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杨绛先生，偶尔通通电话，一说就忘了时间。

    曾听旁人说这位老太太，脾气古怪，执拗，凡事不好商量。

    也曾听杨绛先生在电话线那端讲述环绕“钱学”的云生风起。

    老实说，我对很多事不甚了了。隐约觉得，清雅纤弱的老太太在拼力维护庞大深奥的“钱学”，不由得内心暗忖：爱得太深也是一种负累。

    最近，杨绛先生寄赠我一本她新译的《斐多》，初时的感觉是惊讶，记得去岁老太太八秩晋八米寿之际，华侨出版社推出新版钱钟书的中篇小说集《人·兽·鬼》。此书是钱老在四十年代于上海所作，早于《围城》。我精心制作了一个标题《默存先生旧作重印，杨绛女士米寿添欢》，于去岁7月22日的本报文艺副刊上披露了这则书讯，聊表暖寿之意，出乎意料的是，米寿老人竟能动笔翻译，且翻译的是古希腊哲人纯理性的对话。

    当今科学昌明，物质繁荣，长寿已不是奢侈品，但是，长寿而思维清晰，长寿能从事精细的翻译和活跃的文艺创作，仍属渐入老境者内心企盼却难以获得的幸福。

    拜读《斐多》，更讶叹古希腊哲人的纯理性思维，在杨先生笔下，被翻译得明白如话，平易亲切，又发现书中有改错的蓝色蝇头小楷，端庄秀丽，乃杨先生手笔。《斐多》记录了苏格拉底就义之日的雄辩，侧重于生与死、灵与肉之间的关系。他的言词使我想起庄子“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之说。看来，能不能坦然地面对生死，是一道中西相通、亘古常新的命题。合上书卷，先生深厚的学术素养，为文的一丝不苟，勾起我无限的钦敬和仰慕。

    心苞里长出一种愿望，希望了解译书之经过。杨绛先生坦诚随和，在电话线那端娓娓细述。

    译书起于1999年，前后花了半年时间，因为初选的英译本不甚理想，也因为中间交叉着其他的事情。

    《斐多》是柏拉图对话录里最好的一本，中国还没有译本；也由于那时心里太苦，挑一本难译的书，投入其中，也就忘了自己。

    至于为何那时杨先生心里太苦，知者自知，我不必多问和多言，但是我觉得能够掠过尘俗的烦恼，穿越时光的隧道，游走于古希腊先贤的哲理，是真正的大气，真正的学问。

    论及译书的风格，杨先生认为，那是苏格拉底和门徒的对话，她想还它一个平易，一个家常，所以没有采用一个哲学术语。

    问及序言作者莫宜佳，她盛赞这位德国国家博士，耐心介绍国家博士和其他博士之别，那是必须经过国家级的严格考试而后获取的学位。莫宜佳教授是希腊拉丁文专家，也是汉学家，能读懂《管锥编》，曾把《围城》译成德文。她和她因《围城》之译而结识，之后时有来往。杨先生的话语里溢满了浓浓的友情。

    谈及书中的几处讹误，杨先生急忙承担责任，说编辑很仔细，书中错字有的出自她的手稿，乃打印时的失误，重印时就不会再错，语气内充满深深的宽容。

    搁下电话，沉吟良久，温厚的宽容的杨绛与古怪的执拗的杨绛，如何统一？

    也许，一位智者，有低眉菩萨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

    人活世上，万事忍让有个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底线。为了坚守底线，有时就不能妥协，不能退让。

    也不知我这种遐想是对是错？想去向杨先生当面讨教，又怕扰了老太太的清静。不去也罢。人与人之间总希望相互理解，人与人之间又常常很难理解。人们往往带着偏见和误解抱憾而去。这本是人类的悲剧。

    何况我和杨绛先生从未谋面……