7人;意大利、西班牙各6人;俄国5人(包括布罗斯基);丹麦、挪威、波兰、爱尔兰各3人;瑞士、智利、希腊、日本各2人;澳大利亚、比利时、印度、哥伦比亚、芬兰、瓜地马拉、冰岛、以色列、南斯拉夫、捷克、尼日利亚、埃及、墨西哥、南非、特里尼达、葡萄牙各1人。很明显,诺贝尔文学家族重心放在了欧洲和美国,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价值取向明显倾斜。令人艳羡不已的所谓文学界的最高奖项让人怀疑,它是否真正代表了文学界唯一,公平的衡量标准?这项世界上最具权威的文学奖在它100年的历程中,是否一直遵循的是诺贝尔“理想主义”的选定原则? “通常”和“非通常” 诺贝尔,这位理想主义的伟人在1895年时写下有关诺奖遗嘱,对于文学奖他如是写道:“此奖的一部分赠予在文学上创作出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它由斯德哥尔摩的瑞典文学院颁赠,我特别希望,在颁赠奖金时,不要考虑候选人的国籍问题,只要他是最适合的人选,不必顾及他是否为斯堪的纳维亚人。” 还是让瑞典文学院常务副秘书长宇冷斯藤自己来说话,他在1984年给欧洲华人学会会员黄祖瑜先生的回信中承认说:“瑞典文学院偏袒使用‘通常’文字的作家作品,忽略使用‘非通常’文字写作的作家作品,瑞典文学院已经深深感觉到这些问题的存在,这种感觉非自今天,从颁发奖金开始时,就已经有了……大家热烈地要求,在物色文学奖金的可能得奖人时,也应注意到大量西方文字以外的语言文字和文化领域……” 瑞典人认为:“解决问题要靠翻译家,要靠研究院本身的努力,要靠院士、译者、文学、研究者的密切合作”,他们认为,即使有语言和文字障碍上的困难,也不能交给非西语国家和非北欧国家的文学专家们做,瑞典人不愿意把自身的大权交给“局外的文学专家”们,而让自己充担一个“橡皮图章”的作用,这是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既然有了私心,就不免在评定的时候依个人偏见使这项大奖有失公平。在瑞典的18名院士中,只有马悦然院士可以直接阅读中国的文学作品,其他人都要借助翻译。语言转换带来的误差令文学感染力大打折扣,而专家们的爱国热情、年龄取向、文化差异及其政治立场也影响着他们的评判标准。宇冷斯藤的坦白承认,表明了诺奖的许多局限和不公平性,不知道热衷于诺奖,并视之为最高荣耀有如受封的国人们看过之后以为何如? 我本“苍白”? 而西方对于中国文学的认识,也偏差到了可笑的程度。《国际先驱论坛报》是美国一家有影响力的报社,针对欧洲读者共同发行。2000年初至今,只有一期介绍中国文学的,说的却是卫慧的《上海宝贝》。文章发表后不久,即有某欧洲大学图书馆托访问学者在国内购买此书。试问:我们是否希望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评论界都认为《上海宝贝》是中国文学目前发展水平的代表?难道我们指望卫慧给中国争取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一直被冷待着,那除了自己在暗中使劲儿、等着出人头地的那一天,似乎没有再向他敬礼的必要,假如还要想着别人最终会赏你点东西以示公平,你就伸长脖子等着吧,等那东西到了你手里时,它可能已经变味了。 有批评家对诺奖拒绝中国文学诸事作过很深的自省,问题的指向一般朝向国内文坛,语气很焦急。比如,葛红兵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就作了全盘的否定。他认为:“没有一个人可以从内心让人佩服,没有一个人能成为人们的导师,没有一个人能在人格上无懈可击,就是鲁迅,老舍,巴金等在史书上流光溢彩的作家们都无法称之为大师……”而刘再复则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了比较冷静的评价,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总的来说因为体制的原因,作家的灵性与个性消磨殆尽。从30年代到90年代初,即使是原来在文坛上很有建树的作家,后来因为走入了大集体的“黑圈”中也无所建树…… 或者膜拜,或者抨击,或者自省,在世纪初的文坛上,我们已经被这顶理想主义的文学桂冠折磨得太久,这才是真正的“喧哗与骚动”。 能不能别再提诺贝尔文学奖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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