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随想
	古尤尤 　　冯友兰，三松堂主，熔史哲于一炉，国学大师。 　　钱锺书，学贯中西，才识矫人，写小说成大家，做学问更是付于古今笑谈中，国学大师。 　　汪曾祺，文体大家，小说写得清淡如水，隽永不绝，做人做得散淡从容，文品人品俱是炉火纯青。 　　这三人都是丰碑式的人物，让后人敬仰，超越几乎谈不上。更关键的是他们身上总有一种很让人肃然起敬的气度与风骨，天高云淡，闲云野鹤，世事仿佛都已经洞悉了。 　　让我们换一种说法。 　　冯友兰，“梁效”班子成员，儒法斗争期间提供大量论据支持某一个观点。 　　钱锺书，从“五·七”干校出来，进入“毛主席诗词”的英译班子。 　　汪曾祺，改编《芦荡火种》为现代京剧样板戏《沙家浜》。 　　他们都曾经做过后来被他们称为“不愿做”或“硬着头皮去做”的事，这也是让后人惊诧的事：对于这些大知识分子来说，“文革”也不尽然是血与泪，也有偷安，也有暗自的庆幸或者荣耀，至少在当时。 　　俗女人说做女人难，套用这句话说：做知识分子难，做一个心中有道的知识分子更难，做乱世中的心中有道的知识分子最难。很难说这是上述三位大师人生中的瑕疵，但肯定是不合他们操守的。这一点与他们相仿的陈寅恪的愤怒可以作证。陈先生固守岭南，坚辞北京之行，就是对这种世道的抗争。陈先生研究大学问无望，转而研究《再生缘》，虽是雕虫小技，但操守是保住了。但幸运（或称不幸）如陈先生者毕竟无几。 　　知识分子是一个很模糊的词，所以有海外华人言必称“因特莱克切”，以与我们习惯谓之的知识分子区别，在他们那里，医生律师工程师这些专门技术人员是不能叫知识分子的，只有那些从事社会人文研究并有对社会独道见解的人才可称之。前面提到的三位货真价实，是知识分子无疑。而这知识分子如果还是主义由他主义，我做我学问，“两耳不闻身外事”就说不过去了。涉于世，独立思考，独立人格，该是他们的追求。因为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心。 当然，于乱世中生存乃第一要旨，所以强求不得，我们从未提供一个现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强求这些“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教育下产生的知识分子就虚妄了。 　　“文革”后，数理化成为热门，人文科学多少被冷落，因为人们意识到，专业知识是饭碗，缺了它不行，而人文学科则是灵魂或良心，有它人痛苦，无它或者还可相安于世上。实是“文革”给世人留下的惊惧。 　　很难想像，没有良心的社会如何。就像我们难以想像冯友兰炮制大批判文章、钱锺书字斟句酌翻译“红军不怕远征难”、汪曾祺浅吟低唱“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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